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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乾嘉苗民起義(清代官方文獻稱之爲“湖貴苗變”)是清中期的軍事歷史事件，不僅有很多歷史資料的記載，而且隨之產生了一批文學作品。在這次起義中，石柳鄧、石三保、吳八月、吳天半等苗民領導者密切配合，在湖廣、貴州交界的崇山峻嶺間與清廷作戰。先後佔領了乾州等城鎮，與清兵血戰兩年餘。
乾隆、嘉慶兩任皇帝先後派出福康安、和琳“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福康安、和琳先後病歿前線，鎮筸總兵明安圖、貴州提督花連布等大小將佐二百餘人喪身苗疆戰場。“乾嘉苗民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了，卻觸動了清王朝在湘黔兩省的統治秩序，促使朝廷重新調整了對待苗民的相關政策。
1985年由湖南省歷史學會等單位聯合發起紀念乾嘉苗民起義190週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參會代表提出：第一，這是一場有漢族人民參加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階級鬥爭。第二，具有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雙重性質。第三，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壓迫和剝削，爭取民族平等、自由和發展的武裝鬥爭。
一、乾嘉苗民起義的歷史背景
清初的“改土歸流”，對於苗區來說，是一個極爲重要的事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以禮部侍郎席爾達和湖南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漠等統大軍進攻湘西鎮草地區苗族，半月之內，屠殺苗民數千人，以其地設乾州、鳳凰兩廳，不久，又廢除鳳凰廳五寨長官司。
雍正五年(1727)，永順宣慰司被迫納土，改永順司爲永順府，設永順、龍山二縣。雍正六年(1728),廢桑植、保靖二土司，設桑植、保靖兩縣，歸永順府管轄。雍正七年(1729)，清廷用兵威逼湘西上六裏苗族“編戶輸租”，設永綏廳(今花桓縣)。雍正八年(1730)，清廷又派兵進攻銅仁府“坡東、坡西”苗族，設鬆桃廳。雍正十三年(1735)，川東酉陽土司獻土，設酉陽直隸州，接着邑梅、石耶、地壩、平茶四長官也被迫獻土，設秀山縣，屬酉陽直隸州轄。
以上從1703年到1735年，大約三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在有土司管轄的苗區均已改土歸流”,在無土司的苗區也已設官建制。從此，湘西一帶苗區就完全納入清王朝統一的政權直接管轄之下，這一變化不能不對苗區政治經濟文化帶來重大影響。
“改土歸流”對於原來土司轄區，廢除土司的封建領主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出租，有些地區還允許農民自由佔田。龍山縣農民自由佔田達二百九十多頃(每頃合一百畝).對於原來地主的田地，由官府發給執照，確定“有產之家，永爲世業”。“改土歸流”廢除了這些地區的封建領主所有制，促進了封建地主制的發展。
至於原來沒有土司直接管轄，或雖設過土司，而土司勢力實際沒有深入的苗族聚居區。如永綏、乾城、鳳凰，鬆桃的坡東坡西等地，在設廳縣以前，是以什麼所有制爲主，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根據當時封建王朝的規定：永順土司“擔承鎮苗，保靖擔承草苗”。但是，土司實力並未深入苗區，連封建統治者也認爲“毫無實效”。所以，還不能說是封建領主制佔居了統治地位。清王朝在這些地區實行所謂“改土歸流”時就採取了有別於土司統治區的特殊措施，即用武力鎮壓或威脅而設廳縣。
湘西苗區設官後，另一重大變化，就是流官客民大量擁入苗區，打破了苗疆的封閉狀態。滿漢官吏和地主奸商用放賬的方式殘酷剝削苗民。一般說來，官兵大放其“營賬”，客民大放其“客賬”。結果，“苗人窮苦居多，其田土大率爲民家所盤剝”。據不完全統計，僅永綏、鳳凰、乾州三廳，從康熙到乾隆的百餘年中，滿漢地主官吏侵佔苗民的田地就達四萬多畝，除了苗疆邊沿地區以外，在苗疆的中心區全部是設立廳縣之後才被兼併的。
永綏城外的土地，原來均爲苗民所有，設廳後六十餘年，“盡佔爲民地”。結果造成“客民之侵佔日見其多，苗疆田地日見其少”和“苗衆轉致失業，貧困無度者日多”的現象。這就是說，“改土歸流”之後，滿漢封建地主和官吏成了深入苗區的直接統治者和剝削者。這種發展趨勢是導致產生乾嘉起義的直接原因。無怪乎一部分無力與滿漢地主官吏競爭的苗族百戶寨長也在“逐客民，復苗地”的口號下參與起義鬥爭了。
