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仍在努力解決100年前奧斯曼帝國瓦解後的遺留問題。歐洲人留下的國家邊界爲宗派衝突埋下了種子，包容性社會至今無望。
美國猶豫地重返伊拉克的行動，雖然讓人聯想起美國在那裏未了結的事務，但也給人們一個十足的提醒：奧斯曼帝國崩潰一個世紀後，阿拉伯世界仍在試圖釐清那個帝國未了結的事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該地區的阿拉伯人沒有被給予一個合適的基礎以便穩定運轉國家。在更近的幾十年中，他們的這類嘗試基本上都不成功。
這些痛苦的事實正在伊拉克最明顯地表現出來，宗派主義已抵消了美國強行移植多元化民主制度的所有努力，在長期的積怨和不平等以及部落認同和暴力的合力下，那片土地被變得貧瘠。
阿拉伯世界今天的格局，是英國外交官馬克·西克斯爵士和其法國同行弗朗索瓦·喬治-皮科於1916年所繪版圖的產物，這一格局被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合法化。接下來是歐洲對僅在名義上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讓這些國家自那時起就爲合法性問題而鬥爭。歐洲人走後，來的是獨裁者們，他們大談民族主義，但未能說服自己的國民——他們是國家事務的重要參與者。
隨意劃定的邊界讓這些新的阿拉伯國家面臨持續不斷的內部衝突，這些衝突來自部落和宗派之間的爭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雖然講着現代民族主義的語言，但他們的國家從未完全統一。所以他們轉而使用一個部落或宗派統治其他部落和宗派的方法。
與此相比，奧斯曼帝國反而知道如何管理多樣化。他們的多中心模式奉行了原始的多元性，把政治作爲不同的部落和宗派社區尋求可行平衡的事業。儘管存在分歧，這些社區那時比現在能更多地容納他人，讓彼此共存。
在阿拉伯之春失敗、伊斯蘭好戰勢力漸佔優勢之際，我們正在看到部落和宗派分歧的新爆發。這是非國家運動所構成挑戰的真正根源，這些運動企圖在無人管治的地區形成影子政府。我們以前看到過這種情況，在黎巴嫩、利比亞以及巴勒斯坦地區。
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ISIS）雖然讓外人感到很可怕且毒害性更大，但它只不過是最新的例子，並非完全獨創的。一些部落和伊斯蘭狂熱分子組成的聯盟，上一次改變了阿拉伯世界的版圖是在1925年。當時，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的清教徒式的伊赫萬勇士，席捲了阿拉伯半島，創建了一個新的伊斯蘭國家，這個國家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帝國主義統治走到盡頭時，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想法是統一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這個想法讓民衆神往，但只得到埃及、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口頭支持，因爲他們正努力在不同的宗派和部落基礎上塑造各自的國家認同。當阿拉伯民族主義失去光澤後，另一種想象中的想法——伊斯蘭主義取代了它。雖然這個想法似乎比任何阿拉伯國家都大，但它的凝聚力僅此而已。遜尼派和什葉派雖然都接受伊斯蘭團結，但在重大問題上有分歧：哪個教派的歷史、宗教理論和法規應該定義伊斯蘭教，哪個宗派是其領導。
如今，界定阿拉伯政治的是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種混合。這能解釋遜尼派和什葉派分裂的殘暴，復興的宗教認同正在衝擊着民族國家的限定範圍。
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獨裁統治防止了這種矛盾的惡化。但如今，阿拉伯獨裁政權以及讓其得以維持的秩序，都失去了支柱。首先是因爲美國的極大打擊，再就是人民的反抗。現在，整個一戰後的地區秩序受到極端分子的質疑，他們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融入了伊斯蘭教。西方國家及其阿拉伯盟友在努力趕上來，但做得還不好。
如今，奧巴馬政府寧願把中東難以理解的政治和無法解決的問題留給當地人去釐清。
但是，正在上演的事情對我們的歷史知識來說並不陌生，也不完全是阿拉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這是歐洲在一個世紀前開啓的一個進程。隨着偉大戰爭而來的新民族主義，只是在像歐洲這樣的地方深深紮了根，因爲歐洲新興民族國家的國界更符合自然的種族或語言的劃分。
這裏的教訓是，美國可以用其軍事力量遏制現今阿拉伯世界格局中突然發作的暴力，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那將需要一種允許真正的權力分享的憲法制度， 一種奧斯曼帝國的可行平衡的現代版本，要在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的尺度上來做。這樣做將會給阿拉伯世界帶去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得到的和平。
這項工作更多地要由我們的外交官，而不是士兵來做。我們可以從伊拉克開始，希望那裏的成功將對這個地區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