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西路軍女將軍張琴秋被俘後遭遇
1936年10月下旬，爲了“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國際援助”，“配合紅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率紅五軍、紅九軍、紅三十軍共約21800人，衝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從虎豹口強渡黃河，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從此，這支紅軍奉命改稱西路軍，因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西路軍一直處於流動作戰狀態。作爲該部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已懷有7個多月身孕的張琴秋(長征期間與陳昌浩結爲夫婦)，在連續轉戰中，艱辛備嘗。
在國民黨馬步芳部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下，西路軍指戰員浴血奮戰，雖然殺傷了大量敵人，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在祁連山分頭突圍時，張琴秋、蔡元貞、蘇貴連、蘇碧珍、龔德義、張水清等許多人不幸被俘，於1937年4月間被押送到青海西寧。在押解途中，因張琴秋身體虛弱，走得很慢，敵人視爲累贅，曾想把她殺掉，幸得蔡元貞幫助和保護，張琴秋才倖免於難。此時，西路軍已完全失敗，馬步芳也改變了以往抓住紅軍就殺的做法，將一些男俘送往外地修築公路，從事重體力勞動;女俘則留在西寧的工廠、醫院裏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輕漂亮、原系西路軍政治部前進劇團團員的被俘女兵，被編入馬步芳的一○○師跳舞團。由於張琴秋在被俘時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隱瞞了過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敵人重視，被打發到西寧東關湟水河邊的義源羊毛廠，整日裏幹着分揀羊毛的差事。幾天後，與張琴秋同在該羊毛廠做工的10個被俘女紅軍被直接帶走，送給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從此下落不明。這讓張琴秋等其他女俘們惶恐不安，張琴秋就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態一些，以躲避如此厄運。
有一次，原前進劇團的幾個難友從蔡元貞口中得知張琴秋的處境後，都爲她的安全擔憂，以前曾當過張琴秋警衛員的孫桂芳提議說：“要想辦法幫助張琴秋逃出青海，只要到了蘭州，馬步芳就迫害不了她啦!”於是大家經過反覆討論，商量了一個周密的“救張計劃”。
原前進劇團的難友們多系四川、湖北人，因自己做不來麪食，早就向一○○師跳舞團負責人、中校參謀主任趙仰天提出了改善伙食的強烈要求，這個趙主任也曾答應要爲她們配一個炊事兵。現在，難友們便以此爲藉口，派趙文秀、黃光秀、趙全貞出面去找趙主任，向他建議把義源羊毛廠那個特會做飯的苟秀英調來當伙伕，得到了首肯。
這天，當蔡元貞、王定國、黃光秀等手持趙主任的便條來到義源羊毛廠接洽要人時，只見張琴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顯得很老氣。張琴秋聽王定國反覆說明了來意之後，只冷冷地說道：“我哪裏也不去!”最後還是蔡元貞的一番悄悄話，纔打消了張琴秋的疑慮。她推心置腹地對張琴秋說：“我們把你弄到劇團去，你可以放心，並不是要你和我們一樣，拋頭露面，上臺唱歌、跳舞、演戲，而是給我們燒飯，當劇團的伙伕。你可以整天蹲在伙房裏，對外面的事裝作不聞不問。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幫你逃出青海……”這樣，張琴秋就來到了跳舞團。
在跳舞團，張琴秋白天專心把飯燒好，夜晚則和難友們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爲了使每個人都經受得起長時間的考驗，張琴秋乘機對難友進行了堅持革命氣節的教育，鼓勵她們今後不管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要有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
