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在位17年，用人多疑，內閣大員和首輔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素有“崇禎五十相”之稱。他對官員的要求十分嚴格，為他辦事的官員稍有不甚或者把事情辦砸了，他動輒貶黜殺害，抄家流放。以至於在他臨朝的這17年內，官員更迭速度太快，使他根本沒有時間建立起一個穩固的以自己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他的這種性格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官員們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都不肯實心用事，更不敢放開手去辦事。
網絡配圖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大明帝國最危急的時刻，崇禎皇帝始終對一個大臣保持高度的信任，將最重要的使命全權託付與他，並且毫不猜忌。他就是官至兵部尚書的楊嗣昌。
1、被閹黨迫害，忍辱負重
楊嗣昌出生於書香門第世家，和他的父親楊鶴都以知兵事而著稱。楊鶴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的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楊嗣昌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的進士，只比他的父親晚了六年。
從楊嗣昌考中進士之後，一直到天啟年間，他的仕途一直都比較順利，從剛開始的杭州府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很快便晉升到户部郎中。後來做到了禮部尚書，兼東閣殿大學士。這是他第一次進入內閣參政。入閣之後的楊嗣昌掌兵部事，這為他以後的軍事生涯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天啟年間，東廠提督魏忠賢一手遮天，朝中成員十之七八都成了魏忠賢的黨羽，世稱閹黨。天啟三年(1623年)，在兵部任職的閹黨成員崔呈秀想要拉攏楊嗣昌，被楊嗣昌拒絕。隨後，他在朝廷處處受到閹黨成員的排擠，無奈之下，他選擇了辭官歸隱。這一等，就是五年的時間。
四年之後，天啟皇帝駕崩，崇禎皇帝即位之後，誅殺了魏忠賢，閹黨瞬間倒台。朝中的閹黨大員受到誅連的多達三百餘人。崇禎元年(1623年)，為了彌補朝中的大量缺官，崇禎皇帝宣佈啟用被閹黨排擠在野的前朝舊臣。不少蒙冤在家閒居的官員都得到了新的啟用，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袁崇煥。當然，楊嗣昌也在其中，他被任命為河南副使，加右參政。後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關諸處。他整飭防務、修築山海關兩翼城，政績斐然。崇禎三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網絡配圖
楊嗣昌事業真正的起步，是從他圍剿鎮壓農民軍起義開始的。
2、明末能臣不少，為何崇禎獨獨對楊嗣昌偏信不疑?
崇禎二年(1629年)，第一任闖王高迎祥在陝西殺死參將王國和當地知縣，率眾劫掠州府。此後的好幾年間，李自成、張獻忠、老回回、羅汝才、混十萬、過天星等相繼在陝西河南等地率眾起義。楊嗣昌在鎮壓農民軍起義方面很快就表現出了過人的才能。首先第一點，表現在他知人善用。他向崇禎皇帝保舉陝西巡撫陳奇瑜，交給他圍剿整個陝西農民軍的任務。崇禎皇帝任命陳奇瑜為新的五省總督。
陳奇瑜把李自成從陝西打到了河南，又從河南打到了陝西，把李自成圍困在車廂峽，李自成差一點被生擒，僅僅帶着幾十個人逃脱。一直到崇禎七年(1635年)，李自成都沒能翻身。
崇禎九年(1636年)，楊嗣昌向崇禎推薦當時只是順天府府丞的孫傳庭，請求讓他出任陝西巡撫，負責圍剿農民軍叛亂。孫傳庭和盧象升都是明朝末年鮮有的名將。孫傳庭被任命為新的陝西巡撫後，生擒闖王高迎祥，一度蕩平陝西的叛亂。但不幸的是又被李自成僥倖逃脱，後來李自成又在河南迅速壯大起來。
轉眼到了崇禎十年，農民起義席捲中原地區，此時的楊嗣昌被正式任命為兵部尚書，負責鎮壓全國的農民起義。他最受崇禎倚重的是他所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圍剿計劃。一向摳門的崇禎皇帝給楊嗣昌增兵十四萬，加餉二百八十萬兩。崇禎皇帝着實大方了一回。
其實楊嗣昌的圍剿策略很鮮明。他洞悉晚明的朝政、軍政，以及民間百姓的生活情況，深知民間疾苦，更是知道農民起義的緣由。早在前幾年，崇禎皇帝曾問過他，遼東的皇太極和陝西、河南的農民軍叛亂應該先剿滅那個。楊嗣昌回答的很明白：“遼東雖然強大，但是山海關東臨大海，背靠羣山，是一座天然屏障，只要派重兵守住山海關，那麼皇太極便永遠也強攻不進來。倒是中原地區千千萬萬的流寇，才是大明朝最大的敵人。因為流寇就是百姓。他們穿上衣服下到田裏是農民，舉起武器就是流寇。如果不能讓百姓吃飽飯，那麼流寇便永遠也圍剿不完。”所以一直以來楊嗣昌都主張剿撫並用，不能不剿，也不能一味地剿。楊嗣昌的策略無話可説，但是根據明朝的財政現狀，又如何能夠拿出多餘的物資來賑濟農民呢?
網絡配圖
崇禎聽取了楊嗣昌的建議，同時任命熊文燦總理五省軍務，剿撫兼施。此舉在一年內頗見成效。張獻忠、羅汝才等農民軍兵敗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洪承疇、孫傳庭的埋伏被擊潰，帶着劉宗敏等殘部17人躲到陝西東南的商洛山中。
好景不長，崇禎十二年(1640年)五月，張獻忠谷城再起，各地農民起義烈火復燃，崇禎帝“命楊嗣昌督師，賜尚方寶劍進行鎮壓。楊嗣昌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張獻忠於太平縣瑪瑙山(今四川萬源縣)，史載“大破之，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
3、無力迴天，在軍中自殺
崇禎十四年(1642年)正月，李自成攻陷陷洛陽，殺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張獻忠一日夜馳三百里出四川，奇襲襄陽，初五日，在西門城樓殺襄王朱翊銘，朝野震驚。由於當時楊嗣昌就在襄陽附近圍剿農民軍，聽到這一消息後，他深感自己辜負了崇禎皇帝的囑託，憂懼交加，傷心欲絕，結果一病不起。不久之後，楊嗣昌帶着深深的遺憾在軍中自殺身亡。
崇禎皇帝聽聞楊嗣昌的死訊，臨朝歎息：“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 又親書祭文，曰：“惟卿志切匡時，心存許國，……齎志深淵，功未遂而勞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憫。……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有人彈劾楊嗣昌，説他圍剿不力，誤國誤民，崇禎不聽，先以剿賊功加封楊嗣昌為太子少傅。
楊嗣昌從軍一生，他的悲劇斷不是因他個人而起，而是他面對的是一個不幸的時代，一個無力迴天的時代。楊嗣昌為人謹慎，無論是做官還是帶兵打仗，考慮問題都十分周全，而且十分謙虛。這也是它能夠在風雲變幻的崇禎一朝始終得寵不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