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美國，最有影響的兩位鋼琴家是霍洛維茨與魯賓斯坦。二人的演奏風格差異極大，很少有共同點。可在鍵盤之外，兩位大師倒是在食物方面都有各自的傳奇故事。魯賓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生活中的種種講究，簡直就是進入財務自由而有品味的永恆典範。小澤征爾曾經回憶，他年輕時有段時間與魯賓斯坦一同演出，後者請他吃飯。指揮家當年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那位美食家的講究與奢華，給他留下難忘的印象。反觀霍洛維茨，人們提到起的時候，往往會說到他特別鍾愛的一種清蒸魚。
這道蒸魚菜餚其實有很多是反映了鋼琴家的性格，而非單純的口味。到後期，霍洛維茨選擇在哪裏開音樂會，條件之一就是他下榻的酒店必須能做好那種清蒸魚。否則，鋼琴家都不考慮在那裏演出。在那麼多鋼琴家都追求演出合同的年代，霍洛維茨這麼做，自然是因爲人們永遠對他趨之若鶩。可如果單單認爲，霍氏“無魚不演”的做法是在耍大牌，那也是不對的。魯賓斯坦與霍洛維茨這兩個人最大的差別，可能就是前者十分達觀，用現在的話說，他的心很大。而霍洛維茨的性格，就總是有某種緊張和神經質的成分。
觀察這位巨匠的許多作爲，我都會感到這恐怕是性格使然，並非單純的耍大牌或口味的問題。後來，得知霍洛維茨吃蘑菇的一樁往事，發現其中折射出豐富的內容。這樣一位挑剔的鋼琴家，居然曾由於誤食毒菇而有性命之虞。
有一次，霍洛維茨採了一些蘑菇，自己烹調食用。他自認爲對於菌菇有着豐富的知識，不想這道蘑菇料理完成後，鋼琴家竟然中毒暈厥。所幸後來性命無憂，否則20世紀鋼琴演奏的歷史都可能會改寫。得知此事，首先讓我驚奇的是：居然，霍洛維茨也會自己做飯?還是自己採蘑菇來做?!儘管不知這是何時發生的，但從鋼琴家後來的生活看，應該是他年輕時的事情。日後的霍洛維茨，由於持續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幾次隱退，又幾次復出。隱退期間，鋼琴家也會錄製唱片，生活方面則有些深居簡出。彼時，霍洛維茨住在紐約的公寓中，牆上掛着畢加索的畫(後拍賣)。
很難將此時的鋼琴家同野蘑菇聯繫到一起了。人們說起他的口味，往往就提起那款清蒸魚，甚至有人調侃後期的霍洛維茨已到了“靠清蒸魚維持生命”的地步。想來鋼琴家自烹野蘑菇，應該是他年輕時的事情。彼時，霍洛維茨與另一位尚且年輕的巨匠，小提琴家米爾斯坦一同離開1918之後的俄羅斯。二人在歐洲闖蕩，一段時間後，霍洛維茨取得了爆炸性的影響，米爾斯坦則慢熱許多。雖然不能確定那餐蘑菇究竟是何是吃的，可倘若鋼琴家真的誤食致命毒菇，其改變歷史的作用幾乎立刻就可以看到。在歐洲爆紅之後，霍洛維茨赴美，由於戰爭和隱退等原因，之後他的活動較多以美國爲中心。即便如此，鋼琴家早年在歐洲的影響力何等驚人，我們也能從一些記錄中窺知一二。
他的兩位巨匠級同行，魯賓斯坦和阿勞都在各自的回憶中，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他們初聽霍洛維茨的情景。霍洛維茨造訪巴黎之前，魯賓斯坦早就成爲那裏的大明星(其實魯賓斯坦比霍洛維茨年長了一代)。他在回憶錄中記下了當時霍的演奏如何令自己感到震驚。一位與他相熟的女士直截了當地說：“阿圖爾，(肖邦的)《船歌》不再是你的了”。魯賓斯坦爲此傷心。而當他到後臺拜訪霍洛維茨時，後者正爲“彈錯了一個音”感到苦惱。魯賓斯坦自忖，自己也能夠如此的話，倒是無憾了。
誠然，魯賓斯坦的一大特色，便是哪怕他彈了大把錯音，人們也依舊折服於演奏的魅力之下。至於霍洛維茨，他日後也漸漸不那麼在意是否錯幾個音了。問題不在於錯音本身，而是魯賓斯坦這樣的大鋼琴家，也爲這種“駭人聽聞”的演奏所驚奇!霍洛維茨的技巧之高超，已進入“恐怖的”境界。至少在鋼琴家聽來，恐怕有時真的不能不驚出一身冷汗。二戰前，仍是超技演奏盛行的年代，霍洛維茨的演奏卻仍可謂“強中更有強中手”，絕不誇張。而與此同時，他整體的音樂表現，相對於舊時代的浪漫派風格，又帶着很多新的觀點。
