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日戰爭史的學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這場戰爭中的“擴張主義派”、哪些人是“反擴張主義派”，或者以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把鷹派同鴿派區分開來，那可是一項事倍功半的工作。如果假定陸海軍軍官們在擴張主義派陣營裏處於支配地位，而內閣的文職成員和官僚們都是反對擴張的，那就會對諸如廣田弘毅和近衛文麿公爵這樣一些人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作出不恰當的評價。因爲，在中國事件的關鍵階段，他們作爲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擴張主義派那一邊的。
把陸軍參謀本部說成是反擴張主義派，把陸軍省說成是擴張主義派，那倒是一個較有實用價值的意見。不過，雖然這種說法在許多場合下是正確的，但也仍舊站不住腳。因爲例外情況過多，而且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之間的人員互調也很頻繁。一位研究中日戰爭史的日本專家認爲，如果非搞出一張派系表不可的話，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細緻的分析：在陸軍省內部，軍務課是反擴張主義的，軍事課是擴張主義的;在陸軍參謀本部內部，反擴張主義派支配着戰爭指導課，擴張主義派則支配着作戰課。正如製表人自己所承認的那樣，連這樣一張表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對戰爭初期來說，這張表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蘆溝橋事變時以及其後約三年期間，參謀總長一直是閒院宮載仁大將(親王)。他是在滿洲事變時被任命擔任該職務的，因爲當時陸軍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決不能把這個重要職位交給一個派系將領。閒院宮與皇室的親屬關係使他超然於不和與爭議之上，並起着掛名首腦的作用。他主持會議，由於他的威嚴儀表，使有時激烈爭吵的參謀會議不至於超出軍事禮節範圍之外。參謀次長多田駿將軍則起着遠爲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於多田爲了使工作上有統一的意見，全神貫注於設法消除意見有分歧的幕僚之間的爭吵，所以他自己的意見並不總是前後一致的。要進一步看清楚中國事變怎樣使陸軍系統分裂爲擴張主義派和反擴張主義派這兩個陣營，最好考察一下反擴張主義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爾少將的觀點和結局，他於戰爭爆發時擔任陸軍參謀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戰部)部長。由於石原在陸軍大學學習成績優異(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級中名列第二)，他於二十年代中期作爲一個低級軍官光榮地被派往國外學習。在柏林，他是一個勤奮研究歐洲軍事史的學生;從他的札記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諸如馮·克勞塞維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悉，不亞於大多數日本軍官之於東鄉和大山。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關東軍，在以後的幾年裏，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於使那支軍隊成爲日本有名的、向大陸擴張的急先鋒。石原和板垣徵四郎大佐一起承擔了周密的準備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將她的勢力擴展到整個滿洲的廣闊地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力量作了估計，制訂了壓倒這些軍隊的作戰計劃，然後着手說服他們關東軍本身的指揮官和東京軍事當局相信發動滿洲戰役是英明的。
當一九三一年九月採取行動的時刻到來時，他們並沒有因下面的事實而躊躇：他們的意見未能得到東京軍方無條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標相左。他們把滿洲當作一個堡壘，既可用之來對付南面的中國，更重要的是還可用之來對付北面的蘇聯。此外，他們把滿洲看作一個戰略供應基地，能補充日本礦產資源之不足。石原和他的關東軍同僚深刻了解他們的滿洲戰略中的循環推理，“以戰養戰”就是他們用以描述這種戰略的名言。
一九三五年，石原調回東京到參謀本部擔任重要職務，第二年他就任作戰部部長。由於他努力爭取，作戰部既負責軍事計劃的工作又承擔了經濟計劃的工作。在石原看來，這兩者是密切關聯的。典型的帝國陸軍軍官們總是一味強調紀律、優秀的精神素質以及大和魂等等之無比重要，認爲這些是無價之寶，可以補日本在現代化戰爭裝備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這一傳統意見。石原與他的絕大多數同僚不一樣，他並沒有輕視統計學家和經濟計劃工作者的才能。
