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宋朝皇帝，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宋朝毫無疑問是文人最憧憬的時代，這一點是大唐盛世也無法相比的，其緣由就在於歷朝歷代中只有宋代文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宋代的基本國策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與所有封建王朝不同的是，宋代皇帝也是君權最弱的一個朝代，我們常說皇帝掌握着生殺予奪的最高權力，想要誰死，想要誰生都只不過是他一句話的事情。
但在宋朝這話顯然是錯誤的，《蓼花洲閒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說宋神宗在位時期用兵陝西，一個漕官由於工作失誤，被判處死刑。次日宋神宗詢問處理結果，宰相蔡確卻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祖宗指的就是趙匡胤了，趙匡胤推翻後周，順利建立宋朝是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支持的，所以立下了不可輕易殺士大夫的祖訓。
祖宗之法在封建王朝是一條隱性的政策，宋神宗無奈，覺得既然不能殺，那就刺面流放吧，當時還是門下侍郎的章惇卻說“如此即不若殺之(這樣做，不如殺了他)”，宋神宗問他爲什麼，章惇回答說“士可殺不可辱”，宋神宗聽了很生氣，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由此可見宋代皇帝連一個小小的漕官都不能殺，其君權薄弱到了何種程度，也反映出宋代士人的地位之高，待遇之好。那麼這和宋朝臣子把皇帝稱爲“官家”，而不是陛下有什麼關係呢?有一定意義上的關係，更有趣的是不僅今天的人對這個問題感到好奇，早在宋代時期，連宋朝皇帝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要把自己稱之爲“官家”。
宋太宗還專門詢問過這個問題，《國老談苑》記載了這件事，也給出了答案：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
更有趣的是，宋真宗也問過這個問題，《湘山野錄》記載說：
上(真宗)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正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縱冥搜，不及於此。
爲什麼把宋代皇帝稱之爲官家呢?這兩段記載都提到了一句話“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這句話最早出自《漢書·蓋寬饒傳》，是蓋寬饒向漢宣帝上奏言事的時候所說：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根據古代的說法，五帝時代是官天下時代，特指堯舜禪讓的事情，“五帝官天下”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實際上禪讓的只有堯舜禹三代。禪讓開啓了將公權力移交給賢能之人，而不是直系後裔的範例，所以又說它是公天下，實際上就是指只要有賢能的人，都能成爲治理天下的君王，所以說“官以傳賢”，官對應的就是公。
堯舜禹石板畫像
而三王是指夏商周三代君主(大禹、商湯王、周武王)開啓了將公權力世襲給自己後代的範例，從此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最高權力只限於在帝王的直系後裔之間進行世襲，就是所謂的“家以傳子”。弄明白“官天下”和“公天下”，就很好理解爲什麼要把宋朝皇帝稱之爲“官家”了。
正如《湘山野錄》中所談，是所謂“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這個邏輯正猶如秦始皇從三皇五帝中取“皇帝”兩個字將其作爲對君主的稱呼，趙匡胤也將五帝三王之德總而概之，謂之爲“官家”來稱呼皇帝。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不是說好了“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嗎?
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合稱“官家”有什麼寓意呢?《禮記·禮運篇》中說：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也就是說大道在的時候，天下的存在就是爲了衆人或大家，選拔賢人，不任人唯親。當大道隱去的時候，天下就成爲一個人的家，人們只會爲了自己和親人謀利益。從《禮記》透露的思想取向來看，它是推崇公天下的。而宋代皇帝作爲治理天下的君王，那麼他的首要責任就必須是爲了天下衆生的福祉，而不是爲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
這是宋代皇帝的一種政治取向，但禪讓已經成爲不現實的理想制度，要求宋代皇帝把自己的皇位禪讓給有賢能的人，而不是自己的子孫，顯然是不現實的，於是又取“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理念，“官家”這個稱呼的整個邏輯就是指：
我來當這個皇帝是爲了天下蒼生的幸福，並且將選拔賢能之士入朝爲官，在他們的輔佐下一起努力。但皇位屬於皇室獨有，它只能在皇室內部進行世襲。
宋朝皇帝很巧妙的把這種政治取向和個人慾望巧妙的結合到一起，將家天下和官天下結合了起來，家天下並不影響官天下的存在，官天下也並不影響公天下的存在。雖然我的皇位只能在子孫之中傳遞，但是並不影響我和我的子孫們爲天下蒼生謀福利，同樣，我在爲天下蒼生謀福利的時候，也並不影響我將權力侷限在家族之中。
顯然，這是比公天下的政治理念更加理想化的一種設想，將“家和官”完美的契合起來，當然這樣的政治理念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爲它無法保證後續的皇帝是否也能執行這一點，是否會將個人享受放在國家利益之上。因此，這就是“官家”這個稱呼的由來，可以說它寄託了宋代皇帝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政治理念。
但宋代皇帝爲了貫徹自己“官家”的政治寄託，也確實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和權利，營造了“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現狀。所以宋代士大夫的地位很高，官僚集團的權力壓過了君主的權力，宋神宗推動王安石變法，但是在守舊的士大夫集團的集體反對下，宋神宗也不得不照顧他們的聲音，幾度將王安石罷相。
宋神宗想要殺一個漕官，但是在大臣的反對下，他也不得不重新考慮，甚至採取妥協的方式。宋代時期皇帝的權力的確受到很大的限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確實存在一些“官天下”的影子和麪貌，君主的個人意志無法凌駕在國家之上，並不說皇帝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下面的臣僚們也能用自己的意志壓倒皇帝的意志，所以宋神宗想要推廣變法失敗，想要殺一個漕官卻不能如願。
但是在明清時代這樣的時期顯然是不會出現的，明清時代是成熟的“家天下”，皇帝的意志勝過一切，在“大禮議事件”中，嘉靖皇帝以一己之力對抗羣臣，並最終取得勝利，嘉靖和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卻依然不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生殺予奪，任用士人都在皇帝的一句話，這顯然是不健康的制度。
但在宋代，至少我們還能看到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大大的限制，雖然宋代君主稱呼自己爲“官家”寄託的是一種美好的政治理想，但在一定意義上以士大夫爲代表的“官”確實限制了以皇帝爲代表的“家”，這就是它們之間的聯繫。綜上所述，這就是爲什麼把宋代皇帝稱之爲官家的原因了，所以，你懂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