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錦之戰發生於1627年，是在明與後金的戰爭中，明遼東巡撫袁崇煥等率軍擊退後金大汗皇太極圍攻錦州、寧遠的作戰。每當一提起這個，那麼小編就不得不給大家詳細的說一下了
關於寧錦之戰的功勞問題，目前的確有爭議，根據《明史》記載來看，這份功勞毫無疑問是袁崇煥的;但是根據《明熹宗實錄》來看，這份功勞卻幾乎跟袁崇煥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屬於另外一個我們不怎麼了解的人，那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兼掌御馬監印務的劉應坤，其時任總督鎮守遼東監軍，且袁崇煥已經處於被架空的狀態，這想必纔是天啓皇帝歸功於“廠衛調動”的原因。
天啓帝恢復監軍制度，劉應坤等太監深受重用
按照《明熹宗實錄》的說法，寧遠之戰後，明熹宗原本對袁崇煥是抱有很大期望的，這也是提升其爲遼東巡撫的原因。不過，在發現永樂、宣德年間朝廷曾有設立鎮守、分守太監的先例後，爲了監督和遏制軍隊將領中的各種腐敗現象，天啓帝還是不顧袁崇煥等人的反對，恢復了監軍制度。
天啓六年(1626年)三月，明熹宗在遼東設立鎮守山海關等處太監一員，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擔任，設左右鎮守太監兩員，由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和紀用擔任，另設分守中軍太監三員，由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蒞(li)朝擔任，而天啓帝所說的“廠臣”便是指這些監軍太監。
至於天啓帝對袁崇煥失望，則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與後金議和導致蒙古部落離心，與後金議和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夾在明、金之間的蒙古各部對明廷越來越寒心和失望，不再與明廷同仇敵愾，且最終導致東部蒙古各部開始向後金靠攏。二是在後金進攻朝鮮之際無動於衷，當時後金主力已經進入朝鮮，袁崇煥卻執意不去進攻已經空虛的瀋陽，而且也不對朝鮮進行救援，更是拒絕策應東江鎮，最終導致朝鮮對後金臣服，而東江鎮在失去了朝鮮提供的屯田土地、軍械糧餉之後，則已經處在了崩潰邊緣。
明熹宗對袁崇煥的這些行爲極爲不滿，因此在天啓七年(1627年)二月，當袁崇煥將薊遼督師王之臣從遼東排擠走之後，明熹宗在遼東軍政事務上不但沒有更加倚重袁崇煥，反而對劉應坤信任有加。
寧錦之戰前，袁崇煥已經被架空
天啓七年(1627年)四月，就在寧錦之戰即將開打之際，劉應坤立即向天啓帝彙報了自己的戰略部署：以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銜駐大凌，滿桂則依舊駐守山海關。明熹宗予以照準。
而由於前線總兵太多，爲了確保軍隊統轄，《明熹宗實錄》明確記載，“滿桂炤舊駐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從劉應坤請也”。也就是說劉應坤請求加大滿桂權利，而天啓帝也予以了同意，如此一來前線各路人馬包括袁崇煥的嫡系部隊都必須服從滿桂指揮，袁崇煥至此已經被架空。
不過，到了《明史》之中，滿桂的“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卻變成了“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諸軍”，明朝軍制“四路爲一協，三協爲一鎮”，不僅滿桂的權利被大幅度降低，而對於劉應坤的舉薦更是隻字不提。如此一來，滿桂和劉應坤在寧錦之戰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而袁崇煥則反而被凸顯了出來。
五月十一日，對於劉應坤提出的最新軍事部署，明熹宗“俱如內鎮臣議”。前線的左輔、尤世祿加官一級，並賜赦書鼓勵;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關，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兵力分佈則爲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內外呼應，脈絡相聯。同時令錦州兵馬不得退並寧遠，要堅壁清野，相機堵剿。
從《明熹宗實錄》的記載來看，整個寧錦之戰期間，劉應坤與天啓帝之間的聯繫極爲頻繁，錢糧、人事和軍事部署等事務幾乎均由劉應坤所掌握，而袁崇煥在這期間除了上報戰況之外，卻很少參與直接謀劃和指揮。
戰後，明熹宗對相關人員嘉獎時，對劉應坤是“着加恩三等，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綵緞四表裏”，僅次於魏忠賢。而袁崇煥卻僅僅獲得“加銜一級，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
綜上所述，說寧錦大捷是“廠臣調度以建奇功”或許有所誇張，但根據《明熹宗實錄》的記載來看，也並非沒有道理。
當然，《明熹宗實錄》和《明史》所載多有出入，大家認爲哪個更爲可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