恰恰相反，他那個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戰爭指導課)就是編寫關於陸軍未來需要的預測報告以及關於日本經濟實力的狀況和弱點何在的調查報告。石原從他僚屬努力寫的研究報告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的資源遠遠達不到保證現代戰爭需要的水平。他進一步得出結論，除非把日本的經濟置於總體戰的體制上，它就無法適應陸軍當前可預見的迫切需要。必須按照輕重緩急來重新調整國民經濟，以便適應一支遠離日本本土而作戰的現代化、機械化、機動性高的陸軍的需要。據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個綜合性的五年計劃(一九三七——一九四一)。這個計劃要求大大提高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飛機、煤、鋼鐵、電力、大米等方面的生產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
石原不僅是一個軍事戰略家，而且還是一個歷史學家和軍事哲學家。他的研究導致他主張進行一場類似《聖經·新約·啓示錄》所預言的那種世界戰爭(即世界的最終決戰)。他對他自己在滿洲事變以前的幾年中所形成的觀點，在之後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這些觀點裏，始終貫穿着世界上兩個大集團，即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上的巨大沖突這樣一個主題思想。衝突之根源在於東方的精神價值和西方的物質價值之間長期的緊張關係，而不單純是對領土和市場的爭奪。一旦這場史詩般的戰爭決定了這兩種文明孰優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夠在永久和平中”團結”起來。
當石原於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闡述他的理論時，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敏銳地覺察到了現代技術的重要性。他感到，由於發展了具有大規模破壞能力的武器，戰爭將會是短促的;能作環球飛行的飛機也將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來的設想，在這最後的一戰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而成爲西方文明價值的最有力的捍衛者美國將同東方文明的衛道士日本相對抗。石原把滿洲也包括到最後一戰理論中，因爲這個地區本身不僅在軍事上很有用，而且在那裏進行的擴張是使東亞人民能團結起來的第一步。中國顯然是連自己本身也團結不起來的，更不用說來團結全東亞各國人民了;因此日本必須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以使東方各國人民能在未來史詩般的戰鬥中團結一致。
石原始終認爲蘇聯是西方的一部分。但作爲一個潛在的對手，她構成威脅的大小隨着不同的時期而變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陸軍參謀本部工作的前後，他已經開始把蘇聯看作是對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脅了。面對蘇聯共產主義在東亞方興未艾的挑戰，較爲遙遠的最後大戰的威脅變成次要的問題了。石原主張，在來自俄國方面的直接威脅緩和以前，應該暫且避免同美國及歐洲列強的關係緊張化。換句話說，應該把最後一戰儘可能地推遲下去。石原決不是僅僅模糊地預見到與蘇聯之間即將發生的戰爭。一九三六年，他估計不出五、六年就要發生對蘇戰爭。當石原將軍和他的部屬在制訂五年計劃的時候，他們首先考慮到的便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戰爭。該計劃將在這次戰爭爆發的前夕執行完畢。石原完全相信，日本軍事力量決不是蘇聯遠東軍的對手。這個估計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張高峯和諾蒙坎的兩次較量所證實：日本軍隊是被裝備和後勤支持佔優勢的蘇聯軍隊所擊敗的。
石原關於日俄戰爭不可避免的預言使他完全改變了對中國的想法。約在滿洲事變(一九三一年)時，他認爲日本必須通過武力控制中國以建立一個東亞聯盟，即一個包括日本、中國和滿洲國的政治和經濟集團。但在蘆溝橋事變前夕(一九三七年)，他開始拋棄用武力來組成東亞聯盟的設想，而強調要以道義上的勸說和示範作用作爲爭取中國參加該集團的手段。他的邏輯並沒有使他主張放棄以武力奪來的滿洲國;反之，他建議使日滿關係成爲和諧與共同繁榮的範例以誘使中國參加合作。這就需要日本陸軍放鬆對滿洲國的嚴酷控制。同時日本必須停止在長城以南的中國本部進行軍事冒險。
