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麗特·阿巴斯諾特(英文:Harriet Arbuthnot，1793年9月10日-1834年8月2日)是19世紀早期英國日記作者、社會觀察家和託利黨的政治女強人。在1820年代，她是滑鐵盧戰役的英雄不列顛首相第一代威靈頓公爵"最親近的女性朋友"。 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與公爵保持通信和交往，並將其記載於自己的日記中，這些素材被威靈頓公爵的各種權威傳記所廣泛採用。
她生長於英國貴族的環境中並且與一位身爲議會成員的政治家締結婚姻，因此有着絕佳的機會去結識攝政時期與後拿破崙時代的各種重量級人物。她經常逐字記錄各種會議和交談的內容，今人所撰的許多關於這一時期的歷史及傳記往往會引用阿巴斯諾特夫人的字句。她在從政生涯中的觀察和記述並不僅僅侷限於個人體驗，而是以相同的關注來描述公共政治、重大事件與日常生活，留給歷史學家們關於那些事件的清晰的全景圖。她的日記最後於1950年以《阿巴斯諾特夫人日記》爲題結集出版。
哈麗特·阿巴斯諾特出生時名叫哈麗特·費恩，是第八代威斯特摩蘭伯爵托馬斯·費恩的次子亨利·費恩之女。作爲一個年輕人，亨利·費恩被描述爲"十分懶散和粗心，並且把大量時間浪費在鄉間"。然而，他抓住時機成爲了萊姆區的國會議員，並在1772年被指定爲爲國王私家馳道的管理員。1778年，他與阿巴斯諾特的母親、一位富家小姐、愛德華·巴克利·巴特遜之女安妮·巴特遜結婚。這對夫婦有14個孩子:9個兒子和5個女兒。
小哈麗特的絕大部分童年時光是在高高坐落在格蘭瑟姆鎮之上石灰岩小山上、林肯郡的富爾貝村家中度過。那所亨利·費恩從父親那繼承的房子在阿巴斯諾特的童年時代還並非一套超大的現代公寓。它在1773年大火後進行了重建，並於1784年被亨利·費恩大大擴展了並使之現代化。在富爾貝哈麗特和她的13個姐妹享受了一個舒適而頗爲富裕的鄉村童年。
哈利特·費恩的父親在她九歲時去世，但在1810年她家的財產大幅增加，因爲她母親繼承了漢普郡雅芳特瑞爾的不動產和多西特的阿普伍德地產。這使寡居的費恩夫人能夠的到每年6000英鎊的收入， 按當時的標準這是筆相當高的收入。然而，要想維持現有的社會地位和撫養14個孩子，這筆錢實在不夠花。
阿巴斯諾特初次注意到威靈頓大概是在1814年間拿破崙流放厄爾巴島後重新開放的巴黎沙龍。威靈頓被指定爲駐杜伊勒裏的英國大使 ，那座城市擠滿了拿破崙戰爭後渴望到大陸旅遊的英國遊客。
阿巴斯諾特夫婦經常於各種社交場合出現。 查爾斯爲威靈頓所知，而且他是威靈頓的弟弟亨利在離婚案期間的強烈支持者，威靈頓很可能見過，至少是聽說過阿巴斯諾特夫人- 她是他特別喜愛的布爾格什家族中的一個同胞不過僅僅直到卡斯雷1822年去世後，威靈頓和阿巴斯諾特之間的友誼之花才真正綻放。在此之前不大可能有何親密的友誼產生。威靈頓，當時安頓在卡羅斯特賓館(那個房間最近由拿破崙的妹妹波林·鮑格才公主騰出來)而且受到王政復辟時期的全巴黎予的歡迎， 已經爲自己找到了一位女性同伴，朱澤皮娜·格拉西尼。這位女子以與拿破崙的密切友誼而聞名，被稱作"La Chanteuse de l'Empereur"，現在又投入威靈頓的懷抱。另巴黎社會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十分反感，尤其當威靈頓公爵夫人抵達巴黎後。
許多人推測阿巴斯諾特夫人，她的丈夫查爾斯和威靈頓之間存在"三角關係"("Ménage à trois")，然而被一些傳記作者否認。不過，據說婚姻不幸的公爵享受着他與阿巴斯諾特夫人的關係因爲她能給他"他的妻子無法帶給他的安慰與歡娛"。在所有事情上阿巴斯諾特都的確是他的紅顏知己，尤其在關於他婚姻的問題上。他向她透露說他之所以娶他的妻子完全是因爲"別人要求他那麼做"，他甚至"對她沒有一點愛意"。 實際上，在他們結婚之日前威靈頓有十年沒有見過他的妻子。 結婚之後，新郎和新娘發現他們之間很少共同之處，如果他們有什麼共同點的話。儘管生育了兩個兒子，他們在大部分時間裏兩地分居，直到公爵夫人於1831年去世。作爲其不幸婚姻的結果，威靈頓與其它女人交往，但他爲阿巴斯諾特"保留了內心最深處的愛"。 她的丈夫那時供職於財政部，而她則在威靈頓在1828年1月及1830年11月間的第一次首相任期之內努力坐到了今天被稱爲威靈頓的社會祕書的位置。據暗示威靈頓公爵允許她"幾乎無限制的接觸內閣的祕密" 然而無論她接觸和直到什麼，似乎她都無法影響公爵，但是甚至他在1828年1月對將她丈夫帶入內閣的拒絕都沒能動搖這種三角關係。威靈頓並不企圖隱瞞他和阿巴斯諾特間的友誼。有說法指出他們的關係是柏拉圖式的，這被社會中最上等的階層所接受，這從肯特公爵夫人在1828年允許威靈頓向她年幼的女兒、未來的維多利亞女王引見阿巴斯諾特可以看出。 阿巴斯諾特寫道小公主是"……我見過的最迷人的小孩"而且"肯特公爵夫人是個很明智的人，她把她(維多利亞)教育的非常好"。 阿巴斯諾特對公爵夫人的印象並不完全是公正的，也並不被威靈頓和其它政要所認同。不過，阿巴斯諾特自己的特質被認爲尚不足以可敬到能夠被允許會見小公主的地步。阿巴斯諾特日記中的許多評論並非向她對肯特公爵夫人的評論那樣恭敬。威靈頓和阿巴斯諾特經常一起旅行，1824年他們的布倫海姆宮之行引發了她日誌的一篇文章裏關於威靈頓的夥伴第五代馬爾伯勒公爵的嚴厲批評，她寫道:"可是這個大將軍的家族不幸的走向沒落，而且還是對丘吉爾名號的玷污，此刻他們選擇了苟活。現任的公爵負債累累，比一個普通的騙子實在好不了多少……"
當威靈頓和託利黨於1830年11月失去權利後，阿巴斯諾特對她的日記失去了興趣，她寫道:"我現在寫的很少了，我敢說，在我的書裏，除了公爵，沒有什麼公共人物能使我感興趣。"她關於託利黨的分裂的說法完全是黨派性的敘述，與記述那些託利黨核心集團之外發生的事情一樣精確，敘述面廣，但不像亨利·霍布豪斯的記述那樣徹底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