這時，西路軍一個姓馬的師長叛變投敵，使馬步芳得知張琴秋並沒有死，而是被俘了，現就在西寧城內。於是馬步芳下令在西寧全城查找張琴秋，並將懸賞1000元大洋捉拿張琴秋的告示貼遍了西寧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連陰雨，跳舞團在演出時又發生了一件事。這天夜裏，馬步芳在西寧川陝會館爲南京來的貴賓舉行晚會，孫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紅軍上臺表演了海軍舞。演出時，孫桂英右腳上的一隻皮靴不慎給踢飛了，正砸在貴賓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會秩序大亂，不歡而散。惱羞成怒的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趙仰天自然難辭其咎，他對孫桂英進行了審訊，從中沒逼問出什麼，便又集合跳舞團全體人員，軟硬兼施地對她們訓話說：“聽說你們紅軍裏有一位女將軍，名字叫張琴秋，還是張鏡秋，其說不一。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說會道，騎在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來。我們希望她肯爲我們做事，我們一定會給她大官做，決不會虧待她。但是，如果繼續躲藏着，一經查出來，就沒有好處了。我想你們也都認識這位張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們幫助我查找張琴秋，查出來我一定給你們重賞。但是，如果知情不報，那就不要怪我趙某不講情面了……”結果誰都沒有吭聲。
隨着敵人追查活動的緊張進行，張琴秋的處境已十分危險。有一次，一位途經青海的國民黨要員來跳舞團“參觀”。聽說這個人是張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認識張琴秋，難友們爲此很擔憂，情急之下，便想出了個讓張琴秋裝病，不參加列隊歡迎貴賓的辦法，纔算闖過了這一關。
接着，馬步芳忽然決定要將一○○師跳舞團拆散，留下少數幾個他認爲年輕漂亮的女俘，賞賜給他最得意的軍官作妾，並把黃光秀強納爲妾，其餘的送到甘肅張掖，另組劇團，歸韓起功旅建制。很快，那幾個年輕的女俘接二連三地被人家強行“娶”走了，王定國、孫桂英等幾個和張琴秋最親近的女俘，都要到張掖去。在此生離死別之際，她們將原先制訂的“救張計劃”補充了新的內容，並加緊了實施。首先是黃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經過一番運作，取得馬步芳同意，將趙全貞嫁給了原西路軍前進劇團音樂股副股長、被俘後在馬步芳某工兵營做勤務兵的楊萬才。該工兵營駐西寧，楊萬才早已與張琴秋等取得了聯繫。
在爲楊萬才、趙全貞籌辦婚禮的過程中，趙仰天認識了機靈的楊萬才，對他很賞識，便把他調來做自己的勤務兵。這樣一來，趙仰天就答應了趙全貞提出的讓張琴秋來給她做老媽子的要求。此後，趙全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軍許多被俘人員聊天、作客的場所。張琴秋在此看到了報紙，瞭解到當時的中國革命形勢，知道了中共已與國民黨蔣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正設法營救西路軍被俘人員。
在趙全貞家，張琴秋與西路軍被俘女幹部、正在西寧中山醫院做勤雜工的吳仲廉有了聯繫，通過吳仲廉的關係，張琴秋很快搬到中山醫院去與她結伴而住。張琴秋還通過另一位西路軍被俘女幹部楊紹德，結識了楊紹德的丈夫、時任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宣傳科長的盧澄。盧澄表示願意瞞着馬步芳，通過其上司、國民黨青海省黨部黨務特派員李曉鍾幫助張琴秋逃離青海，條件是她在報上發表一個脫離共產黨的聲明，被張琴秋婉言謝絕了。
張琴秋、吳仲廉經過分析後認爲，一定要沒法儘快逃離青海，否則一旦被馬步芳查出其真實身份，後果不堪設想。她們決定隨機應變，充分利用李曉鍾、盧澄與馬步芳之間的矛盾，實施自救計劃。目標既定，張琴秋、吳仲廉便經常去楊紹德家作客、打麻將，與盧澄一家的關係更加密切。
7月間，國民黨駐青海省黨部人員李曉鍾、盧澄等一干人，被蔣介石調往廬山受訓。當他們離開西寧時，乘機帶走了張琴秋、吳仲廉、陶萬榮。在蘭州短暫停留時，張琴秋巧妙地託人將自己的行程等情況轉告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經蘭州乘車輾轉來到西安後，張琴秋等3名被俘人員迅即被李曉鍾交給國民黨西北行營，由西北行營派兵押送到南京。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接到蘭州辦事處的電報後，曾派人去車站解救張琴秋等同志，卻撲了空。
8月14日，張琴秋等被關入南京市郊的“首都反省院”。通過大力營救，張琴秋等同志於9月初獲釋，10月回到延安。
西路軍女兵 被馬匪抓鬮分配做小妾！
口述 李文英
在中國的西北部，有一條狹長的走廊，它南倚祁連山，北臨戈壁沙漠，這就是位於甘肅境內的河西走廊。
1936年冬到1937年春，佔中國工農紅軍約五分之二的精銳部隊，就在這條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西路軍。
在短短五個月內，這支21800餘人的部隊，在經歷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戰鬥之後，幾乎全軍覆沒，只剩下400餘人最後到達了新疆，在中國紅軍史上寫下了極爲悲壯、慘烈的一頁。
畫外音
這是一段失敗的歷史，也是一段長期被忽略、被遮蔽的歷史。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慘遭失敗後，1300多名紅軍女戰士幾乎全部落入西北軍閥馬步芳之手，備受折磨。
在以後的幾十年歷史風雨中，又長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夠活到今天。現居甘肅武威的95歲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0年4月末的兩天之中，記者有幸得以聆聽老人講述一生的故事。
我出來參軍，也是沒得辦法，家裏太窮了麼!