在石原看來，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國進行持久戰的泥沼中，那將是極爲愚蠢的。這樣的戰爭會給她真正的敵人蘇聯以可乘之隙。在後方有一個敵對的中國的情況下，日本不敢冒同蘇聯作戰的危險。除開這一點考慮之外，石原對中國看法的改變是由於對國民黨有了新的、積極的估價，也由於他對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相當重視。在帝國陸軍軍官中，持有這種看法絕非尋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軍人中普遍存在的觀點，開始感到國民黨並不僅僅只是一個軍閥派系，它其實是民族主義潮流的領導者(或許是追隨者)。而日本卻冒險來頑抗這股潮流。
中國的西安事變以及隨後組成的統一戰線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對中國的看法。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變後的第一個月，他和他的幕僚準備了許多備忘錄，強調有必要放棄過去在華北和內蒙古所執行的損人利己“謀求特殊權益”的政策。對於陸軍中的許多人來說，西安事變是一個可驚的徵兆。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種比單單建立國共合作更爲複雜的內容，即一個針對日本的中蘇聯盟將要出現。石原卻反對這種分析。
他說：“雖然抗日統一戰線的起源和發展同第三國[蘇聯]，特別是同共產黨有些關係，但它實際上是國民黨的一種變化。基本上可以指望這種變化會發展成爲真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運動。”隨着新中國的創建是不是會產生一種敵視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說，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來決定的事了。他作出結論說，“決定因素”是日本願意(或拒絕)“拋棄她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從而表明日本的真正誠意。”在同一時期寫的另一份備忘錄中，石原力主要把華北看作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某種“特殊地帶”的那種“觀念清除掉”。日本必須停止鼓勵華北五省獨立，而且必須“明確表示，冀察政權眼下所管轄的地區應爲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必須置於中國的中央政府之下。”
石原的意見和擴張主義派針鋒相對。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同他一樣，相信對蘇戰爭即將發生。但是他們根據那個前提所得出的結論卻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說，中國的威脅應當以武力來消除，以便日本騰出手來對蘇聯作戰。石原和反擴張主義派把在華的日本人受到日益頻繁的襲擊和越來越刺耳的抗日呼聲看作是一種證據，它證明一個能夠建立強大、統一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覺醒，日本應該同中國結成同盟。
而擴張主義派則把上述對日本人的襲擊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國“缺乏誠意”的證明，這隻能說明日本決不能信任國民黨政權，也不能同它合作。東條英機中將的意見充分表明了擴張主義派對中國形勢發展的反應。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距蘆溝橋事變的發生還不到一個月，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向東京發出一份絕密的緊急電報，力主日本決不能容許國民黨政權解散日本以往幾年就已在華北建立起來的政權機關和特殊關係。東條說，國民黨蔑視日本，同它恢復友好關係的任何嘗試只會增加這種蔑視。他作出結論說：“從對俄國備戰的觀點看來，我堅信，如果[我們的]軍事力量容許的話，我們應該首先打擊南京政府，以消除我們後方的威脅”。
蘆溝橋事變的爆發使反擴張主義派大吃一驚，他們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進行就地協商以解決事端，防止衝突的擴大化。石原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正如我們所知，他贊成全國總動員作爲進行對蘇戰爭的準備;而在華北的敵對行動恰好使這種必要的危機出現了，從而促使日本轉到總體戰的體制上來。可他卻對只動員幾個師團的兵力也不同意，因他意識到在他自己的下屬和陸軍省內部的擴張主義派想利用新動員起來的軍隊去打擊中國。戰爭爆發的那個月，石原曾兩度堅持撤銷動員令。至於派遣軍隊到中國本部去，他更是斷然反對。據說，他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在外務省一次會議上說過：“只要我還活着，決不讓一兵一卒派到中國去。”
