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為什麼執意伐吳，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劉備稱帝后，不顧趙雲等重臣的激烈反對，堅持興兵討伐東吳，最終慘敗夷陵，使蜀漢國力遭到重大損失，劉備本人也在憂憤交加之下病死白帝城，縱橫漢末三國的英雄最終以一種悲情的方式退出了歷史舞台。劉備為什麼要棄眾臣意見於不顧而執意伐吳，他是單純為關羽報仇，還是另有所圖呢?
劉備伐吳，朝廷中反對的聲音很大，其中以趙雲的意見最為激烈，他毫不客氣地向劉備進諫：“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趙雲的意見可以總結為三點：
第一，魏蜀矛盾是主要矛盾，吳蜀矛盾是次要矛盾，在主要矛盾尚未解決的情況下，不宜本末倒置地去着眼於次要矛盾。應當暫時擱置吳蜀之間的紛爭，從“聯吳抗曹”的大局出發，集中精力解決曹魏，東吳偷襲荊州的一箭之仇可以留到秋後再算總賬。
第二，曹操已經死亡，繼任者曹丕能力不及曹操，卻篡漢自立，其統治根基尚未牢固，人心也未完全歸附。應當趁此機會高舉“攘除奸兇、興復漢室”的旗幟，聯合曹魏內部擁護漢朝的勢力，順勢攻取曹魏的關中地區。
第三，如果此時和東吳開戰，並沒有一舉吞吳的把握，很可能被拖進戰爭的泥潭，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以給曹魏方面可乘之機。更為嚴重的是，如此一來蜀漢將兩面受敵，如果逼急了東吳，很可能讓孫權孤注一擲，徹底倒向曹魏，使蜀漢陷入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
不僅趙雲激烈反對，朝中眾多大臣也都持相同看法，普遍認為伐吳斷不可行，紛紛上書諫阻劉備。然而，儘管“諫者甚眾”，卻都被劉備拒絕。治中從事黃權認為“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反對大規模興兵，更不贊同劉備禦駕親征，結果被調到江北防備曹軍;從事祭酒秦宓斷言“天時必無其利”，也遭到“下獄幽閉”的處罰。可以看出，不論內部反對的聲音有多高，東征的阻力有多大，都絲毫動搖不了劉備伐吳的決心。
劉備執意興兵，很多人認為他是感情用事為關羽報仇雪恨，但依我之見卻未必如此。關羽和張飛從創業開始就追隨劉備，雖然和劉備關係緊密，“寢則同牀，恩若兄弟”，但遠遠不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程度，誓同生死只是小説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對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刻意渲染，真實的劉關張應該如曹魏名臣劉曄所説的那樣：“恩猶父子，義同君臣”，是一種有着特殊感情的上下級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對劉備來説並不值得他傾其所有衝冠一怒。因為在劉備的感情世界中，利益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親情、友情都得無條件地讓路。
史料記載中，劉備有過多次拋妻棄子的不良記錄，在和呂布、曹操的交鋒中屢次被“虜妻子”，長阪坡一戰更是“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對待骨肉血脈相連的至親尚且如此，對關張之類的麾下將領更加顯得冷漠。關羽死後，史料未見他有隻言片語的撫卹存問，張飛遇害他也只是淡淡地説了四個字“噫!飛死矣”，沒有絲毫悲痛欲絕的表現。很難想象這樣一個沉着冷靜、自私冷漠的人會為關羽之死失去理智，拿其一生辛苦打拼的政權做彩頭，去和孫權進行一場生死豪賭。
劉備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俠，也不是睚眥必報的“古惑仔”，而是經歷過數十年的生死錘鍊的出色政治家，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必然有着其政治目的，所作出的每一個決定也必然要服務於其政治利益。因此，劉備伐吳的真實原因，還得從政治層面去探尋，我認為可以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去分析。