我是四川閬中人，10多歲時家裏就把我給人當童養媳。我不從，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沒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親和哥哥以前給地主家當長工，後來哥哥參加了游擊隊，跑進了深山老林。
那天我和幾個夥伴結伴到一個名叫二龍場的地方趕集，看見一個頭發齊耳、打着綁腿的女軍人被一羣人圍在中間，號召大家參加紅軍。女人也能當兵?我一問，真可以。這個女人戴着灰色軍帽，帽子上有顆亮閃閃的紅五星，她還彎下腰讓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個耳環眼兒。這下我放心了，當天就參加了革命。
那時我十五六歲的樣子，記不清了。參加革命就自由了，那個高興啊。我是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婦女獨立團的成員，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勁，連走路都哼着歌。
1935年，我隨閬中境內全部撤離的紅軍一道，正式踏上長征路。就在部隊轉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紅軍剛走，還鄉團就殺回了我的家鄉。我父母是紅軍家屬，被敵人抓去吊在桐子樹上打，父親被當場活活打死，母親被鄉親們放下來，放下來就死了，連屍首也沒人敢埋……我8歲的弟弟，一聲聲地喊着媽媽，後來給人放牛去了，一斗秕穀子，賣給了地主家……
娃啊，你不曉得，我這輩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慘得說不成!到現在，我的苦處不會忘記，也訴說不完……直到現在，我一想起來就要哭，半夜我時常會想我的父親母親，可憐哪。
我是爲革命出來的。雪山草地我們過了，冰天雪地我們受了，樹皮草根我們吃了……又捱餓又挨凍，還要打仗，還得受罪。革命不是那麼容易來的。現在你們娃娃享受着了。
長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沒了。我過的黨嶺山，是萬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兩下，戳不動的是結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縫隙，就得繞道走。實在走不動了，我就和同志們數步子，開始時說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數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時候，就停下來，喘口氣，接着再數着走。100步堅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後來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減少了……
進入草地，就更慘了，眼睛都不敢睜開看，路邊上三三兩兩，都是餓死的戰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體像是睡着了……
畫外音
1936年10月，天氣開始變冷。李文英所在的紅四方面軍，歷九死一生，抵達甘肅會寧會師。還未經休整，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九軍及原一方面軍第五軍共21800餘名將士，就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計劃。
2萬多戰士當時佔紅軍總數約五分之二，這支部隊改稱西路軍。對於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剿”。
長征勝利會師，我活着走到了會寧。
可我們並沒有感覺到勝利的喜悅。那麼多人，光吃飯都難解決。很快，我們接到命令，要馬上過河，到新疆去，到蘇聯去。
西路軍由陳昌浩、徐向前領導。過了黃河，西路軍遭到馬家軍3萬多正規軍和10多萬“民團”的圍追堵截，打得太慘嘍。
西路軍吃沒得吃，穿沒得穿，又缺少槍支彈藥，一個人平均只有5發子彈，在冰天雪地裏怎麼跟馬家軍騎兵打仗?騎兵跑得快，我們走一天，馬家軍幾個鐘頭就追上來。馬家軍太兇狠……西路軍歷經臨澤、高臺等血戰，五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和3000餘名將士犧牲。董振堂、楊克明的頭還被馬家軍割下來，泡在酒裏，送到青海西寧給馬步芳……
在西路軍中，有紅軍女戰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組成的婦女先鋒團，平均年齡不到20歲。在河西走廊的激戰中，我們婦女團跟其他部隊一樣作戰。
比如在倪家營子，我們婦女團還要組織起來，每天夜裏或快天亮的時候，到河邊上砸冰、背冰，敵人就守在那邊，聽到動靜就開槍，多少人死在那裏，血染冰河。
西路軍與馬家軍在倪家營子血戰了40天。爲保存有生力量，我們從梨園口撤進祁連山，擺脫敵人追擊，這時候我們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連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樹都沒有，都是石頭沙漠。退到石窩山以後，我們的隊伍已經沒有戰鬥力了，馬家軍騎兵又圍在山下，怎麼辦?
