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後的美國學者普遍認爲，“2050號報告”過高估計了二戰後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發言權，將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走向認定爲僅憑美國的取捨好惡即可決定之事，更把反對或不贊成增加對蔣軍援的國務院人士和學者統統貼上“反共”標籤，導致相當一部分“知華派”官員長時間被摒棄於國務院之外，嚴重影響此後幾十年間美國對華政策研判。
美國媒體近日刊登文章《美國會再次失去中國嗎》，質疑奧巴馬政府圍堵中國的外交政策，會讓中國離美國越來越遠，文章讓許多人再次回憶起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發生在美國府院之間的“誰讓美國失去了中國”大討論。當時，美國政府在支持國民黨還是支持共產黨之間猶疑不決，使得美國與新中國“失之交臂”。
對立兩派爭議是否援助蔣介石
1947年，國共內戰進入關鍵的一年，當時美國杜魯門政府內部出現了對立的兩派，一派認爲國民黨軍事上已處劣勢，政治上也十分腐敗，不可救藥，美國應停止對之軍援。另一派同意國民黨軍事上已處劣勢，但認爲這是美援不夠所致，美國應增加對華軍援幫助國民黨反共。前者以國務卿馬歇爾、後者以魏德邁爲代表，展開激烈爭論。魏德邁當年訪華後提交《魏德邁報告》，建議美英蘇共管東北，遭到馬歇爾激烈反對，認爲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爭論無根本結果，馬歇爾認定蔣介石必敗、援助一個失敗者會有損美國威望的說法，得到總統杜魯門的贊同，而魏德邁的主張則在美國國會獲得更多共鳴。
1948年是美國大選年，蔣介石惱怒杜魯門對他態度不恭，把寶押在民調一路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威身上，未曾想杜魯門憑藉歷史性大逆轉連任總統，後者連任成功後遷怒於蔣介石，斥之爲“盜竊美國7.5億美元援助的竊賊”，開始試圖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蔣，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觸。
但當時冷戰氛圍已經漸濃，美國國會和共和黨人對杜魯門“放棄反共”的批評聲浪很高。預見到中國大陸必將“赤化”的杜魯門試圖出臺一份報告，解釋“國民黨必敗”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的“歷史罪責”。早在1948年11月，杜魯門就想出臺這份報告，無奈選戰空前激烈，迫使他不得不暫緩出手。
“艾奇遜白皮書”兩面不討好
1949年5月，中共已佔領南京，國民黨即將失去整個大陸，杜魯門政府意識到不能再拖，遂指令國務院成立“艾奇遜小組”，以前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翟世普領銜，包括各方面專家80餘人，負責編纂《中美關係白皮書》，當年8月5日正式發表，即廣爲人知的“艾奇遜白皮書”。
這份白皮書從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魯門，敘述了105年的中美關係，全文8章，附件8份，長1054頁，其中絕大多數篇幅都用於敘述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及對蔣的各種援助，並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鮮爲人知的一手文獻。白皮書中辛辣抨擊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無可救藥，力圖證明“美國在合理範圍內不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中國大陸被共產黨佔領的結果”、“中國現狀是內因而非外因所造成”。很顯然，白皮書的長篇大論，所要闡明的主旨無非是兩條：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是蔣介石和國民黨，而不是美國、尤其不是杜魯門政府的決策失誤;美國將不再援助國民黨和蔣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認中國共產黨。
當時宋美齡尚在美國，而美國國內親國民黨的議員團體對白皮書反應強烈，幾天後，這些號稱“中國遊說團”的國會議員發表備忘錄，聲稱白皮書是“長達1054頁的、對政府失策的掩飾”。
由於特使黃仁霖的努力和親國民黨美國官員、議員的幫助，蔣介石在白皮書發佈前3天就知道全部內容，並對美國的推諉和拋棄“深感憤怒”，在蔣介石父子的日記中，這種憤怒情緒俯拾皆是。然而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蔣氏父子唯恐進一步激怒美國，斟酌再三，僅在8月16日發表區區330字聲明，稱“無意對此爭議加以分析，以致有損中美兩國人民傳統友誼，以及民主集團共同目標”，並表示將在適當時機對白皮書所載“各種複雜問題”詳加說明。剔除種種“爲尊者諱”的曲筆和難言之隱的飾詞，有一點是明白的，即當時甚至現在，國民黨方面堅信，是美國軍援不力才導致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
白皮書得罪蔣介石，也觸怒了中國共產黨。自8月5日白皮書發表起短短十多天內，毛澤東相繼發表《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和《別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將“艾奇遜白皮書”概括爲“美帝國主義無可奈何的自供狀”，更在8月28日發表《爲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一文，提綱挈領地發起對白皮書的“總攻”。當時中國大陸尚有許多人對美國心懷幻想或懼意，毛澤東希望借批判白皮書，在中國統一認識，同時也藉此結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路線、方針的爭論，統一到對蘇“一邊倒”上來。
“2050號報告”深遠影響美對華政策
對白皮書的爭論一直延續到1950年，當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美國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中美一度混沌的關係突然再度清晰起來，杜魯門政府也出於美國戰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白皮書受到杜魯門自己的刻意漠視，卻被共和黨人不斷拿出來抨擊，以證明杜魯門政府的失策，抨擊白皮書以表明“反共決心”則成爲冷戰加劇環境下的風尚，其代表性產物，則是1952年的美國國會第2050號調查報告。
這份由共和黨國會議員和民主黨反共國會議員爲主拋出的報告，將失去中國大陸的罪責歸咎於美國遠東政策的改變，又將這種改變的責任，歸咎於“混入國務院的‘太平洋學會’分子”。在這份報告中，編纂者認定起草白皮書小組的成員、“太平洋學會”的美國“頭號中國通”費正清以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蘇聯陰謀明顯且自願的騙子”。當時的民主黨國會議員約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責費正清、李提摩太是“共黨同路人”、“把中國大陸送給中共”，而國會報告中更將“把中國大陸送給中共”，稱爲“美國曆史上最悲慘的事之一”。
幾十年後的美國學者普遍認爲，“2050號報告”過高估計了二戰後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發言權，將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走向認定爲僅憑美國的取捨好惡即可決定之事，更把反對或不贊成增加對蔣軍援的國務院人士和學者統統貼上“反共”標籤，導致相當一部分“知華派”官員長時間被摒棄於國務院之外，嚴重影響此後幾十年間美國對華政策研判。這種風氣達到高潮時，部分參與白皮書編纂者甚至遭到美國情報部門調查和司法訴訟，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號報告”及其內容至今仍被美國、臺灣和大陸某些人，出於這樣那樣的目的，添枝加葉反覆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