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是北宋和遼國在經過二十五年的戰爭後締結的盟約，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這對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民間交往和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爲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
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國之間的決定性妥協。這份合約的簽訂，雖然被後世的很多人所不齒，卻在當時發揮了比較積極的作用。但產生合約的過程絕非一帆風順。
全力反撲的遼國
1004年的秋季，遼國出動大軍全力攻宋，並揚言要奪取河北全境。宋朝方面在得知契丹鐵騎來犯後，舉國譁然。不少人建議宋真宗逃往金陵或成都躲避遼軍鋒芒。只有寇準堅定地主戰，並用宗廟社稷爲由，逼迫宋真宗前往一線迎戰。自宋太宗北伐後，兩國間最大的規模的戰役打響。可歷史卻在這一刻開始向很多人看不懂的方向發展。此戰遼國的主要目的在於奪取“關南之地”，徹底掌控燕雲十六州。蕭太后和遼聖宗也爲此集合了全國兵力，立志要畢其功於一役。
首先被集結起來的是遼聖宗的直屬禁衛軍--皮室。這些人從過去耶律家族的直屬腹心演變而來，享有最好的裝備和馬匹。同時配備弓箭、戰錘、騎槍和腰刀的他們，是混搭了東亞和內亞風格的具裝騎兵，總兵力約爲三萬人。平時負責衛戍工作，開戰時聽從皇帝號召集結。宋朝對這支騎兵非常忌憚，將其稱爲遼國皇帝的爪牙，每次遭遇都要事先想好針對戰術。
但僅靠皇室的直屬部隊，不可能佔領整個河北。所以遼聖宗還動員了自己的各級封臣，讓這些地方貴族也趕來參戰。接到詔令的各部立刻徵召部隊，趕往皇帝指定的集結地點。第一批趕到的部隊是契丹人的部族軍。他們都是地方上的大小貴族，前者負責本族領地的衛戍工作，後者則以傳統遊牧形式生活。平時這些部族由各自的頭領管理，從事放牧、征戰、狩獵活動。等到皇帝需要時，就以部族武裝爲單位，完成必要的動員工作。他們的武器全部由自己出資，所以在經濟條件的限制下素質難免良莠不齊。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契丹領主會將特別優秀的戰士收編爲自己的私甲部隊。那些強悍的封建主可以擁有千人規模的私甲，普通小領主則可能只有幾十人規模。這些封建領地內的精英，平日就充當領主的侍衛，戰時則和領主一起衝鋒陷陣。最後到達的是從東北各地趕來的奚人、渤海人以及西部邊區的党項等部族。
按照遼國的五京制度，這些人都屬於遼國皇帝治下的屬國軍。平時在各自領主下過着內部自治生活，戰時也要按照命令去貢獻封臣的義務。以上全部人馬，在相當於今天北京城的遼國南京集合。當地的契丹駐軍和幽雲漢人部隊也已經等候多時。總兵力約有20萬人，稍作休整便直奔宋朝轄地。
瀛洲攻防戰
面對來勢洶洶的遼軍，北宋朝廷嚇得魂飛魄散，前線宋軍也是膽戰心驚。在宋太宗與遼國的兩次大戰結束後，雙方又進行了大小80多次戰役。宋軍只贏得了有屈指可數的幾次戰役。不足10%的勝率，讓他們沒有半點自信。於是，宋軍選擇堅守不出。同時緊急徵調附近的威虜、保州和河東等地駐軍去進攻燕雲，期望分散遼軍的兵力。
可遼國方面早就有了防備，執行圍魏救趙計劃的宋軍，被燕雲各地區的留守漢軍給輕鬆擊退。同時，以騎兵爲主的遼軍也快速推進到瀛洲城下，開始打造攻城器械。他們決心一鼓作氣地推平這座困擾契丹多年的要塞。但遼國當時掌握的手拉式拋石機技術，並不能快速撼動宋軍把守的城池。由於是騎兵爲主的軍隊，隨軍快速機動的機械裝備往往不能做的很大。加上手拉式拋石機本身的技術限制，讓遼軍工兵的火力還是不夠威猛。所以，對城市的攻堅還是需要士兵的肉身來完成。