當天夜裏，上級在山頂召開黨員會，決定將剩餘部隊編成3個支隊，身體好點的編成左、右兩個支隊，所有子彈收集起來帶走;把婦女團和一些傷病員編成第三支隊，留下來打游擊，負責牽制敵人。
徐向前就說了兩句話：姐妹、弟兄，西路軍失敗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擊吧。大家有機會就往陝北走，那裏有毛主席，有我們的隊伍在等着大家。
我們只有坐在光禿禿的亂石上，抱頭哭。祁連山上一沒吃，二沒穿，又沒老百姓，怎麼打游擊?我們沒有彈藥，每個人肩上背的就是個空槍。傷病員加女人，就給丟下了……我們傷心得很。
其他人怎麼走的，我們都不知道，不對我們說。只知道第二天我們明白過來，一個人都沒了。他們朝西走了。
山裏到處都是馬匪，把我們三支隊包圍起來。馬匪的殘暴簡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殺人方法各種各樣，活埋、槍殺、火燒、扒心、取膽、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槍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裏……簡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麼辦?
半夜裏，地上結着冰，天上下着雪。馬家軍包圍在山腳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帳篷住上，可我們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滿了我們戰士的屍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裏坐着趴着，穿一件單衣凍得發抖，那時候就想，要是能吃飽一頓，就這麼死了，也滿足了。
分散後，有的人分到三塊銀元，有的分到一塊煙土。我什麼也沒要。我啥時死掉都不曉得，我要銀元幹什麼。夜晚過去了，又一個清晨到來，敵人怪叫着包圍上來。我們沒有一粒子彈，只得把手裏的槍砸爛，然後跳下了懸崖。
我沒死。在參加紅軍5年後，我成了馬家軍的俘虜。
畫外音
西路軍戰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殘酷殺害，被營救回延安4000多人，輾轉回鄉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區的有2000多人……
我被送到武威城，關押在特務團。
這裏關了100多個紅軍女戰士，我們婦女團的團長王泉媛也關押在這裏。馬匪根本沒把我們當人，每天只給我們一些黑麪爛菜，一點鹽也不給。大家餓極了，放風時把院子裏的黑花葉子都拔了吃得淨光。在又髒又臭的房子裏關了幾個月，我們一個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有一個女戰士，被抓去做了特務團長馬閣麟的小老婆，馬閣麟的大老婆就把氣撒在所有女戰俘的身上。
幾個月沒有洗臉洗澡，馬匪讓我們下到河裏洗澡，就是一種“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們。馬閣麟的老婆，就指令馬匪兵把一隻狼狗推到河裏，讓我們跟狗一塊兒洗，並侮辱說：“你們連狗都不如。”
馬匪兵騎在馬上向兩邊觀看的老百姓喊叫：“快來看這羣共產共妻，這就是共產的下場!”
我氣極了，衝上前去大聲罵道，“如果你們不把狗拉出來，我們就和你們拼了!”這事馬上被特務團長馬閣麟知道了，他帶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頓。
在敵人押送我們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開英、何福祥三個人到冰河裏背冰，趁着這個機會，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們都不敢說話，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麼意思。我們趴在冰面上，匍匐前進，不曉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敵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來跑出去。
白天不敢走，躲在騎馬下不來的懸崖底下，晚上纔出來摸着黑走。有一個晚上，我們走路的動靜驚到了一條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厲害的，黑暗中衝過來，一傢伙就把李開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塊肉來。我和何福祥，她是營長，把李開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擱下。我們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煙嗎，李開英身上就有這麼一疙瘩大煙，她對我倆說，你們去給我要點水，我喝一點。她想着自己受了這麼嚴重的傷，走不了路，就會連累我們兩個人，我們哪裏知道她會把那一疙瘩大煙就全吞下去了，不一會兒，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來。我們把她攙起來，她費勁地說了幾句話：“將來見到我的兒子，就說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說完就死了。我們兩個人抱着她的屍體，大哭了一場。
我這人膽子歷來很大，從來不害怕什麼，那時卻覺得很孤單，很無助，離開了組織，離開了戰友和同志們，我沒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氣。
沒幾天，在大沙灘，我們又被敵人的騎兵抓住了。
