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原四川新軍軍官尹昌衡在騙取了原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手令後，其隨即來到邊防軍駐地宣佈接管這支部隊，並命令繼續駐紮南苑“保護大帥安全”。
同時，尹昌衡還宣佈，加發恩餉一個月，當晚又設宴款待官兵們，讓他們飲酒狂歡。
而在暗中，尹昌衡祕密調集新軍將邊防軍包圍，用火炮形成壓制，如有異動，即行解決。
深夜時分，尹昌衡委派死黨陶澤錕爲敢死隊隊長，後者帶兵衝進趙爾豐家中將其抓獲。
在此過程中，趙爾豐的一名貼身丫頭(一藏南蠻女)持槍抵抗，被陶澤錕親手擊斃。
得手後，尹昌衡從正門入，並宣佈爲了“老帥”的安全，決定將之轉移到軍政府。
這一過程，也就是後來革命黨們所津津樂道的“智取趙爾豐”。敢死隊長陶澤錕由此青史留名，並收穫了一個團長的位子。
被押到軍政府後，趙爾豐曾謂尹昌衡曰：“餘何罪於公?”
尹答道：“公得罪於四萬萬人之一乎!”
趙問:“能相活乎?”
尹說:“既此非我意，當語衆紳。”
毫無疑問，此時衆人的意見一致認爲:“爾豐屠川人，川人死於兵者數十萬，死於亂者百萬，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次日(11月22日)，尹昌衡在成都明遠樓廣場召開羣衆大會，問臺下衆人：
“衡代諸君擒賊，所以不先告者，恐泄機，事不濟耳!今以生殺付諸君決之。”
臺下大呼“該殺”，聲震屋瓦。
尹昌衡即令陶澤焜當衆將趙爾豐斬首，並將其頭顱掛在樹上，示衆三天。
無可否認，亂世中能鎮懾局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級軍官而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一例。
在平定兵變並殺掉趙爾豐後，尹昌衡聲名大噪，羣情懾服。
事實上，趙爾豐的被殺，與其說是對“反動舊官僚”的清算，倒不如說是革命的“投名狀”。
趙爾豐的人頭，實則是新政權樹威的道具，意在警示一切可能覬覦權力的競爭者。
事後，曾親身參與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記下了民衆對趙爾豐之死的微妙反應，說：
“(趙爾豐)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
很大程度上，趙爾豐也算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吏，辛亥年的四川雖說亂，但畢竟亂而不倒。至於其死後，四川更是一亂就是三十幾年。
而且，趙爾豐所率的邊防軍對於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被殺後，藏區局勢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這卻是不得不補一筆的。
至於新官尹昌衡，其平素放蕩不羈，在廣西期間即詭稱“酒不喪行，色不害德”。
當上都督之後，年不過27歲的尹昌衡更是驕縱十足，犯了好酒貪色的老毛病。
當然，尹昌衡自幼個子碩長，按現在的標準，可算是個英氣逼人的大帥哥，加上年紀輕輕即身居高位，難免把持不住。
他在任都督期間，曾將某年輕美貌的老闆娘收爲妾室而毫不顧忌輿論的指摘。
更滑稽的是，尹爲了好色還編出一條三段論，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證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
當然，尹昌衡當時的侍妾也不只這老闆娘一人。
在後來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檢點，經常粉墨登場唱戲，甚至乘醉調戲少數民族婦女，舉止輕佻狂妄。
1912年6月，袁世凱命尹昌衡爲西征軍總司令，率川軍入藏平叛，不久，又將之調入京城。
入京後的尹昌衡如無根之萍，險些遭到殺身之禍。
原來，趙爾豐之女嫁給了袁世凱之子，難免要爲父報仇;而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是老袁的好友，一直在爲其弟申冤。
在這些人的活動下，袁世凱於1914年3月下令議恤前四川總督趙爾豐;同年8月，又下令褫奪尹昌衡的軍職榮典。
所幸的是，當時的陸軍總長段祺瑞與尹昌衡有師生之誼，在他的保護下，北洋政府才以“虧空公款”的罪名輕判尹昌衡有期徒刑九年結案。
1916年袁世凱死後，尹昌衡被特赦出獄，從此退出政壇，當年的叱吒往事也就漸成煙雲。
不久，尹昌衡回到成都，築止園閒居，此後意志日漸消沉，平時以詩酒、參禪自遣。
對尹昌衡的一生，一般史家的評論是四個字：志大才疏。
尹昌衡晚年雙目失明，後於1953年病死於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