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爲主的官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東林黨的前世今生，這樣一羣矛盾體，他們有太多的故事，值得今人挖掘與借鑑;他們悲慘的結局，至今也讓人們唏噓。
東林黨是從何而來的呢?這離不開一個人和一所書院。這個人便是顧憲成，這個書院便是東林書院。萬曆二十二年(1594)，顧憲成由於在爭國本選立皇太子和會推閣臣等問題上與神宗意見相左，被革職爲民，回到了家鄉無錫。這樣一位以天下蒼生爲己任的人，自不會就此沉淪。據《東林書院前記》記載：“顧憲成與原任行人高攀龍、御史錢一本、太僕少卿史孟麟等講學於無錫，並在宋代著名理學家楊時講學舊址處創辦東林書院。”於是一個晚明讀書人的讀書聖地就此產生了。
在晚明時期，大明官風敗壞，學風也江河日下，而東林書院的出現，則猶如一股清風沁人心脾。這裏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顧憲成在此寫過一開頭所引對聯，高懸於東林書院門牌樓，成爲辦院宗旨。東林書院從形式上講，和一般的書院並無區別，無非是聚衆講學，但實際內容大大不同，他們講的內容不限於學術。在講習之餘，他們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指陳時弊，銳意圖新;主張志在世道，躬行實踐，反對空發議論，脫離實際。在東林書院的感召下，一些士大夫也都仰慕應和，尤其吸引了大量青年學子和基層官員，就此集結了朝野諸多清流官員，他們追求一種道德力量，挽救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
在此我要對“東林黨”一詞做以解釋，在古代正統價值觀裏強調：“君子不黨”，歷代都把黨爭看爲亡國徵兆，王桐齡《中國曆代黨爭》中就有介紹漢朝的黨錮之禍、唐朝牛李黨爭、北宋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等。所以黨在古代詞彙裏並不是褒義詞，就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團伙或幫派，東林人從不自稱爲黨，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黨。實際上也與現代意義的政黨並不一樣，只是當初有敵意的人這樣稱呼東林人，後來人們也就習慣叫東林黨了。
從東林黨的產生、東林書院的辦學宗旨來看，他們是典型的清官，正如明末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所說“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清流是他們的人生觀，就是做正人君子，知書達理，是非分明，並且品德高尚。這樣的一類人無疑應該屬於忠臣、賢臣，但耐人尋味的是，一羣公認的正人君子爲國家命運操碎了心，最後卻落得罪臣的下場，不得善終。一羣兩袖清風的廉吏，卻匪夷所思的變成了貪官，這背後有着什麼原因呢?正所謂：看歷史從小處着眼，眼中有事，事中要有人，以小見大。我們就從東林黨代表人物的人生起伏來揭開歷史的面紗。
說起東林黨人，具體而言就要分爲前東林黨人和後東林黨人。
顧憲成畫像
前東林黨人，除了奠基人顧憲成，東林六君子之一的楊漣也是一位很值得說的人物。楊漣，字文孺，號大洪。他青年時，就十分欽佩顧憲成等人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對他們的政治主張也十分贊同。於是他千里迢迢趕到無錫，與衆東林黨人探討理學，修身養性;哀大明國運，共商治國之道。說起楊漣的一生離不開“爭國本”“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據陳鼎《東林列傳》卷三《楊漣傳》記載：楊漣嘔心瀝血從維護皇權，維護正統的立場出發，堅持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抨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爲，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的當事人及其幕後主使者。這幾件事的完成，據史書記載：漣鬚髮盡白。同時楊漣登上了自己的人生頂峯，得到了“此真忠君”“帝數稱忠臣”的誇讚，成爲顧命大臣。
但隨着光宗駕崩，熹宗繼位，閹黨崛起，楊漣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楊漣上書魏忠賢的二十四條罪狀，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轟動，一時間雲集響應。但魏忠賢與客氏勾結，先是阻斷了東林黨人上奏的渠道，而後因熹宗不識字，買通讀奏摺的宦官，使楊漣罷官。魏忠賢不肯罷休，將楊漣下獄，對其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最終送上刑場。上刑場前留有血書，至今看來都使人敬重。《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中這樣評價楊漣“爲人磊落負奇節”。正如《明朝那些事》中總結：忠心報國，力戰“閹逆”。