大沙灘，就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沙灘，過了那個沙灘，就能到黃河邊沿，過了黃河就能見到毛主席嘛，見得着延安。可就在這裏，我們又被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兩三天，我們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
畫外音
西路軍女戰士當時大多隻有20來歲，成了“女俘”後，除部分被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強姦，或者分給部下做妻妾丫環，有的被轉賣多處。這些女性所遭遇的，無法詳述。
如果可以在“犧牲”跟“當俘虜”之間選一個的話，我們情願選擇犧牲，沒人願去當馬家軍的俘虜。
參軍的時候，我們就抱定了決心，生是共產黨的人，死要做共產黨的鬼。可命運偏偏讓我們做俘虜，而且要讓我們給馬匪當老婆。
一天早上，敵人把我們100多個女紅軍押出來，排成長隊。先是馬步青訓話，假惺惺地說什麼國共合作了，要釋放在押的紅軍，給我們“自由”，接着由副官當場宣佈了第一批“獲釋”名單。
被點名的幾十個人慢慢走出來，我也在名單裏面。被俘虜一年多了，誰不想早點出去回到革命隊伍中去啊!可我們不知道馬步青葫蘆裏到底賣的是啥藥。
突然，副官從兜裏掏出一把紙球，猛地往空中一拋。頓時，院中的馬家軍亂作一團，趴在地上搶紙球，沒搶上的捶胸頓足，搶上的一個個嬉皮笑臉地來到女戰士身邊，又拉又扯。我們這才明白，“獲釋”就是把我們分配給馬匪當小老婆。我們肺都氣炸了，和敵人扭打起來，一邊打一邊罵，“要砍就砍，要殺就殺，絕不給這些畜生當老婆!”“我們是來革命的，不是給這些畜生當老婆的!”
分到的拉不動我們，就兩個人拉一個，拖上就走了，你說怎麼辦，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個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馬匪，跟我們勢不兩立的敵人，手上沾滿了我們紅軍戰士的鮮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個人根本近不了我身邊……
有的女人漂亮一點，馬匪男人對她好。我脾氣倔得很，拼命想辦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這馬匪回回把我往死裏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這裏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時候，皮鞭、木棒，拿起來就打。
我一顆眼淚都沒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殺就殺!
我怎麼能對他好呢?他是個壞人，我是個好人。我只有受着，什麼話都不說。
我四次逃跑，但沒有一次成功。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們的團長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長征路上結下的妻子。被馬家軍抓去後，分配給馬步青的工兵團團長馬進昌當小老婆。她也寧死不從，1939年3月，馬進昌的部隊換防，王泉媛藉機逃出虎口，奔向蘭州。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可是迎接她的是當頭一盆冷水，澆得人冰涼：組織上不要。
當時對西路軍被俘人員的規定是：一年歸來收留，兩年歸來審查，三年歸來不留。
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過多少遭，終於逃出來找到了組織，可是組織的大門卻對你關上了，那有多傷心啊。
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就西路軍戰俘慘遭虐待的狀況，多次跟蔣介石交涉，馬步芳迫於壓力，放鬆了對戰俘的看管，一些傷殘的戰俘就地遣散。我歷經九死一生，最終活了下來。
我重新獲得自由的時候，組織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淚，只想對組織說一句話：“我李文英永遠是黨的人。”
畫外音
在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歸屬上，歷史下了結論。“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這個結論，讓西路軍的將士從此擡不起頭來。
解放前夕，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個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隊到青海去了，從此沒有下落。
脫離關係以後，我一個人，帶兩個小孩，生活艱難，簡直就是沒法過。每天挎一個小竹籃，拿幾盒土煙去路上賣。
經常吃不上，只好去撿爛菜葉過活。
我一個人再怎麼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個男人。能找什麼人?有錢人會要我們這些人嗎?這個男人也是窮苦人，10歲前父母雙亡，討飯一樣過活，到了蘭州，給人端水洗腳這樣長大成人的。兩個人生活總比一個人要好一點。
別人看我就像看笑話，看共產婆，有時很多人圍着看。就因爲給馬匪當過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乾淨的。
“文革”時候，大家都來批鬥我……說開羣衆會了，我是個乾脆人，不用人押，自己跑到臺前。我身上不是掛了個毛主席像嗎，他們一把把那個像抓掉了，說你就是李文英嗎，我說就是。就打，把我打慘了……
造反派問：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麼沒死?