霍洛維茨取得爆炸性的影響並不完全由於超技。他建立起一種全新的風格，既是人們先前未曾領略的，又強大到讓那些大鋼琴家也聽得暈頭轉向。這方面，魯賓斯坦坐在聽衆席中，心中或許還更有一些豐富的滋味。因爲魯賓斯坦本人，也正是一位帶來新風格的鋼琴家。他的演奏秉承了舊式浪漫派風格的華麗與大氣，卻又體現出“現代性”的端正，沒有那種強烈的速度變化。目前有人認爲，魯賓斯坦從過分纏綿的演奏風格中拯救了肖邦。這其實是不對的，當時的肖邦演繹沒有淪入悲慘的境地。但他所帶來的新風格，確實是在肖邦音樂中表現得最爲典型。因此，魯賓斯坦的肖邦早早成爲現象級演奏。忽然間，他面對霍洛維茨的肖邦，很多東西甘苦自知。
如果說魯賓斯坦聽了那位女性朋友的話，頗有內心中箭的感受，至少我是不會懷疑。短短數年之後，他與霍洛維茨的肖邦又將開始在美國爭鋒。當時，美國聽衆對肖邦的熱愛已到了有點奇特的地步。而在日後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魯賓斯坦與霍洛維茨的演奏，將很大地決定那裏的樂迷對肖邦音樂的認識。所以，我們不能不說毒蘑菇是可怕的陰影吧。畢竟再有幾分差池，這一切都可能不復存在。還不用說，魯賓斯坦回憶中的音樂會，也僅僅是霍洛維茨歐洲征程中的一站。當然這是重要的戰役。對一位演奏家來說，要拓展自己的事業，幾乎沒有什麼比征服一座國際音樂重鎮更快捷了。
巴黎、倫敦、維也納、柏林和紐約，都是必爭之地。霍洛維茨在柏林的演出非常富有傳奇性。多年後，阿勞在他的《談藝錄》中仍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聽他演奏的情景。當時霍洛維茨彈了肖邦全部的敘事曲和《葬禮奏鳴曲》，李斯特的奏鳴曲，還有貝多芬的《32段變奏曲》。“他的手臂如此僵硬，居然還能彈出這般效果來，真把我驚呆了。”《葬禮奏鳴曲》的第一樂章給阿勞留下永遠難忘的印象，而貝多芬的演奏，他也十分喜歡。阿勞向來以演奏貝多芬見長，霍洛維茨則不然，他承認自己內心與貝多芬並不親近。可阿勞還是認爲，他那次的貝多芬變奏曲“彈得很好……是我聽到過的最像火山爆發的演奏。”
阿勞自幼是絕世神童，從智利到德國，鋼琴家的母親一直陪在他身邊，也頗懂音樂。據阿勞回憶，母親從不欣賞其他人，可同他一起聽了霍洛維茨之後，便對他說：“你還是回去練琴吧，他彈得比你好。”說起來，阿勞年輕時本是個練琴狂，一天10小時以上是家常便飯。老一輩德奧學派的鋼琴家裏面，他始終是最能代表技巧全面、完美的兩三人之一。即便如此，他還是爲霍洛維茨演奏中種種匪夷所思的東西驚奇。霍洛維茨的演奏藝術，確實可以被稱爲難解之謎。他所彈出的音色、力量、清晰和速度，很多情況下都堪稱鋼琴演奏的“奇觀”。而對同樣身爲職業演奏家的人來說，霍洛維茨怎樣彈出這效果也是一個謎。
阿勞所說的“僵硬”只是一方面，不少鋼琴家都會指出他的演奏方式如何“有悖常理”。以至於一位後輩同行，對霍氏頂禮膜拜的蘇聯超技名家貝爾曼都認爲，霍洛維茨已經走出俄國學派的範圍，成爲完全的“霍洛維茨派”。最典型的一點，就是鋼琴家的手指。霍洛維茨的手指總是平平地觸鍵，不怎麼擡高，不怎麼彎曲，卻順滑無礙地推出排山倒海之音量。不可思議，真要看過錄像之後，才完全相信他是這樣彈。阿勞一方面有超技大師的身手，另一方面又完全深入德奧一派的精髓，同霍洛維茨可說並非是一路人。然而，面對這般前所未見的演奏，阿勞坐在臺下，恐怕也不能不將其與自己的技藝相對照。他母親的反應也許還更能說明問題。你瞭解神童家長越多，就越明白他們如何不願意這麼說了。阿勞還是錄音史上最重要的神童之一。
最終，霍洛維茨、魯賓斯坦和阿勞都定居美國。而霍氏在美國的影響，也漸漸發展爲彷彿是李斯特當年在歐洲的影響了——真正意義上的“巨大無比”。聽衆的狂熱，更重要的是年輕鋼琴家的狂熱，在如今這個缺乏巨匠的年代，已經難以想象。可是到這裏，我又不能不想起蘑菇的事情。霍洛維茨那樣自採自作，固然是不可取的，但這至少表明當時他還能以輕鬆的心態對待生活。日後，鋼琴家的幾退幾齣，很多是由於壓力。他對於自己的技藝，原本就要求極高，反覆磨練。而當自己漸漸成爲新時代鋼琴之神的時候，霍洛維茨堅持要最高的報酬，同時也要把最好的帶給聽衆。他沒有在榮譽中衰退，由此表現出大藝術家的品格。但他的自我要求，有時過分了，當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總之，霍洛維茨的藝術並未衰退，但他的隱退，又每每讓我感到鋼琴家陷入某種惡性循環。這個問題，直到他晚年才解決。倘若在定居美國的歲月中，霍洛維茨還能保持採摘蘑菇的心態，或許他的生活會變得比專注於清蒸魚更加輕鬆、舒適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