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72歲高齡的著名史學家徐旭生帶着他的考古團隊行進在千里伊洛平原。當他們來到二里頭時，徐旭生一步一深思地在田間地頭徘徊，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人走過來問：“老先生，您是不是丟了什麼東西啊?”徐老先生笑了笑，說：“是啊，丟了一個大東西，丟了一座幾千年前的大城……”據說，這一幕發生在徐旭生先生讀夏史之時，當他讀到“伊、洛竭而夏亡”(《國語·周語》)時，靈感忽至，拍案而起：“傳說中的夏王朝，當建都於伊洛平原。”
第二年開春，中科院考古所即成立了考古工作隊。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二里頭地區共組織了8次大規模的考察，成果豐碩。21世紀初，“夏商周斷代工程”考察報告正式發佈，學者們大多認爲：二里頭遺址昭示的是夏代文明。
“天下第一都”和“最早的移民城市”
二里頭遺址發掘
二里頭，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西南9公里處。村頭迎面就是一個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它告訴我們，四千年前一座偌大的歷史古城，就在我們腳下。
地上，坐落着公元21世紀農田郊野的鄉村農舍;地下，靜躺着公元前21世紀驚世繁華的大都市。
這座大都市範圍廣大，有當今的五個自然村組成：圪(ge)壋頭、二里頭、四角樓、寨後、辛村。五村加起來面積爲375萬平方米。(東西4華里，南北3華里)
這座大都市至少由四五個宮殿羣組成，宮殿的體量驚人。如1號宮殿，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凡10000多平方米，有居室、廳堂、走廊、宮牆，在當時可謂豪華。
二里頭宮殿復原圖
這座大都市有寬闊方整的“井”字形大道，組成了都市交通網。一般道路在十來米寬，相當於現代城市的“兩車道”。
這座大都市有着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統，目前發現的下水道，一頭大一頭小，埋在地下一米深處。
二里頭當時和現在都屬於偃師地區。而偃師歷來是帝王之都。《史記》上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二里頭這座大都市地處伊、洛、河(黃河)三大河流的交匯處，坐落在開闊的河洛平原上，森林茂密，物產豐富，氣候溫和(當時氣溫比現在大約要高2攝氏度)，極適宜於生存和發展。它南依文化氣息極濃的邙山，四邊是大河巨川，足下是一馬平川，在幾千年間一直是中國東西交通的要道，東西貨運的集散地。這一帶被稱爲“中國之中”是恰如其分的。
當年，這裏居住着約6200戶城市居民，有三四萬人口，基本可分爲貴族、手工業者、自由民、城市貧民。當時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二里頭地區就已經集納了三四萬的人口，可想而知它的繁華程度。而且更爲重要的是，經過對骨殖的檢測發現，這三四萬人口，並沒有很近的親緣關係。從居室條件看，有的住在宮室中，那是王公和貴族。有的住在整齊的“一居室”、“二居室”中，他們是外來經營的手工業者和經商者。有的住在雜亂的半地穴建築中，那無疑多半是外來打工者。有學者認爲，這座城市的三四萬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外來“打工”的，無怪乎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許宏稱：“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移民城市。”研究中國的移民文化，不可不研究二里頭文化。
這裏還有地勢之利。站在二里頭放眼眺望，一派平原氣象，遠處隱約可見的是邙山山脈。但實際上，它是平原中的“高丘”，可種各類作物，水災來臨卻常能倖免。1982年河南一場大水災，整個伊洛平原淪爲澤國，唯獨二里頭“高高在上”，安然無恙。原來當時水位達到海拔118米，而二里頭恰好在120米以上。
這真是塊神奇的土地，大禹選擇這裏爲治水的出發點，很有道理。
花神的後裔與“華”文化
中華文明常被稱爲華夏文明。“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尚書正義》注曰：“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唐代孔穎達爲《左傳》註疏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文明便是這樣地域寬廣、服飾華美、禮儀講究的一種文明。
如果說，“夏”指“大國”，“華”又是何義呢?
