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外文名Sigmund Freud，生卒時間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主要成就是創立精神分析理論。
現象學與精神分析學有共同的老師布倫塔諾。他們的學術後代和生物學後代有過一次有趣的會面。
在弗洛伊德逃離納粹迫害，達到倫敦之前，他的兒子恩斯特已經移居英國。孫子呂西安·弗洛伊德於1922年出生於柏林，到英國時11歲。祖父的私生活很嚴肅，登徒子呂西安似乎最能突出祖父的性理論。呂西安是畫家，喜歡卡夫卡的小說。一位批評家把他稱爲“存在主義的安格爾”。
呂西安是倫敦的石像鬼俱樂部(Gargoyle Club)會員。這是一家會員制俱樂部，建於1925年。俱樂部的一部分室內裝飾是亨利·馬蒂斯設計的，他的繪畫《紅房間》曾經掛在俱樂部內，俱樂部早在1978年已關閉。呂西安和他的好友弗朗西斯·培根都是20世紀最傑出的英國畫家。他們有時在石像鬼裏連飲數天。呂西安有一次喝得大頭朝下倒在廁所裏。
據培根回憶，有一次，他們在俱樂部裏遇到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和西蒙·波伏娃。薩特邀請他們來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呂西安問他：“這位英俊的人兒是誰?”不知道呂西安當時有什麼想法，或許他已經喝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
薩特對意識的研究
在1980年代的中國，薩特和弗洛伊德兩人大概是被談論最多的非德國思想家。讓 -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輕時把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當作老師，沿着現象學的道路走向存在主義。他的《存在與虛無》(1943年)以海德格爾的思想爲基礎。
薩特在開篇即說：“近代思想把存在物還原爲一系列顯露存在物的顯像，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是因爲現象學的方法使人們擺脫了認爲存在物有內部和外表的對立的二元論。但薩特又說，這個消除二元論的方法並不是成功的。薩特引入“虛無”的概念，作爲“存在”的對立面。其實，存在與虛無也是二元論。
薩特專門用一章來寫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並把黑格爾也放在其中。薩特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哲學似乎已經懂得，如果首先以兩個分離的實體的角度去看待我本身和他人，唯我論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實體的完全統一，事實上應被認爲是不可能的。”那麼，在作爲實體存在的人之下，還應該有共同的基礎把他們聯繫在一起。薩特說：“一切有意識的存在都是作爲存在的意識存在的。”他用現象學消除二元論的方法，把意識和存在聯結在一起：有意識的存在，是意識的顯露。
存在主義離不開對意識的探討，而心理學則是意識研究的重要部分。在精神分析學的鼎盛時期，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中沒有迴避這個學說。在《存在與虛無》第四卷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一章中，薩特提出要預防兩個錯誤。
他說：“經驗心理學，在以人的慾望來定義人時，仍然是實體的幻覺的犧牲品。它以爲慾望是作爲人的意識的‘內容’在人之中，並且相信慾望的意義固有地在慾望本身之中。於是它避免了一切可能引起一個超越性的觀念的東西。”這是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和對榮格的贊同。這個錯誤要避免的“超越性的觀念”正是榮格心理學的精髓。
薩特接着又說，另一個錯誤與此密切相關：“這個錯誤在於認爲，心理學的探索是一完成人們達到經驗慾望的具體總體的東西。於是，通過經驗的觀察所確立的一堆意向能夠給一個人下定義。”薩特認爲，經驗心理學只能得到心理的表層的東西，然後把它們堆加起來。可是，心理並不是這些意向的總和。
薩特認爲，在心理學揭示出來的背後，還有更多的東西。他所指的“慾望”，包括弗洛伊德的“性慾”概念。這些慾望都有具體的對象。但這些對象不是意識本身，更不能構成人的完整意識。這是榮格的出發點。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概念擴大了意識的範圍，加深了無意識的深度。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在薩特發表《存在與虛無》之前就已經完成。
