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长城区隔的消解，在地理空间上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距离，表现了太宗华夏观念上的自信开放精神，那么，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夷夏之间贵贱有别的敌视情绪，也是横亘在一统局面下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太宗和他的贞观朝臣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贞观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于是，贞观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置突厥来降的大辩论。参与者有颜师古、李百药、窦静、温彦博、魏征数位名臣以及许多没有记名的朝士，太宗是这场辩论的召集者、主持者以及裁决者。是“受”之塞内，还是“弃”之塞外，这场激烈的辩论对突厥问题大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并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夷夏观念，其中接受派以温彦博为代表、离弃派以魏征为代表。
魏征等人坚决反对的理由，大致有四条。其一，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魏征)。其二，戎狄不可教化，“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窦静)，因此无法给予希望。其三，戎狄为中国隐患，“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魏征)，“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窦静)。其四，有惨痛的前事之鉴，“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魏征)[4]6075-6077。
温彦博等人接受的理由，大致有两条。其一，王者无外，靡有所遗。“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温彦博)其二，以夏变夷，可以教化。“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温彦博);“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朝士)。同时，在接受派的内部，对于将突厥安置塞内何地，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案。方案甲为河南说：“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永空塞北之地”(朝士)。方案乙为河北说：“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颜师古)方案丙为塞内说(即实边说)：“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温彦博)[4]6075-6077
两者相较，魏征等人的史观，显然还是停留在“据乱世”与“升平世”的阶段，“内诸夏而外夷狄”，为安全计，思想非常谨慎保守，是狭隘的族群中心主义。而温彦博等人的夷夏观，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在大一统形势下，将四夷族群纳入华夏体系，以夏变夷，用先进的文明教化落后的文明，共同“止于至善”，达到“升平世”，从而实现天下一家“大同之世”的愿景。而且，在这一新的族群内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而不“乖违物性”。此“物性”，并不是魏征所言突厥之“人面兽心”，而是指戎狄的生活习俗，即所谓的“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6]1875。如此，四夷一家，华夏族群呈现文化多元的样态。
接受派的观点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因此太宗“卒用彦博策”。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争论的焦点，即戎狄“人面兽心”，究竟能不能教化，还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夷夏史观中这一古老的命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便是将突厥纳入塞内，汉人内心深处依然会有芥蒂，从而影响族群的和睦。太宗深谙此道，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夷夏族群关系的新命题。贞观十八年，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4]6216此论断，堪称千古绝调，给夷夏有别观以致命一击。他直指古人所谓“戎狄人面兽心”原本是一个假命题。
古人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有善恶;而太宗则从“人情论”出发，发现“人情不殊”，而此命题的前提条件则是“夷狄亦人耳”。对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比起隋文帝的“圆首方足”[6]1815，更具人情味道。如此，华夷本是同类，而非“异类”;既然同类，“人情不殊”，那么胡汉之间就不应该相互“猜忌”敌视，故“四夷可使如一家”。太宗进而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完整地表述了新的“平等”夷夏观。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兽心、不可教化的矛盾，故华夷之间心无芥蒂。可贵的是，太宗的情化观，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他还真诚地将之付诸于实践。
他对华夷将领同等爱护和体恤就是证明。如贞观十九年，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随太宗出征，“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而且，在用人方面，他也突破种族界限，任人唯贤，“唐代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唐书》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7]16，其中出身鲜卑族的长孙无忌曾被任命为宰相，并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意义重大。从戎狄的角度来讲，能起到以情感人，“畏威怀德”的作用。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4]6216“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4]6247对突厥的成功收服，正是“情化”的结果。《通鉴》载，唐太宗死后，“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拗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4]6269。此种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场面，在我们知晓太宗夷狄“情化”观之后，丝毫不再感觉史笔的夸张。因为，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被优越的华夏人敌视和轻蔑，一旦获得人的尊严，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国的待遇，其感恩之情当何如哉!就此而言，太宗的平等观，在华夏族群的重构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