原來，在漫長的歷史流程中，“華”與“花”同義。在魏晉南北朝之前，只有“華”字，沒有“花”字，當人們講到“華”時，指的是“花”。“華”的繁體字，便似一簇盛開似錦的繁花，比後來出現的“花”字更形似於花。中華民族是以農爲本的，發展到一定階段，開始崇拜與農業有着最密切關聯的“花”，並自以爲是花神的後裔。學者王增永在《華夏文化源流考》一書中指出：“夏之華，源自於花，應該說是非常清楚的事。華夏民族的遠古祖先爲何自稱爲花的後人呢?依據原始文化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都有一個以圖騰爲氏族標誌氏族稱號的文化時代。華夏民族也不例外，華夏民族的祖先，就是一個以花爲圖騰的古老民族。”
當時已進入農耕社會，人們對花敏感是可想而知的。《詩經》中有“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的說法，這裏的“秀”是指穀類植物的開花抽穗，可見當時的人們已經懂得，只有花開得好，果實才會豐碩，花直接關係到人們的生計。這是生產生活實踐中獲得的經驗。產生對花的崇拜，毫不足怪。
“華”崇拜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花實體的崇拜，我們看到的描畫在彩陶上的四瓣花、六瓣花、八瓣花，等等，正是對這些花的實體崇拜。《禮記》上說“天子樹瓜華”，是對瓜之花的崇拜，這大概是因爲早先的人們過着“瓜果半年糧”的生活的緣故。第二個階段是“華”的抽象化階段，舉凡像花一樣絢爛、美麗的東西，都可名之爲“華”。比如“日月光華”，就是把日月之光輝比之於花。《禮記》上說“樂者，德之華也”，也是花的抽象化，說禮像花一樣富於光華。第三階段是“華”的人格化。就是通過藝術誇張的手法，塑造出一個個鮮活的、以“華”命名的人物形象來，此時，以“華”命名的族羣也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公認的華氏之祖是華胥，相傳她是女性，是伏羲氏與女媧的母親。神話學家陸思賢這樣說：“華胥也即‘花醢(音海)’，今言‘花蜜’，華胥義爲光華而又甜蜜的花朵，伏羲氏的母族是一枝花。伏羲一作宓犧，宓一音蜜，概有襲母名之意。” 在《列子》一書中，還說華胥創立了自己的國家，名爲“華胥氏之國”。這是美好的“華之國”。伏羲氏的女兒名頭更大，她被稱爲宓妃，是美麗的華胥的孫女，因迷戀洛河兩岸的美麗景色，降臨人間，來到洛河岸邊。後來被永遠紀念在《洛神賦》裏。到了唐朝，李商隱還有“宓妃留枕魏王才”這樣的詩句來歌詠她。
神農被稱爲炎帝。炎帝的母親是華氏族的女子。《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春秋緯元命苞》：“少典妃安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人面龍顏，好耕，是謂神農，始爲天子。”華陽應是華氏領地。從這個神話傳說看，炎帝的父母都常遊於華氏領地，他們本身也該是華氏青年男女。
黃帝與炎帝一樣也是華氏後代。華蓋是帝王的專用傘蓋，傳說爲黃帝所創造。《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華蓋上“有花葩之象”，可見是以花朵爲紋飾的車蓋，也是花圖騰的一種形態。
唐堯與“華”文化的關係更顯密切。華表的出現大概是很早的事，據說，華表“狀若花”，樹立在當時村社通衢的交叉路口，以指示這裏是以花爲圖騰的氏族羣體。
唐堯有兩個女兒，一名娥皇，一名女英。“皇”有花義。《爾雅·釋言》：“華，皇也。”古人將初生的花蕊稱爲皇辜。《詩經·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若舜英。”堯不只有兩個以花命名的女兒，還有以花命的夫人。《世本·帝系篇》：“堯取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女皇生丹朱。”
舜時以花爲圖騰的情形十分明確。“舜”字本義是一種花蕊突出的植物。舜取名於一種緊緊地貼在地面生長的花草。
大禹的生平也與花圖騰有着不解之緣。“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胸拆生禹。”崇拜和吞食薏苡，實際上是崇拜薏苡仁，而崇拜薏苡仁再前推是崇拜薏苡花，這裏講的也是一種花崇拜。
上述種種告訴我們，在神州大地上，花的崇拜與花的圖騰源遠而流長。傳說中的那些遠古王者，都是華氏族羣的傳人，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承着“華”的容顏和“華”的精氣，以“灼灼其華”和“皇皇者華”來策勵自我，來凝聚人心。到了大禹的那個時代，完整意義上的“華族”即將形成了。
進入農業社會以後，整個社會就會環繞着農業生產運轉，也勢必會影響到“華”文化的格局和內涵。此時的“華”(花)已不僅僅指稱花花草草，而是更多地與農事發展和農業改良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以被大多學者認可的“夏代遺書”《夏小正》中的“華”文化爲例加以詳盡的說明。在《夏小正》一書短短的四五百言(460字左右)中，言及花有數十處，涉及花的品種也相當之多，如梅花、杏花、桃花、菊花、柳花、野菜花、苦菜花、茶花、梧桐花、王瓜花、小草花、野山花，等等，而這些花又無不與節令、與農事、與民生緊密關聯着的，這裏的“華”文化與相較從前有着另一番氣象。《夏小正》昭示的“華”文化往往與農時節令相聯繫，提醒人們不忘農耕。
