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不會死磕，很長時間內也不在乎錢，在乎的天朝的顏面，如果清廷堅持與列強死磕，八國聯軍侵華就是很好的例證，如果不賠錢，列強也不會擔心，列強掌握了太多的當時中國的重要收入來源，比如鐵路，比如海關，比如礦產，因此不論從清廷的角度還是列強的角度，死磕都是一個假命題。
一直到同治年間，清廷才正式轉變之前對於列強蔑視的態度，承認對外關係是國家間平等的外交關係而非天朝上國與蠻夷之間的關係。在此之前，清廷內部的保守派認爲洋人不堪一擊，只要朝野上下一心，一定可以武力擊敗列強，但是第二次鴉片過程中，京師淪陷，朝野震動，清廷的對外體制纔開始轉軌。
道光和咸豐二帝不願意見到洋人，認爲允許洋人進京，有損天朝威嚴和皇帝的面子，因此能不見洋人就一定不會見洋人，賠款割地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們最關心的是洋人會否打進京城，會否要求派駐公使駐京。因此只要洋人提出賠款的要求，清廷都會同意，並且用上好的庫平銀和墨西哥銀元賠付，這種情況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才改變。
甲午戰後，高達兩億兩的鉅額賠款讓清廷徹底猛醒，清廷沒有了抵抗到底的決心，選擇了賠款來息事寧人，但當時的國庫每年的收入不過9000萬兩，因而清廷採取了允許民間設廠，發行昭信股票的方式來籌措賠款。1901年的《辛丑條約》，本息合計將近10億倆，清廷也選擇了賠付，分39年還清，清廷進行了全國範圍內的攤派。
因此，從清廷對賠款的態度的變化可以看出清廷對外觀念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