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共榮圈”一詞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提出的口號，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一項基本國策。
“大東亞共榮圈”一詞最早出現在1940年8月，是當時的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提出來的，松岡洋右提出的這一詞語的背景，是德國當時以閃電戰席捲歐洲大陸，日本認爲德國的勝利已不可避免，分割世界的時機來臨，日本需要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松岡洋右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與此前不久——即1940年7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提出的“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之設想一脈相承。之後，“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甚囂塵上，日本也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磨刀霍霍。
“大東亞共榮圈”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它體現在“大東亞”上。其基本範圍是“東亞”，但是，“東亞”加上“大”，便平添許多玄機。日本政府從未明言“大東亞共榮圈”在東亞的基礎上——即日本政府掛在口頭上的“以日滿(僞滿洲國，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的傀儡政權)華(指汪僞政權)爲骨幹”——究竟應該拓展到什麼地方，日本政府從來都是宣傳至少應擴展到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大東亞共榮圈”思想是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即德意日建立軸心國，企圖分割世界的形勢下提出的。1940年9月，日本政府在一次討論與德、意進行同盟談判的高級會議上，把日本的勢力範圍規定爲：“以日、滿、支(支那，指中國)爲中心，包括委任統治之德屬諸島，英屬婆羅洲，荷屬東印度、緬甸、澳大利亞、新西蘭”，也就是指日本、中國、東南亞地區、西南太平洋諸島以及緬甸、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也許是自己也覺得胃口太大了，又補充規定道：“但在談判中，我方提出之南洋地區暫指緬甸以東、新幾內亞以北”。相對於政府比較謹慎的說法，在當時異常活躍的日本右翼在談及“大東亞共榮圈”時，把西伯利亞、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等統統囊括在內，這可以視爲一種輿論，也可以視爲日本政府內心想法的一種直白的表露。確實，日本政府在戰爭發動後，也表現了染指上述地區的企圖，後來因爲各種原因未能得逞。最終，日本事實上的“大東亞共榮圈”是1942年5月左右征服了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地區之後形成的，其領土北起阿留申羣島，南臨澳大利亞，西至印度洋，主要包括東亞、東南亞地區，面積380萬平方公里，人口1.5億。
“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侵略的藉口，也是其擴張的目標
“大東亞共榮圈”是戰前日本侵略擴張路線的發展的極致。首先，它是“大陸政策”的惡性膨脹的結果。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就開始對外侵略擴張，並逐步形成了其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也就是侵略亞洲大陸的政策。其標誌性理論是1890年山縣有朋提出的“主權線”、“利益線”理論：“蓋國家獨立自主之道有二：一爲守衛主權線，二爲保護利益線。主權線者國之疆域是也，利益線者乃與主權線之安危有密切關係之區域是也。大凡國家，不保主權線與利益線，則無以爲國。而今介乎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只守衛主權線已非充分，必亦保護利益線矣。”當時山縣的“利益線”是指朝鮮。後來，隨着日本軍國主義吞併朝鮮，其“利益線”指向中國東北。侵佔中國東北之後，又把征服全中國作爲目標。最後，是要征服整個亞洲乃至世界。在侵略過程中，其戰爭規模不斷擴大，領土不斷擴張，野心亦隨之不斷膨脹，至“大東亞共榮圈”而達其巔峯。可以看出，“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軍國主義近代以來侵略擴張路線的邏輯發展和必然歸宿。其次，它是“經濟圈”理論的惡性膨脹的結果。30年代，世界性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列強都建立了排他性的經濟圈。在這一現象的刺激下，日本軍國主義恰好找到了其侵略中國乃至亞洲、排除英美勢力的理論依據。當時的一位日本經濟學家聲稱“如果日滿的經濟連接完成，日本即可以世界強國的地位出色地創建爲自給自足的大國。”然而，在佔領了中國東北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認爲僅有東北是不夠的，必須開發華北，所以有“中日滿共榮圈”的理論。後來爲了取得石油，又認爲必須向東南亞發展，於是“東亞共榮圈”又發展爲“大東亞共榮圈”。這一理論如此爲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樂於接受，以至於他們製造了這樣的邏輯：只要它認爲對日本利益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地區，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就有權採取任何行動而無需他人置喙———即便你是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加以阻撓就是“攻擊日本”，日本就有權“自衛”。這樣，日本軍國主義蓄謀已久、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竟被自己描述爲是迫不得已的，是自衛的，是被逼的。在日本當時的宣傳中，把對其侵略擴張造成妨礙的國家稱爲對日本的威脅，當時日本所宣傳的ABCD(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包圍圈正是此意。所謂的“自存自衛”、“自衛戰爭”的說法即由此而來，這一陳詞濫調現在在日本右傾勢力中也還有相當的市場。