奉命參戰的奚人部隊，接到指令充當先鋒的指示。前排的舉盾步兵，扛着雲梯前進。他們身後則是全身披掛甲的重裝弓箭手。這些依仗着一身質量不錯的盔甲來抵擋守軍射出的箭矢，同時也不斷向城頭傾瀉自己的複合弓火力。最後面的遼軍工兵，也不時發射石彈來打擊城頭的宋軍。
宋朝守軍立刻將投石機調整好角度，對着遼軍的砲兵陣地射去。由於地理位置的劣勢，遼軍無法很好地校準宋軍的火力點，宋軍則能很好地瞄準遼軍的陣地。在幾輪隔空交鋒後，遼軍的工兵被迫後撤。失去火力掩護的奚人步兵，也就立刻被城頭牀弩的火力壓制。他們自下而上發射的箭矢，也對佔據高出的守軍效果不佳。擁有城垛作爲掩體的宋軍，在對射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依靠這種守城的天然便利，防禦者打退了遼軍的第一波進攻。
當天夜裏，遼軍摸索出城牆的射擊死角，順勢在城下砌起土丘。遼聖宗親自擂鼓助威，使得遼軍士氣重振。遼軍也將部隊中的預備隊投入戰場，用充足的人力確保掩護火力的連續性。守軍不得不躲在懸掛的木板和城牆背後躲避恐怖的箭雨。奚人的步兵有乘機發動進攻。他們把鑲鐵盾牌頂在身前和頭頂，瘋狂的衝上土丘。利用宋軍被拋射壓制的機會，將雲梯架上城頭。
宋軍只能以石塊和滾木往下狠砸，並將提前煮沸的熱油也全部傾倒下去。奚人的部隊因爲密集部署在各處土堆附近，被滾木直接掃倒一片。很多人被沸油淋遍全身，接着受到守軍火攻。不得不倉皇結束了第二輪攻擊。遼軍此後圍攻瀛洲十多天，都因爲沒有技術優勢而停滯不前。考慮到自己封臣的感受，遼國皇帝也不可能讓他們在超出服役期限後繼續冒此巨大風險。所以，遼聖宗只能選擇繞過瀛洲，繼續朝南方進軍。
主帥之死
11月25日，遼國部隊趕到了德清的駐軍附近。宋軍沒有想到對手會放棄瀛洲，冒着補給被卡死的危險繞道。結果，匆匆列陣的宋軍只能在野戰中直面強敵。他們將長矛手頂在第一排，在後方部署大量的弓弩部隊。對面的遼軍則派出全部騎兵組成攻擊力量出戰，數萬騎兵從三個方向夾擊宋軍。先是正面的輕騎兵騷擾，使用打了就跑的騎射戰術對付長矛手。他們不斷射出的密集箭雨，將很多沒有頭盔和護肩的宋軍士兵射殺。宋軍的回擊卻無法傷害到這些全身披掛護甲的“輕騎兵”。
戰鬥打到中午，宋軍的士氣逐漸被消磨殆盡，陣型不可避免出現鬆動。左右兩翼的遼軍終於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戰機，皮室軍和領主的私甲兵全力催動身下戰馬衝鋒。兩翼的攻擊縱隊如鐵錘砸朽木般，迅速嵌入了缺乏肉搏部隊的宋軍陣線。一些騎兵的長槍折斷後，又拔出腰間的長刀砍殺。很快就將宋軍的步兵截成兩半，只有少量部隊突圍成功，其餘人不是戰死就是被俘。
不久，遼軍又殲滅了駐紮在澶淵附近的通利軍，徹底掃除了來自側翼的危險。通往澶淵的道路就這樣被打通了。連戰連捷的遼國人士氣高漲，很多契丹貴族開始琢磨逼宋朝割讓整個黃河以北作的領地，作爲爲他們參加此次遠征的報酬。但一個突發的意外，還是給了他們當頭一棒。當他們開始攻到澶淵時，作爲主帥的蕭撻凜前往一線陣地觀察軍情。不料，自己被宋軍發現，隨後非常意外的死在了牀弩射出的重型箭矢之下。
恰巧，宋真宗在當天趕到了前線。此消彼長之下，宋軍的士氣開始觸底反彈。由於雙方都沒準備和對手來個魚死網破，博弈就從戰場轉移到談判桌上。
外交上的思維異同
既然要談判解決問題，雙方就要斟酌彼此間的籌碼與底線。誰先摸清楚對方的底牌和思維邏輯，誰就是談判桌上的優勝者。否則，空有嘴炮轟炸也無法靠口水獲得利益。宋軍雖然因皇帝蒞臨而士氣高漲，但指揮官和皇帝本人都對未來持悲觀態度。畢竟，區區10%的勝率擺那兒，沒人覺得可以展現多少自信。痛定思痛的宋真宗，還給特使下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只要遼國同意不要宋朝割讓土地，多少錢都不是問題!
