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探究一戰給人類帶來的最深切的啓迪，不妨說是對“反戰求和”的熱切渴望。英國在一戰中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戰爭雙方開支達1800億美元，無數城鎮化爲廢墟，各國財政一片蕭條。“可怕的戰爭大屠殺幾乎影響到全國所有家庭”，它對英國人傳統的心安理得、高枕無憂的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對戰爭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厭倦，並進而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表示恐懼，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據悉，戰後英國出現了許多頗具影響的“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最大的“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和平主義運動風起雲涌。他們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揹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呼籲“拒絕支持或效力於任何付諸武力的政府所從事的戰爭。” 甚至宣稱“放棄侵略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放棄防衛。” 。
1936年，英國和平主義組織進行了民意測驗，90%的人拒絕參戰，反戰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義者鼓吹和議、呼籲太平的同時，卻消極地宣揚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詛咒戰爭，詆譭軍備，不僅模糊了人們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使人們混淆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解除了人們對戰爭的警覺。一味反戰的社會情緒，很大程度上爲政府參戰製造了輿論壓力，制約了政府的決策。
面對“社會太平”的反戰求和思潮，英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對外策略的調整。他們認爲“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對於慕尼黑悲劇，英國首相張伯倫甚至相信“讓德國恢復國土就可以保持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平穩定的關係，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p.304)並且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不僅反映了英國民衆狹隘樸素的“避戰求和”心理，也掩蓋了張伯倫害怕戰爭的心態，迎合綏靖需求。可以說，“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正是英國統治階級推行綏靖主義的溫牀，更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