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罪犯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爲刑律越隱蔽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纔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祕。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愚昧，他對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這個基礎上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將其公之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的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爲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衆懷着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衆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頂着晉國壓力，給叔向回了一封信說：“我爲的是救世啊!”他表示要堅定不移地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衆歡迎，犯罪案件減少。再說，鄭國注重商業，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壓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國家很不利。子產公佈法律，限制了貴族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
子產此舉，開啓了中國古代公佈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的氣勢減弱了，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20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爲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怎麼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爲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爲，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追求天下爲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纔對。
因此，孔子認爲，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承受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高度肯定子產“鑄刑鼎”，批評了叔向和孔子，他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爲法治。”
在現代社會，大衆見慣了公佈的法令，殊不知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