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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徵暴斂，農民生活比其地區更爲困苦，階級矛盾尖銳。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爭場所，各族人民與明朝統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陝西地區成爲最早醞釀和爆發農民爭的地區。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以陝西爲中心，全國各地農民起義，士兵兵變，手工者罷礦不斷髮生，爲明末農民戰爭準備了必要條件。
李自成從小就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後在銀州(現米脂縣)當一名驛卒。21歲那年，他打傷了地主，逃到甘肅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當時，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
天啓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鬥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稅，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饑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衝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王二首義後各地紛紛響應。天啓八年(1628年)，陝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全陝響應。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佔領府谷稱王設官，建立了臨時性革命政權。但是，農民起義軍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爲戰，而成份複雜，缺乏推翻明朝政權的明確目標，就全國範圍來看還處於戰略防禦態勢。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不沾泥等在陝西府谷等地首舉義旗，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陝境共有義軍100餘部。千部官軍邊兵，因缺餉譁變，亦加入義軍，併成爲骨幹。此時義軍作戰，自發性、盲目性強。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採用“剿撫兼施、以撫爲主”的戰略。但明廷無力養活大批饑民，已就撫者，紛紛再起。楊鶴爲此入獄，洪承疇繼督陝西，改用“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義軍。
各部義軍先後東進，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 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
陝北起義震驚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準備利用剿撫兼施的策略儘快平息農民起義三邊總督楊鶴執行以撫爲主，以剿爲輔的政策，企圖瓦解農民革命。在明軍剿撫兼施攻下，陝西戰場義軍除壯烈犧牲外，不少首領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現出時降時叛的復局面。
崇禎四年(1631年)至崇禎六年(1633)，爲避開明軍主力，王嘉胤率軍入晉，起義中心轉移到山西。作戰亦由極度分散，各自爲戰發展爲相對集中，互相呼應。王嘉胤犧牲後，王用聯合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纔等部20餘萬人，號稱36營，一度破大寧、隰州、澤州、壽陽等城。在山西繼續戰鬥，農民起義軍由分狀態進入協同作戰階段。
崇禎六年(1633年)冬，王自用作戰犧牲，起義軍在高迎祥領導下與明軍展開了激烈博鬥，損失較大。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24營10餘萬人突破官軍包圍，轉移到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鄖陽爲中心，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利用官軍分兵守境，互不協同的弱點，進行遊擊性質的流動作戰。與明軍周旋，明軍不得不分把守要隘，窮於追剿，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義軍勢力壯大，宣告了明朝招撫政策破產，明廷爲改變“事權不一、相互觀望”之被動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圍剿”方針。主撫派楊鶴下臺洪承疇繼任三邊總督，集中力量圍剿起義軍。
崇禎七年(1634年)，以陳奇瑜爲五省總督，統一指揮陝晉豫川及湖廣官軍，由四面分進合擊，企圖一舉盡殲各部義軍。義軍相繼轉進漢中，圍剿落空。明思宗撤陳奇瑜，以洪承疇繼任五省總督。當其調動官軍入陝，重新組織圍攻時，除李自成仍堅持流動於陝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轉進河南。洪承疇爲改變被動局面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洪承疇率主力出關追擊。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開封市西南)等地，連連受挫，被迫轉入西部山區。
崇禎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疇出陝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起義軍。起義軍深深感到，只有聯合作戰纔有力量，各路起義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 義軍分三路分進：一部西返陝西，一部北進山西，一部東入鳳陽(參見鳳陽之戰)，焚燬皇陵。
高迎祥、張獻忠等乘官軍被牽制於陝之機，三度進入河南。明廷認識到在義軍流動作戰情況下，全面圍剿，勢難成功，又改用分區負責，重點進攻的方針。以盧象升爲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各自負責，相互協同。當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此時，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爲加強陝西攻勢，令孫傳庭全力進攻漢中的高、張各部，令洪承疇專力進攻陝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遭到陝西巡撫孫傳庭埋伏被俘犧牲，餘部走歸李自成。此時，清軍入邊，破昌平等16城，朱由檢急調盧象升率軍馳援，中原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纔等部20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
高迎祥犧牲後，起義軍逐漸形成爲兩支勁旅，一支由張獻忠領導，活動在湖北、徽、河南一帶;另一支由李自成領導，活動在甘肅、寧夏、陝西一帶。
崇禎十年(1637年)，朱由檢再命熊文燦爲五省總理，並增派禁軍1200人，組織新的圍剿。李自成進軍四川，一度破城十餘座，但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洪承疇優勢兵力圍攻下，起義軍蒙受了很大損失。李自成兵敗梓潼，守岷州(今甘肅岷縣)、臨洮。同年，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及孫傳庭軍襲擊，敗走岷州。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南陽、麻城亦爲左良玉軍擊敗，負傷退谷城。熊文燦遂改圍剿爲招撫。劉國能、張天琳、張獻忠、羅汝才，先後降明或就撫。爲保存起義軍力量，李自成率殘部活動於川陝邊境山區，農民起義陷入低潮。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軍兩路入邊，京師戒嚴，洪承疇、孫傳庭率軍入衛，西北官軍減少。
張獻忠經過一年休整，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聯合羅汝才、張天琳等先後再起，破房縣、保康，在羅猴山(今湖北竹山縣東南)殲滅明軍主力左良玉部。朱由檢殺熊文燦，派兵部尚書楊嗣昌督軍進剿。
崇禎十三年(1640年)初，羅汝才曾在香油坪擊敗官軍，但不久與張獻忠先後敗於瑪瑙山及夔州，被迫轉進四川。 楊嗣昌率主力追擊入川。李自成乘機於十一月進入河南，迅速發展爲數萬人。農民軍首義至此時，優勢官軍始終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農民軍則處於反圍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時分時合，忽東忽西，尋找空隙及薄弱點進行襲擊，以調動疲憊敵人，在有利時機，形成戰役戰鬥上的局部優勢，出其不意打擊削弱敵人，在戰鬥中保存並發展自己。
經過十三年的遊擊流動的作戰，逐漸集中，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匯合爲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爲首的幾支農民軍。在多次反覆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盲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
崇禎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佔洛陽。李自成奪取洛陽後，俘獲官軍3000人，收繳了一批武器輜重，大大改善了農民軍的裝備，並使自己擁有了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他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佈告示開倉濟貧，大賑饑民，令饑民遠近就食。李自成張獻忠相繼攻佔洛陽、襄陽，宣告了明朝圍剿政策的破產。張、羅聯軍在四川大敗官軍於開縣黃陵後，以一夜300裏之速度，擺脫追擊官軍，於二月間返楚襲破襄陽(參見襄陽之戰)，楊嗣昌畏罪自殺。
羅汝才因意見不合走附李自成。張軍在信陽戰敗，轉進安徽。李自成在崇禎十四(1641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間，三攻開封(參見開封之戰)，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並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佔秦、隴全境及晉西山區，並收編大部三邊官軍。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崇禎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張獻忠部亦於當年八月攻佔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