甚至連石原自己的作戰部的人也沒有他這樣的決心。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就頑固地反對石原阻撓動員，反對他阻撓派遣軍隊去華北。一九三六年，當武藤還只是關東軍的一名參謀時，他就曾不顧石原對華親善的政策，帶頭組織了後來遭到慘敗的對綏遠省的入侵。石原爲了此事立刻趕往滿洲去勸阻關東軍進攻綏遠。而面對石原的是寸步不讓的武藤，他提醒石原說，“我們只不過是在做你自己於滿洲事變時在滿洲所做的同樣事情而已。”石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經違抗上級擅自行動;當他發覺他本人正成爲同一類型的違抗上級行動的受害者時，狼狽之餘，還體會到這樁事的諷刺意味。在參謀本部支那課和田中新一大住所掌管的陸軍省軍事課裏，擴張主義派的論調甚囂塵上。當中國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周裏猛烈抵抗時，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戰事波及上海時，他們大談其閃電戰(即日語所謂“速戰速決”)的聲浪淹沒了石原主張慎重的勸告。
例如，在戰爭初期，支那課課長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經地告訴石原說：“我們只要加派軍隊拿下北平，其餘地方就會不戰而降。”蘆溝橋事變兩年後，在和竹田恆德親王的一次長談中，石原陳述了他和擴張主義派之間的分歧。他告訴竹田親王：“滿洲事件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成見，他們從中得出了戰爭可以迅速結束的結論。我認爲，這表明他們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朕淺。”石原(通過電話竊聽)獲悉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正向國外訂購大量武器後宣稱，他更加深信“中國將傾全力而奮戰”石原告訴這位親王說：一旦打響了，戰爭一定會成爲曠日持久的;支那課所期望的“速決戰”是“不可能發生的”;可是支那課的成員卻堅持說，只要日本取得華北，中國就會“在經濟上破產”。石原接着說：“他們還列舉了數字爲證呢。”但是他們的主張往往是“以我們在滿洲取得輕而易舉的成就爲依據”的。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當人們能夠比較清楚地看出石原認爲戰爭不可能輕易取勝的觀點是正確的時候，他和他的批評者之間的對立就越來越公開化了。擴張主義派既不能取得他們滿懷信心地預言的勝利，又不肯承認自己估計錯誤，他們便要求進行一個接一個的戰役來結束戰爭。與之相反，石原則愈來愈堅信中國的抵抗非但沒有被粉碎，或許反而變得更爲堅強了。他並且提醒他的上司，必需把軍事行動和佔領區侷限在最小的範圍之內。與此同時，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這一關鍵時刻，中國夏都牯嶺舉行了一系列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國民黨人物之外，還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在內的共產黨領導人。會議的目的在於加強統一戰線並對選拔出來的幾千名陸軍官員進行思想教育和訓練。七月十七日，蔣利用這個講壇，發表了一個毫不含糊的聲明，表明中國決心反抗日本使華北脫離國民黨統治的企圖。
蔣明白表示，中國希望和平，但決不是不惜任何代價去換取的那種和平。他宣稱，國民黨政府願意談判解決仍在華北範圍內的衝突，但中國的一寸國士再也不容喪失，容忍國土喪失就是“對我們的民族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日本逼得中國忍無可忍的話，她除了“不惜犧牲，竭力爲民族生存而戰”之外，別無他策。牯嶺講話公開發表了，這是對全中國人民的號召，號召他們緊密團結起來，爲防止“亡國滅種”而進行長期艱苦的鬥爭。無論從這個聲明的語氣和內容說來，它和蔣以前強調必須慎重及和解的講話極不相同。
這篇演說在東京卻沒有引起什麼反應。外交家石射豬太郎寫道：“幾乎無人注意到這篇演說的嚴重意義。它聽來好象只是‘虛張聲勢’而已。”牯嶺講話後兩天，石原在陸相杉山元辦公室裏力主謹慎從事。他說，戰爭幾乎有變成“全面戰爭”的危險。如果這樣，日本就會“象拿破崙在西班牙那樣，在中國陷入泥沼。”爲了避免這一情況，石原勸杉山立即把所有在華北的日軍撤回滿洲國。石原進一步建議，近衛應立即飛南京同蔣親自舉行直接會談。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以一大堆綽號(所有綽號都說明他智力遲鈍)而聞名的杉山會理解石原對歷史事實所作的恰當比擬。他當然不贊成石原所提出的通過同蔣直接協商來“解決基本問題”的方案。在陸軍和政府中，贊成通過談判來解決中國問題的那些人，繼續想達成一項把國民黨排擠出華北的局部解決辦法。
