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在皇權至上的古代，皇帝的言行舉止，喜怒哀樂，都被賦予非凡的意義，往往一瞬間就可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禍福。清朝康熙時期的大臣方苞，應該對這一點體會最深。方苞，安徽桐城人，是清朝著名的學者、詩人、文學家、思想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名臣。
方苞成長於人文薈萃、文風興盛的江南，他出身於官宦世家、書香門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飽讀書史，滿腹經綸，年紀輕輕就成爲享譽江南的名士，在三十二歲時考取江南鄉試第一名，後又考取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榜第四名，有清朝“江南第一才子”之稱。康熙末期，方苞已經在內廷南書房擔任文學侍從之臣，頗受康熙器重，端的是前程似錦。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禍，卻讓方苞的人生之路波折橫生。方苞早年的一位好友戴名世，曾經編著了一本詩文集《南山集》，方苞曾經爲這本文集寫了序言。結果戴名世和其作品捲入文字獄，康熙震怒下令徹查，方苞自然也脫不了干係，被關入京師刑部大牢，在這裏度過兩年時光。
方苞自幼生長於錦衣玉食的富貴之家，之前對監牢之事沒有任何概。這次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倒給他創造了一個“體驗生活”的“機會”。方苞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心態和敏銳的觀察力，詳細審視着刑部大牢中的方方面面大事小情，並寫成了《獄中雜記》一書。
方苞在這篇文章中，以他2年的坐牢經歷，對清朝刑部大牢中種種令人觸目驚心的黑暗狀況，進行了如實記載和披露。最讓他瞠目結舌的是，刑部大牢中的囚徒，最怕的刑罰不是被判斬殺等死刑，而是流放。按常理而言，被判處斬殺會一命嗚呼，而判處流放則好歹能保住命，爲什麼囚徒們反而怕流放?
經過兩年的細心觀察，方苞才揭開其中奧祕。原來，這種看似反常的現象背後，隱藏着一重重見不得人的黑幕。刑部大牢中囚徒的生死，《大清律》說了不算，皇帝說了也不算，獄卒、刑部大小官吏們纔是真正的裁決者。換而言之，即使囚徒身犯死罪，也並非一定就得死，全看你是否懂得其中“奧妙”。
方苞在《獄中雜記》中記載，囚徒被刑部判斬刑後，獄吏會對囚徒說：“予我千金，吾生若”。如果其家屬儘快把金銀如數奉上，則該死囚就可平安無事，逃出生天。
原來，獄中經辦文書手續的胥吏，平時利用工作之便，已經暗中準備好若干加蓋刑部印璽的空白文書。在囚徒被押赴法場之前，都會有一道固定程序：把案卷上報皇帝“勾紅”，然後才施行。
胥吏們暗中做手腳，把相關案卷謄錄到空白文書上，內容案情都不更改，只是把該判斬刑的主犯名字，換成其他犯人的名字，“以案犯獨身無親戚者易汝名”，這個替死鬼通常是無錢無勢無親戚的光棍，以防日後旁生枝節。最後把這道文書上奏皇帝“勾紅”。這樣一來，該被判斬刑的死囚，就可神不知鬼不覺被“偷樑換柱”。
還有一種手段也很常用，《大清律》規定，案犯被判斬刑後，有一道稱爲“矜疑”的複審程序，本意是慎重從事，以防冤枉好人。刑部官吏們卻把這道程序當成漏洞，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把“矜疑”運用的“爐火純青”，即使是板上釘釘的鐵案，也會被他們歪曲事實故佈疑陣，東拉西扯無中生有，使得案件三年五載久拖不決，最終不了了之。
此外，還有一種專門替人頂罪的“職業”囚犯，他們與獄中胥吏勾結，專門頂替身犯重罪的死囚，每次收費幾百兩至幾千兩銀子不等，再與胥吏瓜分，胥吏再通過一番暗箱操作，想方設法減免其刑罰。方苞親眼見過一個姓李的山陰人，專門幹這種營生，常年替人頂罪，成爲刑部大牢“常客”，收入不菲，“每歲致數百金”。
但一旦被判處流放，則局面頓改。一是流放不取人性命，不同於斬刑，沒有那麼多的複審程序，沒空子可鑽，轉圜餘地極小。二則因爲清朝流放地是在極北苦寒之地寧古塔，千里迢迢天寒地凍，生活條件艱苦惡劣，專門替人頂罪的混混們不願受那份洋罪，因此一旦被判處流放，只得認命。故此纔會出現囚徒們不怕斬殺只怕流放的奇觀。那個姓李的山陰人，最終就是一不小心攤了個流放，費盡心機也沒能改判，只得“悵然上路”。
方苞在刑部大牢被關押兩年，徹底領教了清朝內部的黑暗腐朽之狀，感慨萬千，寫下了這篇《獄中雜記》。當時還是號稱太平盛世的“康乾之治”期間，看來康熙老爺子的本事也是不咋地，連眼皮底下刑部大牢都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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