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明朝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明朝初期的七十年間，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從中得利的首先是皇族、勳戚、官僚和地主階級，而一般勞動人民仍然過着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生活。朱元璋雖然口口聲聲說要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但剝削階級的本性是貪得無厭的，其節制只能是些微的、暫時的。
土地兼併這一封建社會的痼疾，伴隨着明王朝的建立而俱來。這個時期雖然整個說來土地的佔有比較分散，但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時，新貴族的六國公二十八侯就擁有佃戶三萬八千百九十四戶。到洪武三+年(1397年)，全國佔地七頃以上的地主就有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一戶。
永樂時，岐陽王李文思次子李增枝“於各處多立莊田，每莊蓄童僕無慮千百戶”。明初政府雖然把賦役額定得較低，但在當時經濟殘破的情況下，對農民來說仍是沉重的負擔。靠近洞庭湖的龍陽地區“歲擢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撲死者相踵”。濟寧府役民築城，以致“民不得穡”，“旦暮不休”。而明朝政府對官僚地主等卻有種種優待。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下令“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復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連退休致仕在家的官員也可享受這一特權。
洪武十二年(1379年) 規定：“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甚至在學的生員“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這些人所豁免的賦役，自然就轉嫁到廣大勞動人民的頭上，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當時就有人指出：“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再加上官吏的層層貪污舞弊地主和高利貸的盤剝，使得農民生活十分艱難。
所以在明初六七十年中，農民起義此伏彼起，連綿不斷。這些起義遍佈於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陝西、山東和浙江等十來個省份，規模大的有幾十萬人。一個王朝的初期，農民起義竟如此頻繁，地域如此廣泛，這在歷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