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各路諸侯割據，相互攻伐，最終經過多年的戰爭兼併，曹操統一北方，東吳歷經三世佔據江南半壁江山，劉備佔據蜀漢，呈三足鼎立之勢。蜀漢鼎盛時期佔據荊州、益州，後期逐漸走向衰落，最終被司馬家族掌控的曹魏所滅。
東漢末年黃巾之亂時，漢室後裔劉備與關羽、張飛結義，在當地商人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劉備家道沒落，後師從當時大儒盧植，小有名氣。在三足鼎立格局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從道義上說漢室正統在他手中，即佔據天時;江東孫權有長江天險，即佔據地利;而劉備漢室貴胄，名聲較優，善於籠絡人心，即人和。
儘管屢受挫折，但最終在荊州三顧茅廬，隆中問對，請得名士諸葛亮出山。諸葛亮提出了佔領荊州、益州，聯合東吳，與曹操形成鼎立之勢，再圖問鼎中原的戰略。孫劉聯軍火燒赤壁後，劉備向西擴張入川，取代了劉璋，佔據了益州。之後，劉備出兵奪取漢中。到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至此，劉備據有益州全境、荊州三郡，勢力達到了極盛時期。
此時，守備荊州的關羽急於求成，孤軍北伐，後方空虛。東吳呂蒙以白衣計乘機偷襲荊州。關羽被吳軍擒獲，遭到殺害。關羽失荊州，導致蜀漢國力衰減，失去進取中原的大基地，隆中決策至此夭亡。關羽失荊州是蜀漢衰落的開始。以後，蜀漢攻取中原，不得不從隴西進軍，結果數十年北伐，一次也沒成功。
曹丕篡漢第二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仍爲漢，史稱蜀漢，劉備即爲蜀漢昭烈帝。剛剛稱帝的劉備不聽諸葛亮等大臣勸阻，毅然傾全國之力，攻打吳國，意圖奪回荊州，爲關羽報仇。在幾次求和都遭到拒絕情況下，孫權積極備戰，先向曹魏稱臣求和，同時加強荊州的防禦。孫權果斷任命年輕的陸遜爲大都督，率軍退敵。公元222年2月，劉備親率蜀軍主力從秭歸進抵猇亭，建立了大本營。陸遜則堅守不出。從正月到六月，兩軍相持不決，陸遜見蜀軍士氣沮喪，認爲戰略反攻時機業已成熟。公元222年6月，陸遜大破劉備軍於猇亭。吳軍不敢深追，劉備得以生還。夷陵之戰以劉備慘敗而告終。後來，劉備病死白帝。臨死前，劉備將兒子劉禪及蜀漢政權託付給諸葛亮。諸葛亮輔政後，派遣鄧芝出使東吳，重修舊好，恢復孫劉聯盟。由於劉備集團佔據益州之後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狀況同曹魏集團不一樣，因而治理蜀漢，恢復發展經濟政策便呈現出一定差異。蜀漢恢復農業生產不是採取以大規模屯田爲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發展州郡農業經濟。諸葛亮作爲蜀漢政權的實際治理者，深諳足兵足食是“富國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復漢室的前提條件。因此，他始終重視“務農殖穀”這件大事。爲了保證農業豐收，諸葛亮十分重視農田水利灌溉事業。自戰國時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來，它一直是西蜀農業的命脈。諸葛亮繼續維護這裏的水利設施，“徵丁千二百人”保護一個水利工程，可謂前無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對農業生產的命脈——水利設施的重視。由於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現一片繁榮景象。
蜀地本來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饒，加上諸葛亮的精心治理，農業產量很高。處於都江堰灌區的綿竹、廣漢一帶的水田，保持着畝產30斛以上的紀錄。諸葛亮在發展州郡農業的同時，也進行屯田。不過屯田的規模不如曹魏、東吳大。儘管如此，它對減省軍糧轉運之煩，減少小農的經濟負擔，還是有積極意義的。諸葛亮徵南中後，促進了南中的進一步開發及其與內地的聯繫。