石原不顧反對他的政策的意見日益增多，向近衛首相提出了建議。近衛文麿是著名親華人士近衛篤麿的兒子，他不那麼鄙視國民黨(當時日本政界人物中間普遍鄙視國民黨)，因此石原認爲他是“唯一”能夠順利地同蔣進行協商的人。七月中旬，石原打電話給近衛的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詳細說明他的建議，當天就說服了近衛接受他的方案。近衛雖然有病，照樣下令準備飛機，以飛南京。但是這個方案卻引起陸軍中擴張主義派強烈抗議，也引起文職顧問如西園寺公一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爲近衛不能指望陸軍會接受同蔣達成的協議。西園寺不大相信石原在陸軍中的個人影響。他告訴近衛：“多年來，寺內、杉山和梅津等將領一直力圖樹立他們的‘路線’，他們選中了東條。石原是他們所‘討厭的人’。他被他們看作是個繼子。他象風中殘燭，隨時都有被吹滅的可能”。
在以後的幾個月間，石原的主張遭到越來越厲害的圍攻。在九月份，有一個朋友到參謀本部去拜訪他時，聽到“只有[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次郎以及個別下屬贊同石原的意見而感到‘震驚’。所有其他人員都在破壞[他的]計劃。”作戰課課長武藤大佐帶頭糾集反對派並極力要求把他從參謀本部調走。後來以“巴丹死亡進軍”而聞名的本間雅晴將軍也大力助長了參謀本部裏反對石原的溫和政策的力量。作爲參謀本部第二部即情報部的部長，本間負責估計敵人的作戰能力。他的僚屬在軍人頭腦中大量灌輸“對支一擊論”。這個觀點認爲，“只要對中國人[作決定性的]一擊”，就可以瓦解他們的抵抗。當杉山陸相向天皇保證“支那事變可以在一個月內完全結束”時，就充分表現出這種對中國力量的輕蔑估計以及對日本軍事威力的過份自信。
石原所爲之浩嘆的戰略上的樂觀主義也在關東軍中集中表現出來。關東軍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提出了《處理時局綱要》報告。關東軍對蘇聯威脅之關注並不亞於石原，但是它認爲：只要中國在日本背後仍然保持着不屈服和敵對態度，日本就不敢同蘇聯作戰。關東軍的將領們強調既可以從“加強軍事力量”方面、也可以從作戰的地理範圍方面來擴大軍事行動。他們說，“我們不僅要消滅在華北的中國陸軍和[中國]其他軍事力量，而且還要迅速佔領上海……，取得對山東的控制，[並且]進行空戰，然後通過這些步驟在短期內達到我們預期目標，並使所有抵抗迅速結束”;“在南京政府停止抵抗並投降以前”，不要進行外交活動去謀求解決辦法。關東軍感到，日本必須對敵人加以“懲罰”(日本話是“膺懲”)，這是當時在陳述政策時反覆出現的一個用詞和概念。
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石原的觀點與參謀本部以及各野戰軍中普遍存在的意見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的政敵得以把他從參謀本部排擠出去。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派到關東軍去當副參謀長(在東條將軍之下)。這次調動等於放逐。石原的呼聲從此被壓了下去，只有少數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能聽得到，在陸軍和政府的高級會議上則幾乎無人理會了。
限制大陸上的戰爭的希望何時破滅，以及在什麼階段日本算是投入了總體戰，這一點是很難斷言的。詹姆斯·克勞利認爲日本投人總體戰開始於近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演說。在這次演說中，近衛宣佈了不同國民黨政府打交道的決定。查默斯·約翰遜則把“日本政府終止使中國事變局部化的一切嘗試”的時間推遲到進行銅山行動(實際上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徐州戰役)之時。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認爲：迄至一九三八年夏秋的漢口戰役爲止，仍然有希望把戰爭侷限起來。不論哪一個觀點是正確的，至少回顧起來有一點是夠清楚的：那就是石原調離了參謀本部，對於上述任何一個場合所執行的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正如我們所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把北支事變改稱爲支那事變，以表明戰爭的擴大。日本避免公開宣戰是有其國際公法上的原因的。但是正如一個前帝國陸軍將領所寫的那樣，在頭幾個月裏，陸軍軍官中，實際上很少有人感到日本已在事實上捲入了戰爭。反之，大多數人都深受“認爲中國問題總是可以用恫嚇的老辦法來解決的錯覺”之害。每一次新戰役都帶來了新的勝利，把中國軍隊驅逐到離國民黨的中國的貿易、工業和金融財政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越來越遠的地方。
可是戰場上的勝利並沒有使敵人按他們所預期或甚至預言向他們投降。陸軍爲自己軍事活動劃定範圍，並且許諾說，它沒有必要再超出這些範圍。據近衛的顧問西園寺說，有人在戰爭開始頭幾周內，帶着“好消息”衝進首相的“智囊團”的一次會議上說：“陸軍說它將不再向永定河以南推進了。”西園寺寫道：的確，杉山陸相不得不向天皇裕仁保證不跨過永定河。但是這個諾言被撕毀了，“陸軍開進了華北”。當前進到黃河時，也有過類似的保證，可是當日軍又渡過黃河時，據說杉山也只好嘟噥說：“陛下要發火啦!”