遼聖宗本人也對此和談充滿了的憂愁。作爲一個需要爲臣下謀取利益的君主，如果能獲取黃河以北的所有土地，那麼自己就是耶律阿保機和耶律德光那樣的王朝英雄。但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分封一批功臣。比如戰死主帥蕭撻凜，就可以爲長子謀得一塊新的私人領地。可是沒有一個君王願意看到貴族的封地膨脹。實力過大的封建領主，在日後很容易成爲威脅皇權至上的危險分子。
所以，遼聖宗其實非常不願意讓宋朝割讓黃河以北的土地。他還特別留意到，不少契丹領主因統治了過多的編戶齊民，而漢化爲自己領地內的小皇帝。尤其是那些在燕雲有封地的領主，都不約而同出現了腐化跡象，武德已遠不如耶律德光的時代。當年和契丹人大打出手的沙陀貴族，就因爲類似的進程而最終失去一切。遼聖宗顯然不希望自己的帝國也因此被腐蝕蛀空。
於是，雙方在互相試探中發現，原來大家對土地問題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剩下的部分就是宋朝每年該給遼國以多少金額的貢賦。起初，宋朝想拿出價值不高的銅錢作爲歲幣。可長期與內亞經商的契丹貴族，對貨幣價值的認知，早就升級到了銀本位階段。對於東亞官營壟斷經濟下，可以大量超發的銅幣，毫無興趣可言。所以，遼國使臣就直接要求宋朝進貢真金白銀或有價值的實物。
宋朝方面又只能無奈提出每年20萬兩的份額。可遼國卻覺得收穫太少，要求加價。使者只能將遼國的回覆報告給宋真宗，後者再次給出批示，表示一百萬量以下皆可。但使節帶着更新後的指示出發前，又被主戰派的大臣寇準攔住。他告訴使者，就有皇帝的詔書也不能讓歲幣超過30萬兩。否則就下令將其斬首!好在契丹人對每年20萬兩白銀+10萬匹絹布的價格滿意，使節纔算是逃過一劫。
澶淵之盟簽訂後，遼聖宗很快將讓契丹貴族撤出漢地，並重新制定了“藩漢分制”的一國兩治政策。契丹領主在遼國南京地區的封地，開始期大幅度減少。直到最後，整個漢地完全由出身自漢人的流官進行管理。當地也恢復了原本的郡縣制傳統，儼然成爲了遼國境內最大的特區。契丹人雖然失去了南京的封地，卻也如遼聖宗所願那樣延緩了武德的衰退。哪怕後來打不過崛起的女真，也不會有輕易投降的怯懦之舉。
至於宋朝方面，對澶淵之盟的最終結果也有一番耐人尋味的反應。當使者帶着合約返回，心虛的只用三個手指告知皇帝結果。宋真宗誤以爲每年要繳300萬歲幣，覺得有些太多了。然後卻又表示，能把這件事情辦成就行了。當使者告訴皇帝只要30萬歲幣時，宋真宗竟然大喜過望，並對使者大肆獎賞!後世很多人將澶淵之盟視爲宋朝重大的恥辱，可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澶淵之盟已經是非常不得了的外交勝利了。
澶淵之盟是不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什麼叫“城下之盟”?“城下之盟”語出《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是指兵敗後迫於無奈而簽訂的屈辱性條約。換言之，判斷是不是“城下之盟”有兩個標準：1、兵敗被迫簽訂協議。2、協議中有屈辱性條款。以這兩個標準來衡量，鴉片戰爭後清朝與英國訂立的《南京條約》，纔是城下之盟。
一、澶盟是在宋軍勝利的前提下訂立的
那麼宋朝與遼國簽訂的澶淵盟約是不是城下之盟呢?先來看宋遼立盟之前的戰爭勝負。
宋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初八，遼國大舉南伐。算起來，這是契丹第九次發起對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繼位之後的鹹平二年、鹹平四年、鹹平六年，遼國都曾進兵冒犯邊境，或小勝北還，或爲宋師所敗。但這一次遼軍的來勢特別兇猛。遼主蕭太后與遼聖宗御駕親征，率兵號稱二十萬之衆，先鋒爲遼國大將蕭撻凜。十五日，遼國破宋境順安城;十六日，又破遂城，並擒宋將王先知;又自定州東部突破宋人的唐河防線，逼近陽城;然後，遼軍分兵三路，撲向瀛州、祁州，並欲乘虛直下貝州、冀州、天雄軍。
軍情自邊關急遞至京師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駭”。其時宋真宗趙恆繼承大統不過幾年，作爲一名從未像他的伯父、父親那樣在沙場廝殺過的文弱君主，面對來勢洶洶的契丹軍團，真宗該如何對付這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這不但是國家的危機，也是真宗個人的榮譽危機。
真宗召宰相等大臣商議對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密言於上，請幸金陵”，建議皇帝到金陵避避禍;籤書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四川人，“請幸成都”。真宗問宰相寇準：有大臣提議遷都金陵或成都，愛卿有何意見?寇準假裝不知道是王欽若與陳堯叟的意思，當着兩人的面說：“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成，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真宗不敢再存遷都之念，決定御駕親征。