我們再看看後東林黨代表人物錢謙益。他在天啓時代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相當於準帝師，在閹黨時代受到迫害比較輕。崇禎時，他任禮部侍郎。此時他脫下舊服換新袍，沒有了氣節，眼看着以楊漣爲首的東林六君子在牢中悲慘死去。他開始反思：認識到權利就是公理，人生要及時行樂。再次復出的他無所事事，不是與溫體仁爭首輔之位，就是以匹嫡之禮迎娶秦淮名妓柳如是，說着“買回世上千金笑，送盡平生百歲憂”之語，最後自願削髮，投降於清，做了清朝的臣子。
錢謙益
楊漣和錢謙益的一生其實就是衆多前後東林黨人的縮影，他們的人生起伏和心理變化也體現着東林黨的沉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前期是一個信仰集團，到了後東林黨變成了利益集團。其所作所爲與歷朝歷代的黨爭沒有任何區別。然在楊漣時期，東林人意識到大明政治黑暗與內外交困，但是作爲封建士大夫的他們爲國家所做的，就是維護儲君，防止後宮干政。排斥閹黨這方面，沒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沒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國方案。其清流的人生觀，在面對閹黨時卻成了最大的缺點，提出了“籠絡羣閹”的錯誤政策，姑息養奸。面對強大的閹黨，他們不屑於權謀手段更沒有用武力做後盾，在閹黨步步緊逼下，一味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錯失良機。至於後東林黨人，失去了信仰，更難以有正確的舉措。最終東林黨人淪爲平常人，甚至於貪官污吏。
基於這些，人們很容易將大明的覆滅歸過於東林黨，於是便有了東林誤國與東林治國之爭，這也一直是世人談論的焦點。東林黨執掌內閣時期，確實做過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比如：整治吏治，拯救道德風氣，挽救學風，維持社會秩序等。只是大明的潰敗之勢使這一切顯得杯水車薪，微不足道。
那麼東林黨對大明的滅亡就沒有責任嗎?當然有!我們先來說說東林誤國的起源，公元1644年李自成重兵壓境，攻入北京，34歲的崇禎皇帝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做了反思，寫下一段名言：“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便有了東林誤國一說。關於東林誤國，有這樣一組對比：閹黨內閣時代，每畝土地納稅兩錢白銀;東林內閣時代，每畝納稅二兩白銀，翻了十倍。農民負擔十分嚴重，再加上崇禎末年鬧饑荒，陝西農民跟着李自成揭竿而起，成爲了明朝滅亡的一個導火索;另一方面便是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當時大明遼東前線，軍士缺糧少餉，應該重點扶持，但東林內閣時期不僅不多加糧餉，反而截留。再加上明朝軍官盤剝士兵，導致當時士兵飢寒交迫，士氣非常低落，從而加速了清軍入關。所以說大明的內憂外患有一部分原因和東林的經濟政策不無關係。
但將大明的滅亡都推給東林黨是有失偏頗的，因爲大明滅亡首先並非是經濟問題，而是比經濟更爲致命的政治問題，正如晚明學者在《中原陽九述略》中所說：“木必朽而後蛀生，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大明政治積重難返，宦官專政即使到了崇禎時期，也難以徹底改變，這是直接原因。其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皇權的高度集中而產生了皇權的異化和不合理的世襲制度。成功的國家領導人接班制度有兩個標準，一是有序接班，二是高質量繼承。恪守僵化的大明王朝，它能保證前者卻保證不了後者，導致大明皇帝不是昏君便是庸君。正如魯迅所說：“大明皇帝多無賴兒郎。”東林君子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在國破家亡後閉門寫作，有一天，他仰天長嘯：“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作爲東林後人他深刻認識到危害中國的並不是太監、嬪妃，而是他們身後的皇帝，是君主專制制度。一個國家的合理政治，應該選出有能力的人做首相、做領袖，不能靠暴力、靠血統，要民主，更不要人治，要依法治國!
歷史是公正的，彈指一揮間，“東林六君子”已離我們三百多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並不遙遠。他們所表現的骨氣和節操令人佩服，然而困守儒家沒落道統和保守封建制度，終究不能救國救民，這是大明東林黨人的悲劇，也是中國舊式文人的悲劇，很值得我們掩卷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