然而，實證學科不同於哲學，它們的表述應該是清晰的，不適用於哲學化的晦澀語言——並且在翻譯中變得更加難以理解。在哲學中談論心理學或其他實證學科有先天的缺陷，容易顯得空疏。哲學是非實證的，在具體的問題上不能像數學和科學那樣拿出紮實的證據。這也是數百年來數學和科學逐漸取代哲學的一個原因。
在中世紀之後，歐洲哲學家中多有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他們不斷地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並從他們揭示的邏輯和物理的世界給人以啓發。這是實踐理性的力量。但理性有所不及，在人和社會的領域，更有理性的濫用。
與法蘭克福的批評家一樣，薩特也是左翼人士。在20世紀中期，左翼在歐美形成一股潮流。薩特是蘇聯的同路人，相信蘇聯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他們相信，爲了歷史(具有基督教含義的歷史)，可以合理地犧牲一大部分人。當被揭露的現實與他們的理論發生衝突時，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沉默，甚至還要掩飾展示在他們眼前的事實。不過，薩特後來承認，他訪問蘇聯時發表的言論是謊言。
精神分析學的法國繼承人
米歇爾·福柯(1926-1984)是精神分析學的法國傳人。他在《性史》第一卷《認知的意志》(1976年)的開始就說：“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忍受着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規範，至今仍然如此。這位一本正經的女王還出現在我們性經驗的徽章上，矜持、緘默和虛僞。”
弗洛伊德
與他的同時代的許多法國知識分子相似，福柯也有左翼傾向。他在性壓抑方面的觀點部分地延續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其實都源自弗洛伊德。福柯說，《認知的意志》最重要而且基本的內容，是對權力的論述。
福柯說：“不要認爲存在着一個理當屬於科學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識的性經驗領域。相反，在性經驗的領域裏，權力的各種經濟的或意識形態的要求啓動了各種禁忌的機制。”這個批評的目標更加廣泛。顯然，福柯比馬爾庫塞更少預設的意識形態，也更具洞察力。
20世紀法國哲學的活躍，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學在《存在與虛無》中所佔的篇幅不多。與薩特相比，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對弗洛伊德的學說有更深的研究，在哲學上的詮釋也更成功。利科在大學時學習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戰俘營研究胡塞爾的現象學和雅斯貝斯的存在主義，1956年在巴黎大學創建胡塞爾現象學研究中心。所以，他的哲學基礎是現象學。1969年，福柯、利科等三人同時被提名爲法蘭西學院教授。次年，福柯當選，利科落選。
利科的《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源於他在1961年在耶魯大學的講座。在此後的數年中，利科仍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分析學。因爲他的學術背景，利科使得現象學和精神分析學再次走近彼此。他指出“精神分析不是現象學”，但這一否定本身就說明了兩者的近似。他說，現象學“通過接近和減少差異的方式，給出一種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其中的關鍵詞，是意識和無意識。
在《弗洛伊德與哲學》中，利科的清晰解釋使弗洛伊德的病例和分析具有了哲學上的意義。這是從精神分析學進入哲學的重要一步，豐富了哲學對意識的認識。
利科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論有嚴格的界限，但這種界限不是封閉的，而是可以移動的，是理論內在有效性的一種功能。利科說：“我應該說正是這種堅定和這種嚴格，使我喜歡弗洛伊德而不是榮格。與弗洛伊德在一起，我知道我去哪兒和我去往何處;和榮格在一起，一切都有混淆的可能：心理現象、愛、原型、神聖。”這個論斷符合事實，說明了榮格的接受程度有時不如弗洛伊德的原因之一。
