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北魏時期開鑿，從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續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後修建了60多年，距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
汲取了東西方文化精華的雲岡石窟，見證了民族文化融合與中外文化交流。作爲人類文明的瑰寶，它歷經1500多年的浸潤，曾一度被遺落在歷史的縱深之處。但是，伴隨絲路上回蕩起的清脆駝鈴聲，一尊尊石窟藝術雕像得以穿越千年時光，重新走進人們的心田。
雲岡石窟
千年文物“活”了起來
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作爲人類藝術長廊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展現了公元5世紀前後中外文化交流的盛況。雖歷經歲月沖刷，卻依然完整屹立於中國北方的崖畔，實屬不易。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值戰事危急時刻，建築家樑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等人克服種種困難，調查了華北、中原地區的古建築，並拍攝和記錄了大量廟宇、石雕、佛像的照片和資料。在《佛像的歷史》一書中，樑思成寫道：“第一批重要的紀念性雕像見於大同雲岡，即北魏第一個都城。”
從1952年山西省大同市古蹟保養所的成立，到2006年雲岡石窟研究院的建立，特別是通過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進行的維修工程和之後的“八五”計劃、國道改造工程、防水修復工程等，國家和地方政府有力地推動了對雲岡石窟的維護和修繕。
2001年，雲岡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將“雲岡石窟”品牌推向了全世界。2019年，《雲岡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用數字化設備大規模、全方位地採集了雲岡石窟的彩色影像資料。
科技與匠心的完美結合，讓千年文物“活”了起來、“走”了出去。
進入數字化時代，雲岡石窟實現了1︰1複製。這是雲岡石窟科學保護的一個創新突破。可複製、可拆裝、可運輸的“雲岡石窟”，邁開了行走世界的步伐。同時，“雲岡石窟全景漫遊”全新上線，爲足不出戶體驗雲岡石窟提供了新方式。
雲岡石窟
由樸拙之風轉向清麗雋秀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種宗教建築。隨着佛法東漸，源於古印度的佛教藝術沿着動盪而綿延的絲路遠播西域諸地，並隨着貿易線路，逐漸深入中原。這一外來的宗教藝術形式與中國傳統藝術接觸、碰撞後，經過匠師們虔誠的摹寫與再創造，遠道而來的佛教藝術在古代中國大地上得以生根發芽。至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藝術迎來發展繁盛期，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風貌的藝術形式。
雲岡石窟是這一時期中國石窟文化發展的代表。它規模宏大、氣勢恢宏，窟內造像精美、題材豐富。現存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龕200多個，造像5萬多尊。
作爲全石化雕刻的代表，雲岡石窟雕刻藝術具有極高的創作水準。整個石窟羣雕刻面積達18000餘平方米，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僅0.02米。巨大的佛像和嬌小的雕像相映襯，連同裝飾紋路一起，營造出富麗、繁盛的佛國世界。
雲岡石窟所在的大同曾爲北魏都城，經歷了多民族文化藝術的碰撞與交流，匯聚了多方文化。
公元460年，靈巖秀麗的武州山突然“石破天驚”。高僧曇曜受北魏皇室所託，負責在武州山崖開鑿窟龕、雕琢佛像。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質，爲雲岡石窟的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曾這樣概述雲岡石窟的開鑿盛況：“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作爲雲岡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曇曜五窟”的造像渾厚圓潤、沉穩肅穆，其莊嚴、宏大之勢彰顯了豪邁的氣勢，是西域遺風與少數民族藝術交融的產物。
雲岡石窟雕刻藝術的分期是比較明顯的。前期以樸拙的西域之風見長，加之胡風胡韻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現大佛形象，窟龕形貌給人以巍峨莊嚴之感。到了中期，造像精雕細琢、裝飾華麗，出現了中國式佛衣樣式。
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雲岡石窟的建造步入晚期，出現了窄肩長頸、面相清麗、比例適中的佛像造型。與早期的恢宏氣勢相比，後期石窟建造逐漸向清麗雋秀的中原之風過渡。
雲岡石窟
審美趣味碰撞，藝術風格融通
伴隨歷史的演變，雲岡石窟創造性地開啓了西來樣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轉向。
其中，飛天是雲岡石窟的一大亮點。匠師們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動線條，流轉出自由飛揚的美好境界。簡練明朗、清逸飄灑的飛天藝術形象，得益於儒、佛、道、玄的碰撞與交流。原初道家的隱逸情懷、傳統宗教中的羽人形象與佛教藝術中的天人一起，成就了飛天意象的深厚意蘊。
總的來看，多民族藝術風格在雲岡石窟得到全面、深入的互鑑與融通。一方面，它承繼漢代藝術的雕刻傳統;另一方面，又吸收古印度犍陀羅和秣菟羅藝術的創作手法，孕育出獨特的風格，促成了雲岡石窟以和爲美的造像佈局、以清爲美的形貌神韻、以超凡出世爲傾向的體態氣度。
這種多民族文化藝術的交流、包容、接納、改造和再創造，是中華文明得以綿延數千年的重要基石，體現了中華民族開闊的文化胸襟與包容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