蜀漢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工商業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業方面，以鹽、鐵、織錦業最爲發達。劉備剛定益州，立即實行鹽鐵專賣，把這兩個“利入甚多”的部門抓到手裏。爲此，設置鹽府校尉，下設鹽府典曹都尉，掌管鹽業。蜀中素來富有井鹽、鐵礦資源。史載，蜀地“家有鹽泉之井”，臨邛的井鹽，“一斛水得五斗鹽”，產量不低。至於臨邛的鐵冶歷史，更可追溯到漢朝。蜀漢還設置司金中郎將，負責農具和武器製造。鹽鐵官營，不僅滿足了國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鹽、鐵之外，蜀漢的絲織業，特別是織錦業，上經兩漢，至漢末三國達到發達時期。諸葛亮治蜀時，設錦官專門管理蜀錦生產。織錦業的規模和產量大大提高了，蜀錦馳名全國，遠銷東吳、曹魏，其收入成爲蜀漢軍費的一大來源。農業生產是手工業生產的基礎。蜀漢手工業的繁盛狀況，反過來說明諸葛亮及其繼承者治理蜀國的確卓有成效，農業及整個社會經濟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發展。
此外，諸葛亮十分注重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楊洪、蔣琬、費禕、姜維等都是諸葛亮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諸葛亮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執法嚴明公正。在諸葛亮治理期間，蜀漢政治、經濟、軍事都有較大發展。蜀漢境內存在着許多少數民族。諸葛亮並沒有對那些少數民族採取奴役、征剿政策，而是採取開明的安撫政策。對於西北氐族、羌族等，諸葛亮以馬超爲涼州牧進行安撫。
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在劉備去世後發動叛亂。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大軍分幾路南征。諸葛亮採取參軍馬謖的建議，以攻心爲主，先打敗雍闓軍，再七擒七縱孟獲，使這些少數民族心服口服，歸順蜀漢。至秋天，諸葛亮平定所有亂事。諸葛亮當政期間，少數民族與蜀漢一直和睦相處。
穩定的後方、開明的政治、不斷髮展的經濟，是北伐的堅定後盾。於是，從建興六年至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六出祁山”，一共發動了6次對曹魏作戰，但都沒達到“興復漢室、恢復中原”的戰略目的。最後一次北伐，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葬於漢中定軍山下。諸葛亮去世後，繼承人蔣琬、費禕堅持諸葛亮的治國方針，軍事上採取防禦爲主的策略。不過，皇帝劉禪寵信宦官黃皓，排擠姜維，內政日益腐敗。爲了達成諸葛亮的遺志，姜維九伐中原，導致兵疲民貧，國力大減。
公元263年，鄧艾率領數千精銳偷渡陰平，繞過“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劍門關，歷經重重險阻進入蜀漢腹地。而這宛如“天神下凡”般的操作，彷彿令蜀國上下嚇破了膽，江油守將馬邈開城投降，諸葛瞻帥數倍兵力迎戰竟被擊敗，導致成都最後一道屏障綿竹失守。一路勢如破竹的鄧艾軍順勢來到了成都城下，劉禪未做抵抗即出城投降。至此，坐擁“天府之國”延續43年的蜀漢最終宣告覆滅。
我們不禁會問：曾經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引得天下震動的那個蜀漢去哪了?坐擁“天府之國”佔據地利之勢，最終的結局爲何是被鄧艾的一隻偏軍所滅亡?蜀漢以這樣近乎悲壯的形式走向覆滅，其中的緣由也確實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而其最終滅亡的結局也絕非偶然，而是三國時期魏蜀吳三方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發展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下面我們就從這幾個方面，全面解析蜀漢滅亡的深層原因。