從花圖騰到龍圖騰
在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過程中，發現了數量相當可觀的龍文化崇拜和龍文化圖騰的遺存，給人以廣闊的想象空間。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偃師二里頭三號宮殿南院的墓葬時，在墓主的骨架上發現了1件綠松石片組成的龍。該“龍”置於墓主人屍骨上，頭朝西北，腳向東南，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由龍首至條形飾物總長70.2釐米。這條龍龍頭隆起，龍身曲伏，龍睛圓睜，前端又有云狀物，可見是一條飛龍。整體表現出龍飛雲端的意境，使人想到《易經·乾卦》中的名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飛龍與“大人”相配，想來躺在龍身下的那位貴人必是飛龍所“利見”的那位“大人”了。人與龍之間的聯袂互動，這本身就是龍文化走向成熟的標誌。
二里頭出土的陶品和金屬器上，也出現了數以百計的“龍圖像”，這是以前任何歷史時期所沒有的。在此講述幾則大禹治水時與龍相關的故事。
綠松石饕餮紋牌飾
刻劃文字
第一個故事：大禹接手治水大業以後，仍然繼承父輩“以息壤填洪”的老辦法，不見功效。這時“有神龍出焉”，告訴禹不能一味的用那堵塞的老辦法了，這就是所謂的“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 這是解決了治水疏還是堵這個大問題，神話故事把功勞歸之於神龍。
第二個故事：禹鑿龍門時，走進了一個大洞穴，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仍負火而進，這時，“有獸狀如豕，銜夜明珠，其光如燭。又有一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瓶之上。又有八神侍從。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餘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晉·王嘉 《拾遺記·夏禹》)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總之是要告訴我們：“蛇身人面”的神是大禹平水土的天助之神。而這神是華胥之子，形象與龍很接近。“龍”圖騰在“華”圖騰之後，也非常順理成章。
第三個故事：據說大禹平水土曾“三至桐柏山”，那裏“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這時，禹大怒，乃召集龍神以及桐柏山君商議如何對付。在龍神的幫助下，先把作亂的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抓起來，最後把興風作浪的水妖無支祈捉拿歸案。在龍神的配合下，“將水妖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唐·李公佐《古〈嶽瀆經〉》)治淮是大禹治水的大工程之一，在這個故事裏他也得到了龍神的大力配合。
通過大禹治水中的這些故事，還有二里頭發掘出的種種陶製品和銅製品上許多龍所展示的形象，以及五帝以來一系列的神話故事，中華龍的品格漸次形成並清晰起來。
這是神通廣大、造福於民的品格。這種龍的品格到了大禹治水成功和夏王朝的建立，已經趨於成熟。學者杜金鵬認爲：“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可以視爲中華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海內外華人皆以‘龍的傳人’自居，以龍作爲中華民族的象徵，這是有着數千年曆史淵源的文化傳統，是伴隨着中華文明形成而產生的民族情懷。”
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移民城市的出現，農業社會的形成，“華”文化的社會認同，“龍的傳人”觀念生成，這些都是與夏代進入青銅時代分不開的。二里頭遺址已發現青銅器約200件。在官營作坊區南部臨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考古隊發現併發掘了一處大型青銅器冶鑄作坊遺址。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從文獻記述來看，當時銅已有四大用途：其一，“以銅爲兵”，就是有了銅兵器了;其二，“以銅爲兵，以鑿伊闕”，是說大禹治水已用上銅工具了;其三，“以金鑄幣”，文獻記載已有了銅貨幣，但考古上未證實;其四，“貢金九牧”，是說當時各州賦稅的一部分是用銅來覈算的。這四條在夏代不一定全有，但夏代已進入青銅時代是已被絕大部分學者所認可的。青銅時代的到來，是農業文明、華夏文明、龍文明到來的物質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