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王允在除掉董卓以後，坐到了當時中國統治者的“置頂”位置上，隨着頭腦發熱，逐漸暈了。
董卓死了，可他的西涼軍還在，如何處理董卓的原部下?成了政策和策略這種關係個人生命、朝廷安危的大問題。但恰恰就是在這個要命問題上，王允犯了大錯誤。
就董卓死後的形勢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於呂布的幷州軍及王允爲首的士人政府的方向發展的。駐紮在長安以東陝縣一線的涼州軍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訊後，理所當然地亂了營。
涼州軍統帥是董卓的女婿牛輔，岳父橫死使他變得極度多疑起來，以後西涼軍的出路在哪裏?這時候一個貼心的“大師”及時地指點了他，牛輔也就按這個高人的指點採取了預防性措施，殺了自己的大將董越。
沒想到這次“大師”沒蒙準，預防性措施反而導致了自己大營的騷亂，牛輔索性帶鉅額金銀與親信胡車兒等幾人一走了之，誰知應了那句老話：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牛輔竟被這幾名親信砍下了腦袋，劫走了金銀。
這時的西涼軍羣龍無首，在一羣中下級軍官的會商下，提出了向長安中央政府討要一張大赦令的主張，也就是說在投降之後，要保證西涼軍人的安全。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僅是求王允給留條命而已。
可惜王允的答覆太草率了，說什麼涼州軍本來就沒有什麼罪過，何赦之有?這種貌似大度的回答是聰明的表現，還是愚蠢的做法，自當別論。但涼州軍沒有吃到定心丸(大赦令沒拿在手裏)，卻又聽到了風言風語：王允、呂布要殺盡我們涼州人!
要盡戮涼州人的謠言並不全是空穴來風，是由於丁彥思、蔡伯喈被殺引起來的。丁彥思，事蹟不詳。蔡伯喈，就是那位博聞強記、聲名遠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彥思與蔡邕同列，想必也應該是位名士。蔡邕被殺，其間有着很多值得回味之處。
蔡邕的死因，謝承《後漢書》和范曄《後漢書》的記載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誅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嘆息的聲音，從而被王允認定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邏輯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董卓是國賊，你蔡邕不喜反哀，必是董卓同黨，那就該殺。
蔡邕得到董卓禮遇是事實，可是，董卓的種種作爲，使得蔡邕發現自己的選擇對象錯了。於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他曾經爲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跡十二年，也算是輕車熟路吧。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說，你的長相比較特別，逃到哪裏，都會被人認出來。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頭。
既然蔡邕放棄了董卓，那麼王允爲什麼又要在董卓死後硬性給他貼上一張董卓同黨的標籤呢?曾經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對此就大不理解，認爲是史書記載有誤。估計老裴沒注意到王允在誅殺董卓、地位置頂後思想及智力的質變。
《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說：“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
也就是說，王允性情剛烈，嫉惡如仇，開始是因爲董卓太猛了，所以虛意逶蛇，而豺狼般的董卓死了，敵人沒了，自己成了挽救國家於危亡之際的功臣，朝臣的領袖，正義的化身。過去的裝鱉現在不用了，當然架子要端足，殺一兩個名士，對於樹立個人威信，整飭朝綱，肯定會事半功倍!
實際上王允與蔡邕早有過節，蔡邕曾經在大庭廣衆之下沒給他面子，這件往事記錄在南朝梁人殷芸寫的《小說》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並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
王允殺蔡邕，是要了斷個人的恩怨。這聽起來未免過於心地狹隘。但如果我們來讀讀顧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評論的話，就大致可以理解這種結局的背後。
顧炎武說：“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名士尚不免於一死，對於作爲董卓的死黨們的命運自可想見了。涼州軍現在感覺走投無路了，乾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部隊化整爲零，自逃生路吧。
這時候有位極具智識的人物——賈詡站出來說話了：
“聽說長安城中正在商議如何鏟滅我們涼州人，如果這時候我們散夥走人，我們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聽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齊心協力，去攻打長安，爲董公報仇。一旦成功，國家就是我們的了。不成功的話，再散夥不遲。”
現在不少文史愛好者極推崇賈詡，甚至認爲此乃三國第一智囊，近羞郭嘉，遠比武侯，豈不知聰明才智乃是小節，爲國爲民纔是大義，像這種損國害民未必利己的點子都出的人，還是越少越好。
西涼軍一幫沒正頭的將領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樊稠、李蒙、王方等人聽了賈詡的鼓動，俱都服氣：書生偏能有烈膽，文士未必少殺人!孤注一擲，兵髮長安，就此堅定了背水一戰的決心。
其實，就是現在，局勢也還是有辦法挽回的，那時就有人向王允獻計說，讓皇甫嵩去出任涼州軍統帥。
皇甫嵩系出涼州名門，德高望重，其忠心爲國早已是家喻戶曉。可是，王允卻認爲這樣做雖然能起到安撫涼州軍心的作用，但卻會使關東豪強們不免疑心，要是涼州軍還是由涼州人來統帥，還橫亙在長安與關東交通的要道上，那關東聯盟的州郡大佬們能安心嗎?
兩害相權擇其輕，王允做出了第二個錯誤判斷：皇甫嵩出山是弊大於利!王允的這一想法，昭示了他在對待涼州軍問題上的態度，那就是：董卓已除，涼州軍的存在無足輕重，把朝綱整頓好了，把關東士大夫們聚攏回來了，那纔是國家大計。
這純屬王允的單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