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秦帝國》讓很多人認識到了一個博學、果敢、爲國爲民的法家學者商鞅。小說畢竟是藝術，它將商鞅美化成一個“完美”的人。不可否認歷史上的商鞅確實是一個偉大變革者，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賤視百姓生命的御用政客。
實至名歸：偉大的變革者，變法浪潮當中的勝利者
古代中國的第一次變革就發生在春秋戰國那個光輝的時代。一方面是隨着社會生產工具的改進以及生產力的提高，新興的地主階級跟自耕農階級，對舊有的奴隸制社會體制越發不滿。另一方面是舊有的奴隸制生產模式因其生產效率低下，影響到列國間的爭霸。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法家應運而生，一大批法家學者奔走於列國當中推行一系列解放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的變革。
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後成爲戰國首霸，楚國在吳起變法之後重拾昔日的雄風，韓國也在申不害變法之後成爲了實力不可小覷的小霸主。但是這些人跟商鞅比起來都顯得那麼的渺小，作爲一個變革者，商鞅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這是商鞅在秦國推行的第一次變法後，秦國的改變。推行了十年，秦國怡然達到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風貌，而之前那些樂於私鬥的人也變得怯於私鬥、勇於公戰。可以說商鞅的第一次變法效果顯著，於是商鞅又緊接着推行了第二次變法。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在第二次變法之後，秦國已經是國富民強，天子都“致胙於孝公”，國際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可以說正是商鞅的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統一的基礎。
正如秦昭襄王時期的相國蔡澤所言：“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商鞅通過嚴苛的法律給秦國營造出了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通過獎賞，讓農民勤於耕種，士兵勇於作戰。最終實現了“兵休而國富”、“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
美化：真實的商鞅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雖然商鞅在變法上的偉大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爲人卻讓人難以苟同。在小說《大秦帝國》裏面，秦惠文王車裂商鞅的時候，那些老百姓紛紛都來送別商鞅，甚至有的老百姓追隨商鞅而死。但是在真正的歷史當中，商鞅被車裂的時候，並沒有老百姓感到惋惜。據《戰國策·秦策》載：“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短短的一句話，徹底將《大秦帝國》裏面那個受到百姓愛戴的商鞅的形象撕破。
爲何給秦國做出偉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只得到一個“而秦人不憐”的評價呢?這其實跟商鞅自身的思想有關，在《商君書·弱民》一篇當中，商鞅將自己賤視百姓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商鞅看來“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雖然這不過是商鞅強國手段的一種，但是從他把老百姓看成是“工具”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最後得不到秦人的憐惜。
對於商鞅的思想、爲人，司馬遷也是極其厭惡的，甚至認爲他的死是咎由自取的。在《史記·商君列傳》當中記載了：“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因爲自己制定的嚴刑峻法，使得自己在逃亡過程竟無容身之處，後人評價曰“作法自斃”。爲國君制定瞭如此嚴厲的法律來統治老百姓，也是“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