在某種程度上，這兩位心理學家體現出西方思維和東方思維的差別。嚴格限定的概念，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接受這個理論，但未必對理解心理現象有很大的幫助。心理現象並不總是清晰的，難以被嚴格限定。榮格在中國受到歡迎可能是因爲他的“混淆”，其實是混沌。這是莊子以來的傳統。
混沌是精神的一個特徵，理性並不能“整理”精神。卡夫卡的小說《中國長城建造時》的敘述者是一箇中國人。他說：“人們的精神世界比較混沌。”這是一個準確的判斷。他又說：“人性本自然，猶如空中浮塵，不受拘束。如果揹負枷鎖，它終將猛然掙脫枷鎖，摧毀城牆，掙斷鎖鏈，甚至將自己弄得粉身碎骨。”長城是小說中的一個象徵，對人性的不可預知的破壞性有制約作用，如理性對無意識的約束，但壓制又導致強烈反抗。
傳記作者對弗洛伊德的評價
弗洛伊德去世之後，影響繼續擴大。彼得·蓋伊的《弗洛伊德傳》(1988年)、彼得·克拉瑪的《弗洛伊德傳》(2006年)是時間比較晚近的兩種傳記。這兩本書的漢譯本有同樣的書名，副標題也相似：前者是“現代精神的發明者”，後者是“爲了我們時代的一生”。
“我們時代”是現代的後期，“發明”是創造本來不存在的東西。他們都相信弗洛伊德創造了現代精神。有一個事實或許可以作爲這個論斷的一個旁證：中國在1980年代初重返現代的時候，讀者們擠在書店裏搶購《夢的解析》等著作。那時，距《夢的解析》的首次出版已經過去80多年，在中國也是再次引進。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之後的現代思想，發源於閱讀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家。
這兩位傳記作者都和弗洛伊德沒有直接關係。不過，他們的猶太人身份可能是他們研究精神分析學的原因之一。彼得·克拉瑪(Peter D. Kramer)的父母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美國的第一代移民。
他於1948年出生在紐約市，在哈佛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文學碩士，曾在布朗大學醫學院教授精神病學，臨牀專長是抑鬱症的治療。克拉瑪稱讚弗洛伊德創造了現代精神，也對傳主做了無情的精神分析——在有說服力的資料基礎之上。他指出，弗洛伊德在兒童期的個人經歷是他強調“性”與俄狄浦斯情結的原因。
另一位傳記作者蓋伊(Peter Gay，1923-2015)出生在柏林，1939年隨家人逃出納粹德國，於1941年輾轉到達美國。在1946年獲得美國國籍後，他把原來的德國姓Frhlich(意思是“幸福的”)改成英文同義詞Gay(蓋伊)。改姓割斷了他和德國的聯繫，也是他重新塑造自我(心理上得新我)的起點。從1948年起，蓋伊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科學，1955年轉入同校的歷史系。1969年，蓋伊到耶魯大學任歐洲史教授，直到退休。
蓋伊在歷史系如魚得水。所以，他對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轉系非常滿意，認爲是可以比擬他逃離納粹德國的第二次逃亡。他完全投入歷史學之後的著作大致可以被分爲兩大部分，一是關於啓蒙運動，二是關於現代主義。如本系列已經說過的，前者倡導理性，後者反抗理性。
蓋伊把現代主義看作是與啓蒙運動同樣重大的一個歷史時期，而弗洛伊德是現代主義的一個標誌性人物——對於蓋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人物，沒有之一。
現代主義是對啓蒙運動的反抗。其實，啓蒙運動本身也是一次反抗，用理性反抗宗教的專制與矇昧。現代主義的反抗是全面的，目標不僅是理性。在尼采宣佈基督教的上帝死了之後，弗洛伊德又向猶太教的立法者摩西插了一刀。摩西的法是敬上帝的法。因此，弗洛伊德要在更古老的源頭上殺死上帝。精神的自由就是一個不斷反抗的過程。
蓋伊對弗洛伊德的理解主要在文化方面，不在社會問題上。他的著述頗豐，在中國也屬熱門。除了《弗洛伊德傳》之外，他的《啓蒙時代：一種解釋》(獲1967年美國全國圖書獎)、《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2007年)等著作都出了漢譯本。《現代主義》的敘述從1840年代開始，那時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37-1901在位)統治的初期。