迄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華北和內蒙古各省的大部分地區都落入了日軍手中。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將軍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將軍的僚屬們都採取步驟，在他們所轄地區建立了分裂性的傀儡政權。沒有什麼阻力迫使帝國陸軍放慢沿鐵路線深人中國領土的攻勢。他們也沒有受到在以後幾年裏使日本大吃其虧的游擊隊的襲擊。雖然中國的抵抗就象一九三二年那樣頑強，上海還是落入了日軍手裏。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成爲衆目所矚之處。參謀次長多田駿將軍也象石原那樣，對於日本逐漸陷入泥沼的趨勢感到擔心，並於十一月十九日下令日軍停止前進。
但是戰場上的將領都爭辯說，攻佔南京是絕對必要的;那時擔任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的武藤章大佐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爲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國投降。結果多田將軍的反對意見被否決，攻打南京的命令下達了。當日本軍隊於十二月初向南京進逼時，他們意外地沒有遇到什麼抵抗，日本陸軍和公衆都一時充滿了在年內可以取得勝利的樂觀想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歷史上罕見的姦淫擄掠的暴行開始了。當帝國陸軍最輝煌的勝利的消息傳到日本時，舉國一片狂歡氣氛。事隔三十多年，不少日本人至今還能記得當時遍及全國的提燈遊行。東京成千上萬的人羣從丸內商業區涌向皇宮的各個門口。在那裏，“萬歲”的喊聲響徹雲霄，在環繞皇宮的護城河水面上，千百盞燈籠的倒影在跳動。
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南京的陷落井沒有對中國人民(抗戰的士氣和意志起預期的那種災難性的影響。擴張主義派和反擴張主義派(現在以多田將軍爲首)再一次在是否應該進一步擴展戰線的問題上進行了交鋒。這次，他們的爭論集中在是否拿下重要交通樞紐徐州的問題上。擴張主義派又一次一佔了上風：日軍於一九三八年春佔領徐州得手後，立即奉命西向漢口和南向廣州疾進。石原譴責了進行這些戰役的愚蠢行動。他在徐州陷落後不久，回到東京作公開演講。他告訴他的聽衆說：即將發動的漢口戰役也不可能改變形勢。“即使漢口被佔領了，我看蔣也不見得就會倒臺。即使蔣倒了臺，我也不相信四億中國人就會投降。”他繼續告訴他的聽衆說：是政客們犯了錯誤，他們不懂軍事韜略，不知道中國抗戰的力量有多大，也沒有認識到日本對在中國進行全面戰爭毫無準備。石原責備政治領導人違抗天皇的明確諭旨去搞戰爭擴大化，他說：“政客們高喊，‘拿下漢口!’，‘拿下廣州!’，這無非是想掩蓋他們自己的無能而已。對於政客們說來，[這種爲戰爭打氣的叫囂]就象是[以最大劑量]注射嗎啡或樟腦。結果人民就在這種人爲的方式中被煽動了起來。”
“被煽動”的日本人民自然而然希望國家因從事戰爭而作出的犧牲，至少會以得到勝利作爲報酬，同時也希望得到賠償。那些希望“懲罰”中國的人們慫恿並誇大了公衆對勝利和賠償的要求，同時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隱晦地談論不能滿足人民要求的危險。由於公衆相信了蔣僅僅是一個象他們的軍政領導人所宣傳那樣的地方性軍閥，他們必然期望迅速取勝並提出苛刻的投降條件。