“大東亞共榮圈”也是日本統治者蠱惑宣傳的一個“傑作”。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確是一副正人君子面孔、菩薩心腸。宣傳與喜歡行動的乖離，恰似雲泥之別。日本向來給自己的壞事尋找理由，製造光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東北，當時的口號是“自衛權的發動”，這就是說中國先侵略了日本了;盧溝橋事變，日本政府稱是“爲了懲膺中國軍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這就是說中國幹了壞事了;接着還有“更新中國的建設”、“日滿支三國的結合”、“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等等。當然，最動聽的口號是“大東亞共榮圈”。在日本政府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時，聲稱其基幹成員包括日本、“滿洲”、中國。可是，當時“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中國的半壁江山遭到日本蹂躪。其“共榮”的基礎何在?日本軍國主義舉出的，給亞洲其他國家人民聽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理由是：人種上相近、地理上相依、文化上相通、歷史上互相往來，因此，亞洲各國人民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日本與這些民族共有被西方殖民者侵略和壓迫的近代史。因此，在亞洲只有日本可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情況下，其他國家應自覺接受日本的領導，在日本的領導下復興亞洲。因此，日本侵略亞洲其他國家，不是侵略，是“解放亞洲”，是“爲了亞洲而流血犧牲”。他們只強調歐美殖民者的罪惡、只強調自己與歐美殖民者作戰的事實，全然不顧自己的企圖，自己的所作所爲本身，自己究竟給亞洲各國帶去的是什麼。而且，東南亞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擺脫了殖民統治，竟被現在日本的右翼政客視爲日本的功勞，公然宣稱這是日本與歐美殖民者的戰鬥所致。把兩個根本沒有因果關係的事件放在一起胡攪蠻纏，真是無恥之尤。澳大利亞的一位學者曾說：“日本人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打了敗仗，因爲如果他們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意圖獲得成功的話，那麼真正的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就希望很小。”當然，亞洲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大東亞共榮圈”給亞洲人民帶來的是災難。古語曰：“聽其言、觀其行”。究竟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如何，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各國佔領的歷史，是亞洲各國人民斑斑血淚的歷史，日軍在侵略過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在中國，其他不論，光是南京大屠殺，就有30萬人被屠殺。日軍在東北建立的“七三一部隊”細菌試驗所，用活人做試驗，被殺害的無辜者數以萬計。日軍在中國進行的“掃蕩”“三光作戰”更是慘絕人寰，往往一個村莊的人口被虐殺殆盡。日軍在亞洲各國強迫婦女做性奴隸，更是喪盡天良。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使中國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萬人。在亞洲其他國家也一樣。日本統治期間，戰死和被屠殺的菲律賓人達111萬人，日本侵略軍規定任何企圖傷害日本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動，都以槍斃10名菲律賓人作爲報復。日軍在其他各國製造的各種慘案，也是不勝枚舉。
在日本通過軍事手段佔領的地區，實行政治上壓制、經濟上掠奪、文化上同化的政策。這是地地道道的殖民政策，與西方殖民者毫無二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在東亞扶植了許多傀儡政權。這些被日本標榜的“獨立”的政權，沒有真正的獨立可言，其實權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受日本人的操縱。日本在佔領區實施嚴厲的警察制度，建立間諜和告密系統，禁止一切政治活動，解散一切現存社團。同時，強制建立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新的組織，以使各地的政治活動置於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如“滿洲國”的“協和會”、中國華北的“新民會”、朝鮮的“國民總力聯盟”、臺灣的“皇民奉公會”、菲律賓的“新菲律賓服務協會”、爪哇的“爪哇奉公會”等等。這些組織的目的便是宣傳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觀點，綏靖各地的抵抗運動。在經濟方面，正如當時日本的大藏相賀屋興宣所言“日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無暇顧及當地居民的生活，暫時採取榨取的方針”。在日本佔領了其他各國的領土後，強行沒收所謂的“敵產”，強徵糧食，由日本公司在各國大肆掠奪資源。僅1943年，日本就從印尼運走550萬噸石油。日軍在越南北部強徵掠奪糧食，1944至1945年間，造成200萬人餓死或病死。此外，日軍驅使大量勞工從事繁重勞役，致使無數勞工成了地下冤魂。戰爭期間，死於國外的印度尼西亞勞工多達200萬人。1942至1943年，日本修建緬泰鐵路，致使25萬人死亡，該鐵路被稱爲“死亡鐵路”。在文化方面，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在各地推行日語教育，宣揚日本文化，甚至把日本的節日定爲其他國家的正式節日，把東京時間定爲其他國家的標準時間。
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也隨之煙消雲散。然而，在日本，90年代以來，有相當一批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人物，重新拿起在戰爭期間日本統治者的歪理邪說，爲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塗脂抹粉。其最重要的論點與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的宣傳是一脈相承的，其特點便是胡說八道、厚顏無恥。“大東亞共榮圈”對日本而言也許是一種榮耀，一種不敢承認的榮耀，但對亞洲遭受侵略的國家而言，則絕對是一場噩夢。因此，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對亞洲各國人民而言如此，對日本人民而言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