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極盛時期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人口有961萬户，5200萬人。而到肅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萬户，1699萬人，以後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間人口才開始回升，達247萬户，到相對比較安定的長慶、太和年間，人口逐漸穩定在300—400萬户之間。唐代中後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與安史之亂息息相關，但也與政府控制不了流動人口有關。
早在開元天寶之際，租庸調製已經破壞。“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但將帥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鉷為户口使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雜税的暴斂之下，人們不得不開始逃亡。其後則是“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舊唐書》楊炎傳)人口逃亡到唐後期一直沒有停止過。由於一家逃亡，租税均攤於鄰里，鄰里逃亡，其租税仍攤於鄉縣，於是一室空而四鄰亦盡。一家逃而牽動鄉鄰，一鄉動而牽動全國。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書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餘户，闅鄉縣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户。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舊唐書》李渤傳)這裏沒有一個時間年限，不知道在多長時間內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亂影響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於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應該説影響不著。特別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產較為豐富，“潭、衡、桂陽必多積穀……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舊唐書》劉晏傳)人口的逃亡應當相對較少。但從文獻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觸目驚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約805— 815年)時寫的《捕蛇者説》，借用捕蛇者蔣氏之口，説出了湘南人口的異動情況。“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六十年間，人口逃亡或死亡率達90%以上，三十至四十年間，為70%— 80%，十二年間為50%—60%。這個數據雖限於一個很小的地區，而且是一個粗略的估計，但卻與李渤的數據相彷彿。
據《舊唐書》和《新唐書》，天寶年間，郴州八縣有31303户，道州五縣22551户、139063人，永州四縣27494户、176168人，衡州六縣33688 户、199228人，以衡州户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温在“簡獲隱户奏”説到衡州户口逃亡情況時，不僅統計數字準確，時間跨度確定，而且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域範圍，包括衡陽、衡山、常寧、攸、茶陵、耒陽六縣。這使我們對唐代逃亡户口的普遍性有一個準確的認識。該奏摺説：當州舊額户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孤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户税，次簡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税户一萬六千七百。伏緣聖恩錄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撫傷殘。臣昨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徵税，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簡獲隱户，數約萬餘。州縣雖不增徵科，所由已私自率斂，與其潛資於奸吏，豈若均助於疲人。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闕供。
呂温元和五年七月到衡州任刺史，第二年八月去世，他的主要功績是清查户口與確定户等。他的這個奏摺告訴我們：第一是舊額原有的18407户，現在清查後僅存8257户;逃亡或死亡10000多户，新查出隱藏户16700(《唐會要》為16007，相差六百餘户);則衡州當時有户24857。第二、呂温制定了新的户等，此前的衡州沒有制定户等，只是按照過去的舊税徵收。第三、從“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户”一句來看，應指頒佈制定户等的賦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之後的二十餘年，但如果按780年算，應是30年了，並不是二十餘年，因各種原因存在着地區與時間差距，可能唐王朝確定湖南定户等的時間在780年以後，所以，此舊額應當指新税制頒佈後所做的户口清查與確立户等，由於某種原因，以前的刺史沒有完成制定户等的工作，直到呂温來此之後才最終制定户等。
從天寶十四年(755年)到楊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為二十五年，衡州人口減少15000餘户，總體上尚有18000餘户，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約45%。從780年到元和五年(810年)為三十年，户口由18000增至24000餘户，增加了六千餘户。這種增加與呂温的清查户口有關。但我們從這次清查中看到了衡州人口極大的流動性、流動的普遍性和人們定居時間的短暫性。
從呂温的清查中我們看到，從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間，衡州逃户及貧病死亡就達10000多户，佔整個户口數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户。佔當時户口總數的66%以上。逃亡與新逃至的達二萬六千多户，超過當時當地户口總數二千多户。可見唐後期人口逃亡相當嚴重，三十年間人口變動異常劇烈，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新遷來的。這與柳宗元所説永州情況相似，三十至四十年間，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為70%—80%。從柳宗元與呂温奏摺中，我們看到唐中後期人口的流動情況，社會動盪，人心浮動，為逃避賦税與徭役，一個個家族或宗族，親朋好友，拖兒帶女，尋找避税之所，他們每到一處新地方，蓋一間草房，還來不及住上三五載，又匆匆逃亡到另一個地方去。
造成唐代中後期人口大量逃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主要是賦税與徭役。“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遊人。”(《新唐書》韓思彥傳)人們逃亡，主要是逃避賦税與徭役，兩税法的實施正是針對人口逃亡而來的。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舊唐書》楊炎傳)就是不分主户還是逃亡而來的客户，統統一樣要向國家納税服役。這種税收改革增加了唐王朝的税收，也多少改變了無地或少地農民賦役承擔不均的問題，因而起到了相對穩定社會、減少逃亡的作用，但沒有從輕徭薄賦這個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人口的逃亡到唐王朝滅亡之前都沒有解決，逃亡實際上成了人民反抗的政府唯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