煽動並利用這種氣氛容易，但要驅除它就難了。官方的宣傳方針一旦投合了人心，陸軍和政府官員要想用足以引起中國人興趣的溫和條件來設法和平解決中國問題就日益困難了。石原警告說：“不論我們(在戰爭中)遭到了多大犧牲，但貪婪無厭總是不應該成爲我們的基本宗旨之一。因爲我們在戰爭中損失了十萬人，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攫取中國的某些領土，如果我們以這一點作爲辯解的理由，那是卑鄙的。”石原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曾經把一項苛刻的和約加諸於德國，但是日本不應該象歐洲人那樣，以掠奪的方式行事。石原的演說中夾雜一些對東西方國家之間所作的令人反感的對比。西方國家是強大的，但缺乏日本的精神資源。石原說，可是日本卻不顧道義，在中國土地上謀求保持特殊權益，並且不理解戰爭是多麼挫傷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石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協和會所作的演說中，更加坦率地說出那種他認爲是與日本傳統格格不入的不道德行爲。他對帝國陸軍各派遣軍在它們控制下的滿洲和中國各地區所鼓勵和主辦的情緒冷淡的祝捷活動感到擔心。他告訴他的聽衆說：“我們日本人的確是有點名堂的。中日兩國好比是父母，而滿洲就好比是養子。現在父母在打架，父親說，‘我們佔領了南京，該是歡慶的時候了’。於是傾美酒而飲，揚旗提燈而遊行。”石原繼續說，他從滿洲的中國學童臉上看到的“困惑表情”使他特別感到痛苦。他們是被組織去參加遊行，慶祝帝國陸軍的功勳的。
石原聲稱，他對戰爭抱着錯綜複雜的心情。雖然戰爭使他感到悲傷，但也使他認識到：“自從滿洲事變以來，特別是自從目前這一次事變以來，我們的四億中國兄弟已經從死亡邊緣甦醒過來了”，從而使他“極爲高興”。他說，中國人民已經睜開眼睛，“可是日本人現在卻在打瞌睡了”。石原以辛辣的諷刺口吻談到，他見過一位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並建議他告訴蔣介石把“中國的最高勳章”授給某位日本將軍。這位將軍曾在喚醒中國人並使他們振作起來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那怕是無意的)作用。石原還說，“那位中國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誰要是想了解石原是怎樣由於對戰爭的尖刻批評而被迫提前從陸軍退役的話，只要回憶一下諸如此類的議論都是在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死於官方所謂“聖戰”之時而發表的就夠了。石原一再譴責日本領導人沒有能力擔當引導一個現代化國家渡過危機的任務。他們對危機只有招架之功，而缺乏爲避免未來自機所需要的那種遠見。石原感到，日本軍人中的危險勢力正受到縱容，沒有一個當權者能控制住這些勢力。“各自爲政，互不配合”。石原寫道：但是在別的國家裏，“兼備政治和軍事才能的偉大領袖在關鍵時期挺身而出，指導國政”。在他看來，蔣介石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同拿破崙和阿塔圖爾克(即土耳其的凱末爾。——譯者注)相媲美的人物。爲了補救日本不可能產生這樣有才幹的領袖的缺陷，石原建議以軍事科學及其它內容大力訓練天皇和皇室成員，使他們能夠直接統治國家。
石原對陸軍大學訓練日本優秀軍官的教育大綱也極爲不滿。石原說，陸軍大學教戰術而且教得很好。但是他們訓練出來的軍官卻“沒有打長期戰爭的知識”。他說，例如在當前的戰爭中，就要把日本的作戰能力同中國的抵抗能力相比較。單是這一樁事就夠複雜的了。而戰略家還得考慮蘇聯、聯合王國和美國能用於遠東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同時還必須考慮到能和這些力量相抗衡的德國和意大利的實力。“綜合所有這些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決定日本能用多少軍事力量在中國作戰。這種才幹是必需的，可是我就不相信，在整個陸軍參謀本部內，有誰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如何處理局部戰鬥而已。”