蓋伊把“現代主義”視爲異教的反叛——對啓蒙運動和理性的反叛。他論述了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和建築，涉及的人物衆多，除了封面上說到的波德萊爾、貝克特之外，還有王爾德、畢加索、喬伊斯、伍爾芙、艾略特、格羅皮烏斯、勳伯格……以及波普藝術家沃霍爾。從維多利亞(時期)到弗洛伊德，構成了現代主義反叛不斷壯大的過程。
蓋伊從歷史的角度理解弗洛伊德，並且把現代主義反抗的大旗立在弗洛伊德身邊。從1970年代起，蓋伊以弗洛伊德爲主要人物寫過多本書：《弗洛伊德、猶太人和其他德國人：現代主義文化中的大師和受害者》(1978年)、五卷本《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在1984-1998年陸續出版)、《一位沒有上帝的猶太人：弗洛伊德、無神論和心理分析的產生》(1987年)，並編輯出版了《弗洛伊德讀本》(1989年)。此外，他還發表過多篇以弗洛伊德爲題的文章。蓋伊把弗洛伊德放在現代主義的歷史背景之中，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視角看現代主義。
在《布爾喬亞經驗》的第二卷，蓋伊說：“如弗洛伊德展示出的，他對裏必多的研究不僅解釋了神經症、變態心理以及正常的情慾滿足的起源，還解釋了迄今似乎遠離性行爲的情感方式和行爲模式：兒童對新出生弟妹的憤怒、成年人的多變友誼、單身女對性騷擾的不可平息的恐懼、和平主義者對和平的好鬥的熱愛、狂熱分子的泡沫式改變信仰、胖人不可控制的過度飲食，此外還照亮了被認爲不含有情慾衝動的探究和行爲，如民謠和歷史、藝術和政治。”他把政治放在弗洛伊德照亮的領域的最後。這是一個清醒的見解。
弗洛伊德
對比弗洛伊德與榮格
弗洛伊德掀起了一場反叛。精神分析學反抗性壓抑的父權，在弗洛伊德那裏還沒有明顯表現爲對政治權力的反叛——這項工作要等他的反資本主義的繼承人來做。榮格則把這場反叛發展爲一種異教，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到今天，在世界範圍內，精神、理性和(政治的和商業的)權力三足鼎立。但不受制約的權力仍在踐踏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科學有一支沿着自己的內在邏輯走向“異教”。對宇宙的一些解釋正在變得虛無、神祕，但還沒有得到實驗的證明，也許永遠不會。
在學術界，榮格似乎不曾享有對弗洛伊德的接受程度。這有幾個可能的原因：弗洛伊德是一個開創者，而榮格起初是他的一個跟隨者，雖然成熟期的榮格極大地拓寬了弗洛伊德開拓的領域;弗洛伊德的理論較容易被理解，可以被用於日常交談，他的發行量最大的書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4)，而榮格的思想龐雜，深入到哲學、神祕主義、東方文化，並且沒有一個可以用來概括的關鍵詞(在弗洛伊德是“性”)，不容易被把握;榮格有神祕主義傾向，教授們無法在理性的範圍內支持或反駁他(弗洛伊德在這一點上較好)，也就不能發表學術論文，更何況支持他還有被視爲“迷信”的風險。
榮格和弗洛伊德都指責對方偏離了科學的方法，落入了神祕主義之中。榮格說，弗洛伊德曾經是心靈真相的偉大發現者，卻變得狹隘和偏頗。弗洛伊德則批評榮格被神祕現象所欺騙，並對東方宗教過於熱衷。從理性的角度看，弗洛伊德對榮格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人的心理顯然不只有理性。很多時候，非理性的力量更強大。
在1959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中，埃裏希·弗羅姆說：“弗洛伊德是個理性主義者，他之所以瞭解無意識，是因爲他要征服和控制無意識。相反，榮格屬於浪漫主義的、反理性的傳統。”弗洛伊德打開了無意識的盒子，其影響是他喜聞樂見的。榮格則進入到盒子的深處。
弗洛伊德和榮格的概念也有不同。蓋伊指出：“作爲一個向病人學習的精神醫師和臨牀工作者，榮格發展出一種和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很相近的心理學，但其區別也很根本。”榮格提出了新的概念：原型、集體無意識、無所不在的超自然的神祕感、對宗教經驗的同理感受以及對神話和鍊金術的想像。這些不同導致了他和弗洛伊德的分裂。例如，原型在弗洛伊德那裏就找不到對應點。蓋伊說：“原型可以說是創造力的基礎原則，深植於種族的天性，是在宗教教義、神話、夢境、藝術與文學工作裏都會出現的人類潛力。”蓋伊認爲，“原型”類似生物學上的“行爲模式”。
弗洛伊德沒有提出類似原型的概念，但他在《自我與本我》中說：“被壓抑的東西是無意識的原型。”他後期的著作對原型表現出的人類潛力有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