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罵“日本鬼子”，其實鬼子亦有分類，有些鬼子還真不錯呢。如尾崎秀實、中西功、西里龍夫，皆是文質彬彬的情報員，爲了共產理想甘做“日本好鬼子”。
戰時在南京，汪精衛政府儘管聽命於日本鬼子，但爲了自保，政府官員由上至下幾乎除了汪精衛和他老婆陳璧君以外，沒有人不跟重慶的蔣介石政府有聯繫，軍統頭子戴笠甚至把祕密通訊電報機設在汪政權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家裏。這些所謂漢奸，其實是雙面甚至三面間諜。他們既跟國民黨聯繫，亦跟共產黨掛鉤，像在賭桌上買大小，所有的寶全押，力求萬無一失。那時候的南京確爲間諜之城，國民黨、共產黨、蘇俄，全把間諜棋子佈置得無孔不入。汪精衛的高級機要祕書李正文便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人，他負責整理汪政府會議記錄，一式兩份，一份送呈汪精衛，另一份祕密轉交老共同志。汪精衛的日文祕書汪錦元亦是中共情報人員，他把汪精衛跟日本鬼子會談時的媚談仔細記下，汪精衛號稱愛國，卻對武士刀哈腰鞠躬，真讓人替他難過。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西線軍力緊張，須從遠東地區調兵作戰，卻擔心日本鬼子趁火打劫，乃透過共產國際指示延安中共中央，要求潛伏人員探知軍情。汪錦元和李正文分別發功，三個月後，確認日軍已暫停對蘇作戰準備。蘇聯馬上鬆一口氣，調整戰略部署，從遠東抽調二十個精銳師到西邊追擊納粹德軍，全力保衛莫斯科。
蘇聯是搞情報的老祖宗，不僅有辦法指使中國人，更有能力讓日本人替其賣命。日軍暫停攻蘇的情報除由汪和李取得，也得到潛伏在東京的共產國際間諜證實。共產國際吸收了一些日本紅色分子，以記者、教授、外交官等身份在東京和中國大陸做臥底。如尾崎秀實、中西功、西里龍夫，皆是文質彬彬的情報員，爲了共產理想甘做“間諜”，只因共產革命無祖國，這是他們的信仰，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西里龍夫是日本熊本縣人，1926年入讀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這書院其實是特務培訓所，訓練出一批又一批日本情報員。西里龍夫畢業後到日文報紙《上海日報》做記者，結識了許多中國左翼文人，亦見過魯迅、胡也頻、夏衍等，漸變左傾，跟幾個日本同學組成“日支鬥爭同盟”，探究世界革命問題。1932年，西里龍夫返回東京，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曾被捕，翌年再到中國，在日本“同盟社”做上海總局記者，假裝悔改，取得日軍信賴，被委以情報蒐集工作。但他“身在日營心在支”，經常把自己同胞的情報交給中共。跟西里龍夫同時做情報員的尚有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他1929年到東亞同文書院讀書，亦變左傾，曾向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反戰傳單被捕，其後輾轉到大連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任職。表面上做同胞的情報員，實際上是中共的情報員，屢建奇功，是延安眼中的“好鬼子”。
1941年10月，共產國際駐日本的佐爾格間諜小組被破獲，連累潛伏在日本近衛首相身邊的尾崎秀實被捕。他匆忙向南京組織發出電報，只寫三字，“速西去”，示意西里龍夫和中西功趕快逃命。但兩人正在蒐集極關鍵的戰爭情報，不顧安危，堅守崗位。什麼情報值得用命換取?是日本向英美髮動太平洋戰爭的情報。他們得知南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正開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配合其他軍隊佈防調動線索，判斷日軍必有行動，最早是12月1日，最遲是12月15日，有九成可能性在12月8日。中共情報負責人潘漢年得了通報，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也被通知，蔣介石透過宋子文把消息告訴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可惜白宮沒有重視。12月7日，日軍突襲珍珠港;12月8日，日軍轟炸香港啓德機場。歷史突變。
上得山多終遇虎，1942年6月，中西功在杭州被捕，同一天西里龍夫在南京被捕。他們被送回日本受審，皆判死刑，但拖了幾年，尚未執行，日本投降，他們被釋放，繼續搞共產革命。前者在1947年以共產黨員身份出選參議院得勝，後者投入農會運動。1973年，中西功死了。1987年，西里龍夫死了。戰爭革命俱往矣，只留下一堆歷史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