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的荷蘭，溫暖的陽光照射着綠油油的平原。在海牙市郊區的一處老年公寓裏，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了一位有着非凡經歷的老人。
坐在記者面前的柏西·科維納斯女士(下文稱柏西)說：“也許我不應該這樣說，但是我心裏當時真的不知有多高興，美國把原子彈投到了日本，日本終於投降了。因爲我一天也不想在日軍的集中營呆下去了，我受夠了眼睜睜地看着日本人殘暴地痛打我母親。與其每天在這樣的陰森、恐懼中度日，我寧可去死。”
今年76歲的柏西，是一位和藹、樂觀、身體健朗又有活力的老人，但說這些話時，她的目光中充滿了複雜的神情。如果不是拿出她1942年在印尼時的照片，很難想象眼前這位滿頭白髮的荷蘭老人，會和遠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島日軍集中營有什麼聯繫。
柏西說，在日軍集中營那段記憶，纏繞了她一生，有徹骨之痛。
4歲被押進日軍集中營
柏西的父親名叫盧斯恩·科維納斯，是一位牧師。在上世紀30年代，他和很多荷蘭的公職人員一樣，被荷蘭政府派往印尼，擔任荷蘭皇家東印度陸軍的牧師。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親工作的印尼爪哇島。然而，她們一家人只安穩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軍的佔領被打亂了。柏西拿出一張東南亞的地圖，指給記者看，她說：“早在1940年底，荷蘭和英國就討論太平洋地區的防務問題了，但是沒有實質進展。1941年，日軍登陸加裏曼丹島，很快將戰火燒到了蘇門答臘和爪哇島。”
柏西像個小女孩，手託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回憶中。“日本兵像災難一樣，突然降臨。我記得1942年的一個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闖進了我家，要把父親抓走，母親拽着父親不放，我和姐姐被嚇得一起大哭起來。這時，一個日本兵撲上來，兇狠地打了我母親幾巴掌。父親後來被關進了萬隆附近的日軍戰俘營。第二天，我、母親、姐姐被集中起來，和其他鄰居們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島戰俘家屬集中營。當時，我才4歲。”
據荷蘭統計，二戰 期間，在印尼共有超過4.2萬名荷蘭軍人被捕，超過10萬荷蘭人 及其家屬被抓進日軍集中營。他們和其他被日軍侵略的國家人民一樣，慘遭蹂躪，在集中營裏過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道這就是“慰安婦 ”
“母親經常被打，卻不知道什麼原因，很多人也都是一樣的遭遇，日本兵隨時隨地就會動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他們的發泄對象。”柏西說，她的母親很堅強，爲了保護孩子們，忍辱負重地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活着。
“我記得當時每天吃得很少，食物應該就是今天用來糊紙盒的那種漿糊，即使這種漿糊，也從未吃飽過。到後期，集中營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我們很多人擠在一個通鋪上，常常是一個母親帶着兩三個孩子纔有一張小牀。房間裏熱極了。”在柏西的記憶裏，大人們有做不完的繁重體力活，很多人抵抗力下降，各種傳染病，如痢疾、黃疸、瘧疾、霍亂等侵襲着他們。一旦有人患病，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強行擡走，病人幾乎就沒有生的希望。
柏西對記者說，或許因爲終日生活在飢餓和恐怖中，她變得十分敏感，注意力專注，記憶力也極強。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從集中營裏帶走了50名成年婦女 。此後，幾乎每天都會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輪流帶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輪過了，還是差兩個人，日本兵就揪出了兩個女孩充數。她們才十三四歲，嚇得跪在地上直哭。這時，兩個“阿姨”站了出來，要求替換她們。第二天，其中一個“阿姨”回來了。她踉踉蹌蹌地走到牀鋪邊，默默地坐在那裏發呆。她眼眶淤青，臉腫得嚇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傷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時候，大家纔敢湊過來，幫她洗臉，扶着她躺下……
“我當時不知道，阿姨們被日本人帶走後發生了什麼，但我感到了無以名狀的恐怖，因爲另一個阿姨再也沒有回來。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媽媽也這樣被帶走再也不會回來。對沒回來的阿姨，日本人從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人敢問。直到長大後，我才知道她們被叫做‘慰安婦’。”
荷蘭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在他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揭露，當時幾乎婆羅洲的所有白種男性都被槍殺或斬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兒被日軍輪姦，然後被強迫“徵用”爲日軍的慰安婦，不論荷蘭婦女還是當地的印尼婦女。
結束半個多世紀的沉默
“比起那些沒能活着出來的人，我們一家算是幸運的。戰爭結束後，我們終於走出了集中營。”柏西說，離開集中營時，原本身材高大的父母都已是骨瘦如柴。
1953年，柏西被送回荷蘭上學。她告訴記者：“我剛回到荷蘭時，根本沒法融入周圍的人。在荷蘭的親戚們，甚至很羨慕我們一家在印尼的生活，說印尼那麼暖和，不用挨凍受餓。可事實根本不是那樣，他們哪裏知道我們在日軍集中營裏的經歷和煎熬。和他們解釋，人們根本不相信，一同回來的許多阿姨，都選擇了沉默。”
柏西當時心裏很氣憤，但又拿不出證據。“所以，我從那時起，就決心蒐集證據並把它們保留下來。至今，我還保留着父親在爪哇島戰俘營關押期間的登記表。”後來，柏西還寫了一本回憶集中營生活的傳記，並以荷蘭文和英文出版。
柏西說：“現在，我能理解母親那一代人爲何選擇沉默，不僅僅是羞於啓齒，還有戰爭和日本人的傷害讓她們不寒而慄，集中營的經歷消磨掉了她們最後一絲尊嚴和勇敢，她們沒有勇氣去面對那段不堪的往事，不敢輕易觸碰心中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痛。”
幾年前，柏西遭遇了一次車禍，當時她被壓在車輪下，生命垂危。“突然間，我想到了日本兵毒打我母親的情景，我似乎一下感覺到母親當時遭遇的苦痛。我躺在病榻上，非常想念我的母親……這也更堅定了我揭露那段黑暗歷史的決心，我要‘結束沉默’”。
柏西曾多次前往韓國、菲律賓等國，參加緬懷慰安婦的活動。“日本在二戰時對戰俘及其家屬做出慘絕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這段歷史要讓全世界的民衆都知道。”
柏西說，最讓她憤慨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認二戰時所做的慘無人道的事情。“在歐洲，大家基本上不知道這些情況，日本這樣厚顏無恥、毫無人性的做法，更激發了我的鬥志。我要寫書、整理資料，聲討日本。即使我們這代人都不在世了，還要讓我們的下一代繼續聲討他們。否則，故去的靈魂無法安息。這也是激勵我每天認真活着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