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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起義的諸多頭領中，府谷山賊王嘉胤是初期最有影響力和最風光的唯一一位，就連帶頭大哥王二、闖王一世高迎祥都主動去向他入夥。
後來的農民軍三十六營中，紫金樑王自用、混天王張應金、不沾泥張存孟、八大王張獻忠等人，最初也都是王嘉胤隊伍裏的大小頭目，在王嘉胤死後才另立門戶建起自己的旗號。
王嘉胤銅像
1629年前後是王嘉胤最風光的時期，先是崇禎在這年二月裁撤驛站，致使大批“強有力之人”失去養家餬口的營生。於是這個下崗人士羣體，要麼直接去加入農民軍混飯吃，要麼先參加正規軍然後混成飢兵，再反水投農民軍，驛卒李自成被裁掉後就是走的後一條路。
接着是皇太極在這年十月打進來了，入京勤王成爲各地軍兵的最高政治任務。但執行這一光榮任務的苦大兵，卻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後勤待遇，餓着肚子被催命趕路的滋味實在不好難受，士兵們便在援救京城的路上紛紛開小差，跑回去投奔了農民軍。
這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延綏鎮軍和甘肅鎮軍，他們在入京勤王的路上飢憤難平，於是自發組織起來，成建制地叛逃。逃跑回鄉遇到農民軍，大家坐到一起開個訴苦大會，今後就一塊兒幹了。在當時坐擁這樣的重磅大利好，起義造反儼然成了豬坐上去都能飛起來的風口，而王嘉胤就是風口上那頭飛的最高的豬。
在正式投入起義行當之前，王嘉胤的身份是“逃兵+山賊+通緝犯”，是一個江湖經歷豐富、很有故事的人，他很快便成爲當時農民軍陣營的明星頭領。在別的農民軍還只敢攻擊縣衙、縣牢的時候，王嘉胤就已經轉戰陝甘晉，攻打延安、慶陽這樣的州府了。
明代延安、慶陽地圖
更令旁人無法企及的是，王嘉胤早早地就開始了稱王設官，以白玉柱爲右丞相，以王自用爲左丞相，手下有部將(包括高迎祥、張獻忠等)100多人、有士卒3萬多人，儼然一副明朝起義界第一人的派頭，很有點做大做強的苗頭。
新任三邊總督楊鶴到陝西上任時，王嘉胤已經把自己的流動王國搬進了山西，他因此錯過了一個從官府撈銀子的大好時機。因爲楊鶴的平亂策略雖說是剿撫兼施，但重點是以撫爲主，更具體點說就是以銀票爲主，他的底氣是崇禎從自家生活費裏擠出來的10萬兩銀子。
剛到任時，留守在陝西地面上的農民軍頭領們跟楊總督還很生分，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帶着錢糧來慰問的，鬧了些衝突，打過幾仗。
漸漸地，等大夥兒感受到楊總督的誠意，主要是感受到他腰包裏的誠意後，便紛紛投靠過去，過起了有飯吃、有錢花的好日子，雙方也就消停了。
銀子的魅力是無窮的，楊鶴揮舞着腰包裏的銀票，幾乎把陝西境內有點名堂的農民軍都招撫過，諸如掠地虎、小紅狼、一丈青、混江龍、點燈子、滿天星、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等等，這些不用真名混江湖的頭領們都到楊總督的鍋裏蹭過飯。
亮出真名真姓的頭領，楊鶴也招撫過，比如王左掛，比如神一魁，這兩人都是農民軍陣營裏大名鼎鼎的一線大腕，他們代表了楊鶴招撫工作的最高成就。特別是招撫神一魁時，一下子收了他手下幾十個大小頭目，但飯碗問題很快緊張起來，楊總督趁着向朝廷邀功之際，趕緊要錢要糧。
朝廷艱難湊了兩個月，最後戶部擠出來10萬兩銀子，又向藩王宗親們拉贊助拉來5萬兩，外加2萬石糧食，於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派巡按御史吳甡送到楊鶴手上。
吳御史丟下錢糧後，還丟下了一句話：朝廷已經盡力了，以後的事你自己解決吧。
按照楊鶴最初的設想，朝廷先投資出錢，他拿錢去買個消停，並幫助誤入歧途的農民恢復農桑故業，然後朝廷又可以接着徵收賦稅。這樣一來既解決了民變的難題，又恢復了朝廷在西北的稅收業務，可謂兩全其美一舉多得。
但這很像是一個“機智”的趙括式策劃案，很容易讓人忽略掉對問題真正癥結的探求，所以崇禎個人出資10萬兩承擔了楊鶴的種子輪融資需求。但朝廷裏是有明白人的，巡按御史吳甡送來天使輪融資款後，就暗示他別指望還能有A輪B輪融資了。
就連楊鶴的一些下屬也對他的招撫不以爲然，陝西督糧參政洪承疇就是典型的異見者。洪承疇是堅決的主剿派，他腰帶裏沒有錢包，而是掛着大刀，到處跟農民軍打打殺殺，連投降的也殺。
洪承疇之所以這麼幹的心思，楊鶴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那一套完全是花錢買平安，所謂招撫不過是撒銀票，但他並沒有撒不完的銀票。他不可能總去敲崇禎自家生活費的竹槓，戶部又沒能力給他安排專項財政列支，只剩下打地方財政的主意了，但這更不靠譜!
明朝九邊的糧餉，起初是以軍隊屯田自耕自種爲主的，遇上歉收等自給不足的情況時，則由京運年例銀(即戶部撥付)、民戶民運稅糧(即地方財政分攤)以及商人開中鹽糧(鹽政收入)等方式來補充。
但到了明末，軍屯制度已經基本荒廢，田地都流入官宦士紳們的手裏，士兵們無田可耕無地可種，軍隊失去了穩定的糧餉來源，地方政府的民運稅糧就被迫接過了這個重擔。
就西北地區民變最嚴重的陝西來說，陝西三邊四鎮的軍餉不僅需要其境內各府州縣民運稅糧的全力供給，還額外需要河南民運稅糧的支援。
除此之外，陝西還需要承擔對境內宗藩的供奉，考慮到朱明宗室強大的繁衍能力，這也是一筆巨大的財政負擔。
陝西境內的藩王有秦王、韓王、肅王、慶王、瑞王，特別是秦王、韓王等人早在洪武年間就在陝西安家了，兩百年來繁衍壯大，一大堆的後代被封爲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還有數不清的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等等等。
陝西明代秦王府遺址
這些數量多到沒譜的貴人們，都是需要好吃好喝好伺候的主。但不幸的是，就連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明末也會遇到因地方財政匱乏，時常領不到宗祿，而不得不餓肚子的情況。
所以，在朱重八的子孫也又重新餓肚子的時代，餓死些饑民、拖欠些糧餉，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但爲什麼會這樣呢?對稅源相對單一的明朝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容易想：糧食減產了，甚至很多地方出現了絕收。
從天啓末年直到崇禎九年(1636年)的十餘年間，陝西局部地區乃至全省範圍的旱災就沒有斷絕過，其中不少年份還上演了“旱災+蝗災”的雙料災荒，那是地主家都能被餓絕戶的年月，普通百姓人家基本已經慘到不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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