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下崗，只擔任了“總理衙門行走”——相當於外交部的正部級調研員。這對李鴻章來說，未必是壞事。從他下崗之後開始，直到1900年他重新上崗，大清國從來就沒有安寧過。
先是激進而操切的戊戌變法，大清國的“高鐵”急速“右轉彎”，引爆了戊戌政變，隨後，又急速“左轉彎”，並以義和團運動爲標誌，在庚子年達到了出軌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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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右”、“左”的急劇變化中，靠邊站的李鴻章，陰差陽錯地沒有立身於風口浪尖，保持了相對超然的地位。有關他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人見人殊，無論說他支持康梁還是反對康梁，都能找出一大堆小證據，而研究者們恰恰忘記了：對於一個沒有實際職權的老幹部來說，那些都是逢場作戲而已，既非真左、也非真右。
雖然躲過了戊戌的風暴，李鴻章卻在義和團的狂飆中，處境日漸危險。戊戌政變之後，北京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要廢黜光緒皇帝，幕後黑手，絕非主流普遍認爲的慈禧太后——太后的權威根基於“皇帝之母”的身份之上，這令太后與皇帝永遠是最爲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而是離最高權力只有一步之遙的、大阿哥溥儁之父、端郡王載漪。載漪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廢立之風，要廢黜光緒，擁立溥儁。而李鴻章儘管已經下崗，卻恰恰是反對廢立的諸多老幹部中，資源最爲充沛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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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日益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突然下令，起用下崗多年的李鴻章，先讓他分管商務，隨後就調任兩廣總督。
此時在總理衙門擔任中層幹部、日後出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在他的回憶錄《夢蕉亭雜記》中記載，李鴻章臨行前，榮祿對他說：“南海雖邊遠，實一大都會，得君往，朝廷無南顧之憂。君行將高舉遠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誠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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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句十分值得玩味的話，它表明：李鴻章到廣東再就業，不僅是避禍，或許更是爲日漸弱勢的太后-皇帝利益體保存實力，“無南顧之憂”。
幾個月之後，李鴻章從廣東回到闊別6年的天津，收拾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留下的一地雞毛。八國聯軍的刺刀，在刺穿了載漪集團的同時，也刺穿了這個政權的脊樑。不久後，李鴻章病死在帝國的廢墟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