“改土歸流”和苗區設廳縣之後，在經濟文化上是起了很大變化的。首先是客民大量流入苗區：永綏從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新增客民一千九百一十四戶。其他苗區也新增了很多客民，客民大量流入苗區，不僅增加了大量勞動力，改變了地廣人稀的狀況，而且使勞動者的素質逐步發生變化，特別是客民帶來的先進工具和生產技術，對於促進苗區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記載：永保苗區原只知種雜糧，稻米主要仰給外市，山中水田也很少種稻，偶爾種點，也耕作粗放，不太講究耕褥，收成極差。客民大量進入後，不僅水稻種植面積增加，而且耕耘技術也不斷改進，故收穫大增，產量贏內地一倍。
古丈苗區稻穀產量也有很大提高，好田畝產毛谷已達四石，與附近漢區差別不大。水利設施也有很大改進，有條件的苗區已廣泛使用水筒車、手搖式“娛蛤車”灌溉田地。永順、龍山地區還使用了“衝筒”、“水礁”、“水磨”、“水碾”。開墾的熟田地也大量增加：永順、龍山、桑植。保靖已有熟田一千零一十七頃;古丈的田土，己有十分之三是水田，十分之四是熟地。
手工業和商業也有發展。據記載：“苗民入市與民交易，驅牛馬，負土物與雜糧、布絹諸類以趨市場，易鹽，易蠶種，易器具，以通有無。”
綜上所述，湘西一帶苗區在乾嘉起義前正處於“改土歸流”和設立廳縣之後，經濟文化教育正在開始發展，階級關係也正在發生變化。但由於滿漢官吏地主深入苗區、大量掠奪苗民田地，又使廣大苗民與滿漢官吏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銳，這就是乾嘉起義爆發前苗區的基本情況。
二、滿人官場文化對戰爭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
所謂官場文化，就是調節官員羣體相互間、以及官員羣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成文規則體系與潛在規則體系的總和。其中的潛在規則體系大多數時候是在行政中爲維護利益平衡，由各種政治派別在政治運作中逐步創制出來，是通過集體無意識形成的。一個軍隊的戰鬥力，除了與軍隊所擁有的官兵人數、素質、武器等有關，還與他們背後的官場文化有着緊密關係。
滿人入主北京之後，經過一百多年的經營，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快速反應的軍事指揮與反應體系。這是從前的歷代政府所望塵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緊”奏報驛遞體系，已經覆蓋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從而保證了中央王朝對全國各地的快速指揮與決策。
以湘黔邊苗疆來說，這裏歷來號稱邊遠，明朝雖然在此建立了嚴密的軍事防禦體系，但是驛遞還是相對落後。清朝卻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統。從苗疆發往北京的戰報，四千多里路程，啓用“六百里”加緊快遞，只要七天即可到達。湖南巡撫姜晟，於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日，從沅陵縣拜發的六百里加緊奏摺，二月十三日就到了在北京皇宮的皇帝手上。
這在當時，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戰爭爆發時，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這條高速通信系統直接指揮前線軍事。我們將這條通信系統稱之爲“快速作戰反應系統”。清朝皇帝對這個系統厚愛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頻繁使用。但在苗疆戰爭中，乾隆皇帝與軍機處的大臣阿桂與和珅等人，對佈置在苗疆的十數萬大軍頻頻發號施令。
沒有軍機處的上諭，前線的將軍常常不敢輕舉妄動。否則，一不小心犯了錯誤，就會招來殺身之禍。這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前線軍官的積極主動性。戰場上瞬息萬變，前線指揮員卻沒有最終指揮權。一旦投入戰鬥，無論這個系統反應多麼靈敏迅速，都是趕不上戰場上的變化形勢的。過分強調最高決策機構的指揮權，影響了戰鬥在第一線官兵的主動性。身處前線的將軍們，常常爲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貽誤了大量戰機。
必須指出的是，對快速作戰反應系統的自信，只是從技術上來說。從戰爭指揮權來說，這也反映了滿人官場文化中，已經將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確性轉移到軍事上，即認爲皇帝及其智囊團具有絕對正確性。這樣的領導體制，對於戰爭是否完全適合?從苗疆戰爭實踐來看，這是比較失敗的。
