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學觀點認爲，北宋是個“積貧積弱”的朝代，南宋也很好了繼承了他大哥這個缺點。不過，隨着學界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史學觀點多樣化的影響，北宋弱者的形象有所改觀。確實，從經濟和科技層面來看，北宋足以甩開遼、西夏、金好幾條街，哪怕是軍事力量，也不是那麼不堪一擊。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科技實力遙遙領先的北宋，除了宋初雄起了幾回，在存國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被周邊遊牧民族欺負的主，被迫和親、“送禮”、繳納“歲幣”，很明顯，這絕不是一個強國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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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地講，“積貧積弱”代表的是一個整體印象，並不是貫穿北宋始終的。在宋初的兩次北伐之間和前後，宋軍在局部戰場屢屢獲勝，宋軍主力步兵多次以少勝多，被視爲“積弱”象徵的北宋騎兵、甚至廂軍也表現不俗，甚至擊敗過遼軍騎兵最強悍的鐵林軍。
那麼問題來了，爲什麼實力遙遙領先的北宋，卻經常被遼和西夏欺負?
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個概念。欺負也就是無奈的求和、妥協，是具備一定實力和條件的忍氣吞聲，並不意味着北宋就沒有還手之力，而且遼、西夏一直對北宋虎視眈眈，特別是遼朝入主中原的野心可不是一天兩天了，但最終也沒能如願。他們可以欺負，但不能統治。這就說明，北宋的實力只是足以抗衡不至於亡國，但卻不能如漢唐一般一統天下。
北宋屢屢被欺負的原因主要歸結爲兩點。一是，沒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二是遼和西夏的軍力實在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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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和宋太宗不必多說，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頗具大略，都敢於向遼主動開戰，並且還取得了不少戰績。總的來說，宋初太祖、太宗時期，基本和遼打個平手，沒吃多少虧。可是，宋太祖趙匡胤因爲“黃袍加身”，心裏有陰影，“杯酒釋兵權”之後仍然心存芥蒂，文官治國走得太偏了。
不得不說，文官治國是大勢所趨，也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標誌。宋太祖錯就錯在，他所使用的制度是不切實際的，文官監軍，處處掣肘。何況還是在外患如此嚴重的時候。所以，即使北宋在軍隊數量上不輸給遼、西夏，可是戰鬥力和指揮上就跟不上溜了。
太宗之後的北宋皇帝，實在沒幾個拿的出手的，守成尚且不足，還能指望他們上天?再說軍事。西方學者認爲，騎馬民族的戰鬥力來自於騎兵的諸多優勢。這種騎兵在軍事戰術上，勝過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傳入之前，亞洲的軍事優勢可以說都被騎兵給佔了。單說西夏，党項族(建立西夏的民族)男子十五歲成年，平時遊牧，戰時入伍，隨時可全民皆兵，可一次性徵兵五十萬。士兵自弓箭、甲冑、糧食，戰鬥力極爲強悍。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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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和西夏的冶鐵技術也很發達，兵器製造業很先進。西夏的“神臂弓”，木質弓身，鐵製的槍膛，銅質的扳機，配上麻絲搓成的弓弦，射力強大而精準。他們就靠這些吃飯，不用搞活經濟，直接去搶就行了。
所以，北宋受欺負是源於軍事上的相對弱小。換句話說，他們擅長的恰恰是你不行的，偏偏這一項卻又是致命的。這就好比，你再厲害，碰到蒙元的鐵騎也只能唉聲嘆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