石原在談及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戰爭時，嘲笑了那些期望在中國進行速戰速決的日本人。他說：“他們犯了大錯誤，竟把四億中國人比作埃塞俄比亞的野蠻人。毫無疑問，只要中國人(即使在遙遠的邊疆)還保有一寸土地，他們就將繼續抵抗我們。”日本要使用“幾十個師團”並經過“幾十年”才能征服中國。而且正如石原的一個信徒所告誡的那樣，在這同時，“我們將使中國長期分裂，[而且]在未來的長時期中，[將使]帝國的力量受到巨大的消耗。”石原和他的追隨者經常強調的是這樣的一個論調：只有假定日本希望夥同帝國主義國家一齊來掠奪中國，一個分裂的中國纔對日本有好處。他們堅持認爲，如果目的是要使中國加入一個能生存下去並能把西方帝國主義者排除於東方之外的東亞聯盟的話，那末中國的分裂狀態顯然是一種不利條件，而不是有利條件。當時大多數日本評論家贊成大倉公望男爵的看法，把蔣介石看作是在西安“再度倒向蘇聯”的“可恥歹徒”。石原不同意圍繞蘇聯來解釋西安事變，也決不會同意把蔣描繪成一個“歹徒”。
一九三八年六月，當日本準備進攻漢口使戰爭進一步升級時，石原用四句簡明的話歸納了他關於中國事變的看法：
一、中國有非常堅強而一致的意志來抵抗日本使用武力。
二、因此，除非現在就解決目前的局勢，否則我們就不免要陷入一場持久戰。
三、如果我們不能制訂出一項合適的政策來解決衝突，相反地繼續盲目追求我們自身的利益的話，我們將永不可能希望遠東會得到和平。
四、我們必須記住，蘇聯也是我們的近敵。
石原在參謀本部時，人們就對他感到很頭痛;他在關東軍中，也同樣使人們感到如芒在背。不久，他就被調離關東軍，並於一九三九年改任守備京都的職務。兩年後，在太平洋戰爭前夕，他又被貶入預備役。在整個戰爭時期，由於他不斷對錯誤的戰爭政策和國家領導的無能進行攻擊，因而差一點被關進牢房，他實際上是在憲兵隊的監視下度過戰爭時期的。
石原是佛教法華宗的虔誠信徒。這個佛教宗派是由日蓮在七個世紀以前所創立的。石原把日蓮看作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自己同日蓮一樣，也是一個飽學之士、一個律己極嚴的軍人。他遵照嚴格的規律而生活，並公開表示蔑視不遵守紀律的人們。一個和他同時代的人說過這樣的話：“你欽佩他，但是你會感到同他在一起並不舒服。”就象義憤填膺的日蓮，於蒙古人入侵前夕，在日本到處大聲疾呼，向全國警告民族危機的到臨那樣，石原也向所有願意傾聽他意見的人大談特談他對日後民族災難的預見。他們兩人都不是以善於撮合與隨和而著稱。
他們的作風決不是謹小慎微的。他們兩人都不怕和當權派發生衝突，反而象是可以從這類衝突中汲取某種力量。他們兩人都擁有一羣敬佩他們的正直和灼見的崇拜者，但是他們兩人都是敵多於友。他們的敵人把他們看成是秉性怪僻、危言聳聽的人，並且看不起他們那種非日本式的個人主義，看不起他們那種蔑視協調、蔑視其他文雅的待人接物手段的態度。這兩位日本的“耶利米”(古希伯來預言家。——譯者注)都由於直言不諱而遭到放逐。日蓮遭到人身的放逐，被流放到佐渡島去;石原則遭到職業上的放逐，僅僅五十開外，使蒙受了戰時退役的恥辱。他們兩人最後都隱居於日本北部崎嶇山地的隱者陋室中，在他們的追隨者的陪伴下度過晚年。他們都死幹六十一歲。據說石原臨終時對這樁巧合的事感到高興。他埋葬在一座俯瞰日本海的山上，同他的先驅者遙遙相對。
石原莞爾不得不說是，目的在於表明這樣的事實，因爲甚至在參謀本部的最高層也有日本人認爲同中國作戰是一個大錯誤。他們在戰爭開始之前曾力圖加以防止，在戰爭爆發之後，則極力謀求和平解決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