比如，到底是採用“剿”還是採用“撫”，最高指揮者是搖擺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給福康安下達的指示來說，就發生過多次反覆。前線將軍們也就常常搖擺不定，不知如何措置。這就是清朝在指揮系統設計上的缺陷。整個戰爭的統一指揮權集中到北京皇宮的軍機處，戰場上不同省的軍隊之間只有一種柔性的“節制”權，北京鞭長莫及，來回半個多月的信件指揮，錯過了無數戰機。
三、苗民戰爭中的文學色彩
“乾嘉苗民起義”中，最讓乾隆皇帝痛惜的是兩大重臣兼寵臣福康安與和琳的去世。他們是身赴苗疆前線的總督，也是統兵大帥，卻先後在苗疆病卒。這一點，滿洲貴族的筆記小說、苗族民間故事，乃至漢民族文人的小說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描繪。
按照清廷官方史料記載，福康安的死因是：“爲苗疆水土惡劣，福康安於積勞之後，猝患時症，調理不愈”而“溘逝”的。而和琳之死在《欽定平苗紀略》中也有詳細記載，他由風寒轉成痢疾，僅十餘天便病死了。
乾隆皇帝爲悼念自己的愛將，作了《聞貝子大學士福康安在軍營病故詩誌悼惜》，詩曰：“到處稱名將，功成勇有謀。近期黃閣返，驚報大星流。自嘆賢臣失，難禁悲淚收。深恩縱加贈，忠篤哪能酬?”表達了對福康安功勳的肯定與痛惜之情。而福康安也有對自我的肯定，他曾而福康安也有對自我的肯定，他曾在銅仁重修了東山寺，後來他在奏疏中寫道：“餘亦仰賴神庥……從此苗境肅清，封疆綏靖。俾此方之民，成得安其土，樂其業，永享太平之福。”福康安自認爲是爲朝廷效力的功臣，安撫了一方，但卻沒有獲得苗民的認可。
在苗族民間故事《吳王顯聖》中，將福康安的死描述爲死於吳八月的陰魂顯聖：“(八月)把關刀一搖，千把萬把刀子，劈得清兵三股死了兩股，吳王一望，還活着一股，於是又吐了一口氣，化作一陣暴風，把狗官兵刮下千丈懸巖，粉身碎骨。惡貫滿盈的福總督拋屍燕子巖，打後，清官吏改爲貝子巖，我們呢?叫死豬巖。”
而和琳的死，竟然與在乾州廳和石而和琳的死，竟然與在乾州廳和石柳鄧等起義將領談判時受到粘粘法驚嚇有關，苗族故事中二人皆死於非命，與官方的記載完全不同。二人之死的傳聞對徵苗隊伍的總體戰略、軍心和士氣都產生一定的影響。
福康安與和琳之死也被漢民族文人屠紳委婉寫入了徵苗小說。“乾嘉苗民起義”之時，屠紳恰好歷官滇黔，他創作了文言小說《蟫史》，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甘鼎的原型便是總理苗疆邊務道員傅鼐，金大都督可能影指福康安。
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帥鮮椰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帥鮮椰子用法術變化出癩牛病馬，一牛咬金大都督的腳趾，斬斷牛頭，牙齒都不脫落，金大都督被送回大營就死了。在這段敘事中，金大都督之死的設置是爲了引出“佩金刀”等相關情節，增添以報仇雪恨爲目的的鬥法內容，也預示了官兵必然戰勝苗兵的結局。
在現實的“乾嘉苗民起義”中，金大都督的原型福康安確實於嘉慶元年(1796)五月病死於前線，我們只能推測屠紳彼時恰在雲南爲官，可能聽到過關於福康安之死的傳聞，將之融進了小說情節之中。
《蟫史》卷十一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寫新到任的“債侯”斛斯貴，這個人物可能有和琳的影子。斛斯貴中了苗人之蠱：“雖貴者多福澤，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後來斛斯貴“頭風方劇，肺病轉深”，與《欽定平苗紀略》中所記和琳的死因非常相似。只是從最終結局看，小說敘述者讓甘鼎在神人祕授的捲圖中找到治療方法，又安排天女木蘭與瘴神作戰，挽救了斛斯貴的性命。
滿、漢、苗民族文學作品對“將帥之死”呈現出不同的描述，這種現象既反映出各民族對於戰事的願景與理想的不同，也映帶出苗疆獨特戰爭環境的苦惡、軍旅同僚傾軋的嚴重、戰爭雙方死傷的慘重，顯示了滿漢文人對清廷的維護，苗民對“征服者”的反抗意識，同時這些作品中的“將帥之死”也包含着對歷史真實的重新演繹與闡釋。而屠紳的《蟫史》則更能夠體現出相對客觀的敘事態度，可見文學作品在反映“平苗逆”的態度上已發生改變，趨向了重新認知、協調與融合的傾向。
結語：
在這縱橫100公里，面積不足1萬平方公里的武陵山腹地，展開了一場長達2年的戰爭較量。一方是朝廷訓練有素的20萬大軍，另一方則是由農民臨時組織起來的“烏合之衆”———苗民義軍，男女老少加起來也不過9萬人。
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在朝廷及各級官員看來，幾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徹底平息“暴亂”，但事與願違，戰爭沒有朝着外界預期的方向發展，戰爭延續兩年多才結束。雖然清王朝完成了鎮壓叛亂的目的，但乾嘉時期的苗民起義無疑給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帶來了深刻的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