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宋真宗時代進士及第，開始爲官生涯。宋真宗也許因爲自己的登基過程比較驚險，因此，當了皇帝之後，經常私心膨脹，以圖彰顯自己的地位，例如他過於信佛信道，僞造“天書”，大搞封禪等。大致說來，中國歷史上凡是過於信佛信道的皇帝，都不能算一個好皇帝。古人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說，皇帝但凡私心私慾公開顯露，一定會形成逢迎的趨勢。好皇帝的標準基本上是私心私慾能夠受到大臣的控制。但是，宋真宗時代沒有做到。雖說宋朝的“祖宗家法”要求公心爲上，但實踐起來也並非一帆風順，宋真宗朝算是一個典型，尤其是宋真宗寵信劉皇后，開了宋朝後妃干政的先例，差點釀成第二個武則天，這在前面的章節已經說過，這裏要強調一下，它也是導致范仲淹新政失敗的深遠原因。
宋真宗死後，劉皇后成爲劉太后，宋仁宗年幼繼位，劉太后大權獨攬，垂簾聽政十多年，宋仁宗已經成人，劉太后遲遲不願歸政，直到劉太后65歲時病死，24歲的宋仁宗才擺脫了“兒皇帝”的命運。太后干政，有做女皇的野心，遲遲不願歸政於長大成人的皇帝，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是不合常理的狀態，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會的反對。如果反對成功，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戰勝了私心，如果反對不成功，那就是私心私慾佔據了主導地位。宋真宗的私心私慾導致了劉太后干政，像劉太后這樣有權利慾的“女主幹政”，要得到實施和維持，一定需要幫手。因此，劉太后擅權的結果是，朝廷中同樣有私心逢迎劉太后的“小人”得勢。而這些“小人”政治的結果，一方面成爲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對象之一，另一方面也成爲范仲淹新政的一個重要障礙。
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在劉太后病死後10年，劉太后遺留下的“小人”政治後果還在，隊伍也沒有完全清理。雖然科舉制度是全面地選拔人才，但是，形成培養人才的普遍教育體系，卻從范仲淹開始建立。因此，在“慶曆新政”中，范仲淹所遭受的阻力，就來自於歐陽修所說的“小人黨”。當范仲淹以民本思想、“先憂後樂”被世人和後人讚頌的時候，他的對立面，顯然是一些更多隻想維護自己利益的小人。宋仁宗之所以沒有對范仲淹支持到底，也在於“小人黨”製造了范仲淹的骨幹隊伍結黨謀逆的假象，使得宋仁宗信以爲真。所以，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失敗，正是由於利益集團介入政治，導致趨炎附勢的小人當道。
范仲淹主導“慶曆新政”的失敗，是利益集團政治佔據了上風，其中很大的原因來自於皇帝制度自身的缺陷，因爲，皇帝制度賦予皇帝及其家族較大的特殊利益，再怎麼限制，皇帝家族的特殊利益總是存在。雖然我們說宋朝的政治理念是“超利益集團”、“天下爲公”，但任何美好、善良的理念都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因此，批評的確是應該存在的。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政府的自我批評大多隻是事發之後的“問責”、撤職、處分之類，在事情開始之時或進行之中，批評主要來自民間和媒體。我們一方面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苛求宋朝沒有在900多年前採取媒體輿論監督的做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在當今利益集團政治結構下，媒體很容易被利益集團控制，成爲利益集團的工具，從而失去客觀公正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