這個時候，前線遼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遼人以數萬騎進攻山西草城川，宋軍將領高繼勳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說：“敵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之，當大潰。”遂與遼兵激戰於寒光嶺，“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
十月上旬，遼師圍困河北瀛州城，“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使奚人負版乘墉而上”。瀛州原爲遼人所佔據，後爲柴榮奪回，現在遼國對拿下瀛州是志在必得的。但宋軍也早有防備，“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壘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逾十數日，多所殺傷”。遼人強攻不下，蕭太后親自上陣督戰：“契丹主及蕭太后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蝟”，卻被守城的宋軍以礌石、巨木、弩箭擊斃“三萬人”，“傷者倍之”。遼軍“弗能克，乃退”。
瀛州保衛戰的大捷，極大挫傷了遼軍企圖一鼓作氣拿下關南之地的信心，同時也堅定了宋真宗御駕親征的決心。
十一月十四日，真宗離開東京，移駕前往澶州前線，親征遼人。並於二十六日抵達澶州南城。當時澶州被黃河分隔爲南城與北城，北城正是戰爭前線。真宗原本打算駐紮在南城，不過黃河。這樣安全一些。但寇準堅請渡河：“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真宗這才過河，登上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此時遼師數萬騎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直抵澶州城下，隨時可以發起攻城之戰。相持十餘日之後，遼軍統軍蕭撻凜自恃其勇，出營督戰，守城的“威虎軍頭張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凜額，撻凜死”。蕭太后聞訊，“哭之慟，輟朝五日”，深知戰局再拖下去，遼軍也討不到好處，不得不向宋方提出議和，《遼史》說：“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宋真宗無疑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並不希望戰火一直燒下去，也有意於議和，於是派曹利用爲談判代表，赴遼營和談。最後達成和議，訂下澶淵之盟。也就是說，澶盟是在宋軍戰勝的情況下籤訂的，並無受到遼國的脅迫。
二、澶盟中的歲幣是經濟援助
澶淵之盟的盟書以及後續約定所達成的重要協議：一、宋遼雙方約爲“兄弟之國”，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三、雙方大致按佔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在國境線立下“石峯”，“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雙邊貿易。
許多人認定宋朝簽訂澶盟爲“喪權辱國”，想來應該是因爲盟書約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給予遼朝歲幣。但從歲幣的性質來看，它既不是戰敗國的戰爭賠款，19世紀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對西方列強支付的銀子，纔是屈辱的戰爭賠款。歲幣也不是藩屬國的納貢，宋政府對歲幣的交割形式，也盡力避免給人納貢的印象：“更不差使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寧說，歲幣其實是發達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的資助，這一點盟書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類似於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援助。
而且，對宋王朝來說，每年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歲幣支出，也是收益遠大於成本的划算買賣。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麼負擔;同時，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裏，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宋朝通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八十萬貫價值的順差，數額超過送出去的歲幣。宋朝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成本—收益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