是啊，那麼多兄弟、姐妹們，在爬雪山過草地時死了，在高臺、梨園口死了，在馬匪營子裏死了，我眼一閉，一片片全是屍首啊，可我怎麼沒死呢?我沒死，我就是叛徒?
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
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文革”中間不就自殺了嗎?過了13年，他的名譽才恢復過來。
我從來是個厲害人，嘴上也不饒人。他們罵我，我也罵他們：“老子十幾歲幹革命的時候，你們在哪裏?你們幹了啥?”
我被剃了陰陽頭，還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鬥。我大兒子來看我，拎一碗麪條，看守就問你媽媽是誰，你媽媽是叛徒。我兒子說，叛徒就叛徒，我也要看看。娃娃轉過來把我看看，我把娃娃看看，我就悄悄地跟兒子說，你們不要害怕，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我沒有做過，你們不要害怕。
紅衛兵還問我，你不是什麼苦都能吃嗎?蒼蠅，能吃嗎?我說，不就蒼蠅嗎，能吃!拿過來，我就吞下去了。
我幹革命，我怕過誰啊?不怕。總有一天會出頭。老天明白就行嘍，也不用說別的。
畫外音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西路紅軍的問題得到平反，並給這些早已年過古稀的老紅軍發放了西路紅軍證書。這是一份遲來的清白，爲了這清白，李文英等得很苦，也很無奈。
第二個男人，也不是個好東西。那時候在街上擺個攤的，搞公私合營，也合一塊兒去了，他就去了鄉里供銷社。
本來是叫我去的。可是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屋裏怎麼辦?這麼多娃娃。前面兩個，後面三個。他鄉里去了，起初工作也幹得好，對我也好，什麼東西也會帶回來給我。以後他的心就變質了，有其他女人，也不管我了，東西也不帶回來了。
我也瞭解過，算了，不好就不好了。這是我的命啊，我能碰上啥樣的好男人呢。我的生活啊，太孽障了。
這麼多年，娃娃都跟着我，不跟他。我也早不跟他來往。以後他到蘭州，死在蘭州，死在我兒子跟前。
娃娃們讀書，都是我供出來的，沒錢也沒辦法，也要讀書。不好好讀書就不行，就打，都聽我的話。娃娃們從小沒吃過飽飯，早上都是喝一點清湯湯，就上學去了，從沒吃過白麪饅頭。
有很多年,我們被叫做“流落紅軍”。我寫信給中央，一封一封寫。我們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們是西路紅軍，我們是怎麼流落的，要說清楚，這是環境逼迫在這個地方，敵人把我們……不是冤枉的是什麼呢?給我個“流落紅軍”，我堅決不要。
吃了敗仗，是悲慘的。當了俘虜，也是屈辱的。可我傷心就傷心死了的那些人，他們的骨頭在哪裏，誰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們，在雪山埋在坑裏，死了的那些千千萬萬的人，他們能不能瞑目啊。
感謝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爲西路軍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紅軍才恢復了名譽。我們背了幾十年的黑鍋，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這個結果，就已經離世了。我那一個班，就我還活着，老天讓我多活幾年。
苦了就苦了，這輩子我都不後悔，堅決不後悔。
現在政府對我也好嘍，現在生活費一個月1000多塊錢。看病也有錢。好得很呢。
也有好多人來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認得是誰。李向陽女婿，來了給我一萬塊錢，還有那個誰誰，也給我一萬塊錢。
多大的幹部來了，我也敢說話，部隊來人，我覺得最親切。不管碰到誰，我都講老實話，一句假話不說。我這麼老了，是不是?
大兒子對我最好，知道我的苦。他70多歲了，一家人在深圳，他女婿在杭州，都是掙大錢。老二，現在退休了。老三在蘭州當工人，修房子，生活差一點。老四，在稅務局當幹部。
老了，以前從沒有怕過，現在晚上睡覺就害怕。我這屋子裏，一天到晚就我一個人。
我養了一對鳥兒，小八哥，嘰嘰喳喳叫個不停，能跟我講話。
畫外音
最後一次採訪結束，告別老人下樓，一回頭，發現老人已經推開二樓窗戶，靠在窗口向我揮手。我好幾次回頭，風燭殘年的老人依然在揮手，直到弄堂盡頭拐彎處，再也看不見。
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