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志》由唐太宗李世民令人修訂，後又被唐高宗李治、武則天修改爲《姓氏錄》，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門閥士族起源於東漢，經三國時期的發展，到兩晉時趨於鼎盛，南北朝所衰落，隋唐時期走向了衰亡。時間跨度長達七百餘年。
門閥士族是由官僚集團組成，對時局起着主導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大部分時期連皇權都得避讓三分，東晉甚至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換了一茬又一茬，但門閥士族卻屹立不倒，可謂流水的皇帝，鐵打的門閥。
北魏末年，北方六鎮叛亂，在混戰中形成了以宇文泰爲首的西魏八柱國，他們憑藉強大的武力在關中打出一片天地，之後他們重用並團結漢人士族，形成了“關隴集團”這一強有力的門閥士族集團。隨後，關隴集團成爲西魏、北周、隋、唐四個政權的統治基礎。
隋末羣雄混戰時，楊玄感、李密與李淵之所以能振臂一呼，應者如雲，正是因爲他們頭上有“上柱國”之後，這頂炫目的帽子，就像討伐董卓時，袁紹憑藉“四世三公”的高貴出身，一舉成爲聯軍盟主一樣。可見，唐初門閥士族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高祖李淵建唐後，所用的宰相楊恭仁、宇文士及、封德彝、蕭瑀、陳叔達等人清一色門閥貴族，且大部分是關隴門閥貴族。當時國家初定，如果沒有門閥士族的支持，統治很難有穩定下來。但這種行爲無異於雙刃劍，既然依靠門閥士族穩定統治，便得讓渡部分皇權作爲交換。而過度讓出權力，是不利於封建統治的。所以，沒有一個皇帝願意坐看門閥士族壯大。
李世民修《氏族志》，武則天訂《姓氏錄》，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進行的。可以說，兩位帝王的打擊門閥士族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他們可能在意識上對促進社會進步與否，沒有明確的認識，但他們均是優秀的帝王，對干預皇權的勢力敢於不遺餘力的打擊。所以，李世民修《氏族志》，武則天訂《姓氏錄》的行爲，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
因爲隋朝時，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具的進步，門閥士族對於土地，這一封建統治的基礎，已不再有壟斷的條件。農民輕鬆可以獲得高效簡易的鐵犁與耕牛，從而實現深耕易耨，出產的糧食交夠賦稅之後，足以豐衣足食，不需要庇護於士族大家之下。隨之，政府大力施行均田制，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門閥成爲自耕民，所以，門閥制度從的根本已經失去，必將走向衰亡。
唐朝基本接過了隋朝的制度，還將科舉取仕這一發端於隋朝，打擊門閥士族的又一辦法發揚光大。不但如此，李世民還大力提拔漢族馬周、張亮、張行成等寒族爲宰相，進一步削弱門閥士族的力量。
而修《氏族志》是也是打擊門閥士族的一項重要手段。貞觀十二年，李世民令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但高士廉顯然沒有理解李世民的意圖。修成之後僅僅是四品官員的黃門侍郎崔民幹，位列第一。因爲博陵崔氏是山東士族大家，世代顯赫，北方“崔盧李鄭”，博陵崔氏位居第一，按傳統就應該這樣。這個結果令李世民火冒三丈。將高士廉一頓臭批，說：“我與山東崔盧李鄭並無仇恨，但他們已經衰微，幾代沒有官宦，憑什麼還自稱士大夫?以婚姻爲名，多要財物。才疏學淺，還自高自大。我不瞭解世人爲何看重他們。我修《氏族志》是爲了推崇今朝冠冕，難道你們不看重我給你們的官爵嗎!”
李世民這番話將修《氏族志》的目的說的很清楚：不論你是關隴門閥也好，山東貴族也罷，或是寒門庶族，只有當上我的官，纔是豪族。不管你們前代有多深的背景，只有團結在皇帝的周圍才能富貴!維護皇權的目的溢於言表。
但李世民所修的《氏族志》仍然比較折中，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第一等爲皇族，第二等爲外戚，第三等中崔盧李鄭、王謝袁蕭等豪族不管有無當朝官職，仍名列前茅。畢竟當時門閥士族的影響仍然很深，證明李世民對士族還有所顧忌。
高宗顯慶四年，以長孫無忌爲代表的關隴門閥徹底垮臺。在武則天的授意下，許敬宗與李義府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這次重修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期，
其一：在王皇后與武則天爭奪皇后位置的過程中，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關隴貴族集團堅決反對立武則天，其中一條理由便是，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豪門大族，而武氏爲文水小姓，《氏族志》不敘其本望。這種婚姻的壟斷是門閥士族一直所恪守的，這種本位主義既是皇帝李治所反對的，也是武則天所厭惡的。
其二：許敬宗、李義府二人均爲寒門庶族，《氏族志》也不可能有二人姓氏，二人雖在歷史中聲名不佳，但均是善於鑽營巴結的聰明人。像他們這樣的精明之人尚且無法進入帝國高層，其他富有才幹而門第不高的老實人，被埋沒的絕不在少數。所以，重修《氏族志》也代表了寒門庶族的心願。
所以，李治完成了父親未竟之志，重修《氏族志》，改名爲《姓氏錄》，五品以上官員全部進入，皇后爲第一等，許敬宗與李義府因是宰相名列第二等，而傳統的崔盧李鄭王謝等一概不論。
此舉，在官方法規上確定了以皇權爲核心的統治。代表着門閥士族不再有生存在土壤，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