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清朝一百萬兩白銀，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影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紀曉嵐設局讓和珅一頓飯花出去一百萬兩。劇中的和珅是哭笑不得，心痛銀子卻又不願承認自己落於下風。那麼一百萬兩白銀在清代究竟有着怎樣的分量，讓家財萬貫的和大人都覺得肉痛不已呢?
封建社會的階層分化總是十分明顯。先看官員收入。清朝的文官收入遠高於武官。據史學家研究，清代的養廉銀是官員俸祿的十倍至百倍，此處便以養廉銀爲例。
《清朝官員年俸》顯示，一品文官一年的養廉銀高達16000兩， “高薪養廉”的說法自此而來。官員俸祿隨品級遞減，到了七品知縣，養廉銀便降至1200兩了。武官們就沒這麼幸運。(官員養廉銀隨地方會有變化，這裏只做參考)
一品武官的年俸略高於文官，養廉銀卻只有區區2000兩，相當於四品知府。七品武官的養廉銀甚至不到百兩。再說百姓。馬嘎爾尼訪華後曾透露，清代後期普通的四口之家，每家年收入是32兩銀子，支出則有35兩銀子。
其中百姓的生存狀況我們暫不討論，毫無疑問，百兩白銀於普通人家來說已屬大額。更有學者表明，乾隆年間的20兩銀子便足以購置一間京城的房產。至此，我們大約能夠理解，一百萬兩白銀在清代的個人眼中是怎樣一筆鉅額的存在。於個人如此，百萬白銀在軍隊中卻沒有那麼經用了。
這裏我們簡單分析清朝的軍隊制度。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國家經制軍隊分爲八旗、綠營兩個體系。八旗有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共24旗。除去支給將領的俸銀、祿米、養廉銀等，八旗、綠營兵丁均按月支領餉銀與兵米。
當時的國家財政相對充裕，軍費開支也正常。八旗軍隊合計有20餘萬，不同年代有所波動，綠營軍隊在嘉慶年間數量最多，達66萬。雖然每個軍官的奉餉並不豐厚，但由於兵額過多，日常養兵費卻已讓人乍舌。
北大核心刊載文章中寫到，光是八旗和綠營的日常俸餉開支，每年便需“兩千數百萬兩”，以清代財政收入最高峯的乾隆五十六年爲例，史料顯示，這一年中央財政收入爲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支出爲三千一百七十七萬兩，僅軍費便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總額的近半。這裏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除法，在清朝前期的100萬白銀能抵不到5萬人軍隊一年的開支。
到了清朝中後期，八旗和綠營軍隊長期處於紀律渙散、訓練鬆弛的狀態，當年的虎狼之師已不復驍勇。新的部隊種類登上歷史舞臺，這便是清朝中後期承擔大部分軍事戰爭的勇軍。
勇軍由來已久，清朝早期便出現鄉勇，其多由地方召集，輔助八旗、綠營等正規軍作戰，類似現今所稱的“臨時工”。勇營士兵的糧餉都是由主帥發放，其私人屬性較強。我們以名聲最盛的湘勇爲例。
湘軍最高峯兵力達30餘萬人，其中曾國藩直屬部隊約12萬。這裏不得不提到以曾國藩爲首施行的湘軍籌餉制度。據悉，勇軍的軍餉一度達到綠營軍的兩倍之多。一改先前“薄餉多兵”的錯誤方針，曾國藩以高軍餉、建糧臺等舉措穩固了軍心。
《1853年到1864年湘軍糧餉制度考》中統計，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湘軍總計籌款一千八百五十四萬兩白銀。欠餉的情況我們暫且不計，每年湘軍的軍費支出在三百萬兩上下。由於地方軍隊過多，當時的湘軍數額已無法考證。
從已知資料來看，1864年即咸豐十四年，湘軍攻打天京時總兵力達到12萬人。據此我們粗略估計，清朝中後期的100萬白銀能養大約3萬人的軍隊一年。
甲午之後，朝廷以至民衆無不喟嘆舊式軍隊的無用，建設新式軍隊之議浮囂塵上。軍隊裁兵大刀闊斧，近代化的新軍應運而生。清政府推行軍制改革，着力編練新式陸軍，新軍薪餉政策日趨完善，其餉額水平也有了制度化的提高。“新軍士兵每月不僅可以結存部分餉銀寄送家屬，亦可存下少量銀兩。”
軍費的投入不僅在於餉糧，還在於現代化的軍事建設。以北洋軍爲例，其武器裝備全部採用洋槍、洋炮，在結構、制度等方面基本都仿照當時德國軍隊的編制。
申學鋒先生曾在文章中舉例，宣統三年的政府財政收入約爲兩億六千萬兩，軍費支出一項即達一億餘兩，佔歲入的近百分之四十。可見當時的政府傾力投入推動軍事近代化進程。
到了清朝滅亡前，各類軍隊的總數超過100萬人。也就是說，算上軍隊所需的現代化武器裝備，晚清的100萬白銀只夠萬餘人的軍隊一年的消耗。
清前期，政府還處在重文輕武的歷史階段。到了自編練新軍後，武官及軍人的收入有了較大變化。正如皮明勇先生所言：“清朝傳統的武官對文官法定收入的逆差已經徹底改變爲順差了，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