首先來説內部因素。建安十六年，劉備率領荊州集團入川，用不光彩的手段從劉璋手中奪取了益州，打破了原有代表本土勢力的益州集團和劉璋東州集團並立的政治平衡，形成了三股勢力“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伴隨着權力的重新洗牌，三者之間的利益也重新進行了分配，相當一部分益州舊勢力的利益被稀釋，和反客為主的荊州外來户之間存在着尖鋭的矛盾。雖然在劉備的恩威並施下暫時能夠和諧相處，形成“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的良好政治氛圍。但看似平靜的朝堂下卻是暗流湧動，各種蟄伏的反對勢力伺機興風作浪，比如後來劉備病危白帝城，漢嘉太守黃元就“舉兵拒守”，牂牁太守朱褒和益州大姓雍闓也“舉郡反叛”。
劉備進位漢中王后不久又公然稱帝，雖然得到了大部人的支持，但是並沒有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認可，反對的聲音依然強勁。如尚書令劉巴就認為此舉有損劉備的名聲，不利於延攬天下賢才，與主簿耿茂一起勸阻，結果劉備尋找藉口處死了耿茂，劉巴也因此徹底寒心，“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以上種種均表明劉備在蜀漢政權內部的統治根基並不牢固，人心也未完全歸附。興兵伐吳，一則可以轉嫁內部矛盾，將內部的注意力轉移到解決外部矛盾之上，二則可以憑此樹立起個人的絕對權威，達到一言九鼎唯我獨尊的目的，藉以鞏固和加強蜀漢政權內部的統治秩序。
再説外部因素。赤壁之戰後，劉備集團一直按照《隆中對》既定的戰略規劃去實現“漢復室室”的目標。《隆中對》有兩個核心要點，一是“跨有荊益”，待時機成熟，“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從荊州、益州兩個方向對曹魏發起鉗形攻勢。因此，荊州是實現戰略目標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對劉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個要點則是“聯吳抗曹”，劉備單憑一已之力無法與曹魏爭鋒，唯有和東吳結成穩固的同盟，整合兩家的力量才能與實力強大的曹魏相抗衡。
但是隨着孫權襲取荊州，劉備失去了一塊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只能偏安益州一隅之地，《隆中對》設想的“鐵鉗”被硬生生掰斷了一隻鉗口，分路進攻曹魏的策略業已無法實現。更為重要的是孫劉聯盟因此破裂，盟友瞬間轉變為仇敵，《隆中對》規劃的戰略也基本成為了一紙空談。要想扭轉這種不利局面，讓戰略重新迴歸到既定的軌道中來，就必須奪回荊州。因此，無論從鞏固內部統治着眼，還是從恢復既定戰略出發，對吳用兵都是劉備必然的選擇。
必須強調的是，劉備伐吳並不是想滅吳，且不説他不具備一舉吞吳的實力，即使具備這樣的能力，劉備也不會愚蠢到自毀奧援的地步。孫吳政權的重要性，劉備有着清醒的認識，“脣亡齒寒”的道理，劉備更是銘感五內。《隆中對》確定了與吳結盟的戰略，取川之前劉備明確表示“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即便是建安二十年孫權第一次攻奪荊州，劉備也是以湘水劃界平分荊州的妥協方式，換取東吳對聯盟的維繫。因此，東和孫權是劉備長期以來一以貫之的方針。
吳蜀之間的荊州之爭説到底是同盟之間的內部矛盾，劉備對吳用兵的真實目的是以打促和，通過軍事手段迫使東吳坐下來談判，以期重塑荊州之戰前的戰略格局。對於不守規矩的盟友而言，最好的辦法就是秀秀肌肉，用大棒狠狠地敲打一下，打到他的痛點，讓其明白規則的重要性。對這一點，魏國的劉曄點評得頗有道理，他説“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
事實上，孫權對此也是心知肚明，面對劉備的軍事壓力，孫權得了便宜趕緊賣乖，連忙“遣書請和”。如果同意了孫權的求和，就意味着荊州全盤歸屬東吳將成為既定事實，這樣的結局顯然不是劉備所能接受的，因此他才“盛怒不許”，堅持要用軍事手段讓孫權在事實上做出退讓。不難理解，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誰在軍事上佔據的優勢大，誰就能佔據政治上的主動，在談判桌上的話語權就越大，獲取的利益也就越多。
綜上而言，劉備興兵伐吳，不是頭腦發熱一意孤行，而是在對內外因素進行了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決策，伐吳也並非是對聯吳政策的破壞，而是通過以打促和的方式將東吳拉回到談判桌前。無論將劉備伐吳視作替關羽復仇，還是指責劉備破壞孫劉聯盟，無疑都是膚淺的。不幸的是，由於戰術上的失誤，最終導致以打促和策略破產，使蜀漢政權從強盛轉向衰落，不能不説是劉備的一大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