滅亡前夕的蜀漢，只是拖着羸弱的身軀在勉強行走
發生在公元263年的魏蜀之戰，決定了蜀漢走向滅亡的最終結局。這樣的敗局，我們要先從蜀漢自身來找尋答案。
一、從國家實力來說，蜀漢先天羸弱的實力相對於魏吳兩國來說，實在是太過於弱小。漢末時期，天下共分十三州，曹魏佔據幽、冀、兗、青、豫、涼、司、並、徐九州，孫吳佔據揚、荊、交三州，而蜀漢僅佔據一個益州，其中曹魏不僅佔據地盤最大，並且還是當時經濟最富庶北方地區。
這樣巨大的差距同樣也體現在人口上，蜀漢人口最多時僅有28萬戶，約96萬人。曹魏在曹丕統治時期，擁有66萬戶約450萬人。蜀漢過少的人口加上狹小的地域環境，使其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後來不論是諸葛亮“六出祁山”，還是姜維“九伐中原”，雖說在戰場上勝多敗少，但受限於自身的交通不便，以及曹魏強大實力的背景下，蜀漢北伐的努力，最終只是白白耗費僅有的國力罷了。
二、在人才方面，蜀漢同樣也存在着先天的劣勢。其中蜀漢的人才選拔，與魏吳兩國有着顯著的不同。漢末時期，國家軍政人才多選拔於地方門閥士族，魏吳通過這種方式招攬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而反觀早期的蜀漢，因益州本土人才匱乏的緣故，其人才多是通過劉備的個人魅力集結起來的。也因此在荊州時，劉表死後其故吏大多歸附於劉備。
劉備死後，諸葛亮的個人魅力絲毫不遜色於劉備，吸引了姜維等人的歸附。然而諸葛亮亡故後，蜀漢再無擁有極強影響力的人物出現，新的人才也多是戰爭投降歸附之人。隨着時間的推移，蜀漢早期初創人才逐漸凋零，而又無後補之人，此消彼長之下，最終導致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局面發生。
三、經濟與軍事的衰落，更加劇了蜀漢滅亡的步伐。頻繁的戰爭對蜀漢先天羸弱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爲了發展經濟，首先對南中地區進行了有效的控制與發展，同時積極發展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基本能夠支撐起蜀漢前期用兵作戰基本需求。而到了蜀漢後期，由於連年的北伐，以致“蜀人愁苦”。東吳官員薛珝來蜀求馬時，甚至都評價蜀民：“經其野，民有菜色”，後期的蜀漢已經快到經濟崩潰的邊緣了。
經濟實力決定着軍事能力的強弱，蜀漢經濟的衰退嚴重打擊了其軍事實力。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率領的軍隊就多達十萬人，而到了蜀漢滅亡時，其全部軍力僅有“士十萬二千，吏四萬”，如此羸弱的軍事實力實在是難以對抗強大的曹魏。
曹魏的逐漸強盛，爲滅亡蜀國奠定了有力基礎
一方面蜀國在不斷衰敗，與之相反曹魏實力卻一直處於上升態勢。面對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派出了“馬步騎五萬”，到了曹爽伐蜀時派出了“卒六七萬”，而到了魏滅蜀之戰時，鍾會甚至“引四方之兵十八萬”來討伐蜀國。由此可見，蜀漢的衰落與曹魏的逐漸興盛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此後歷經司馬氏三代最終全面掌控曹魏朝政，完成對曹魏政局的重新整合。期間相繼粉碎李豐、夏侯玄謀廢司馬師事件;文欽、毋丘儉等人的淮南三叛事件。到了滅蜀戰役前夕，司馬氏家族在沒有發生全國混亂的情況下，平穩得接過了曹魏政權，並重新整合內部勢力，爲發動伐蜀戰役掃除了內部障礙。
曹魏消除內部反對勢力的同時，也在積極掃除其周邊少數民族勢力及其他割據勢力。公元253年新城之役和255年的壽春戰役，曹魏先後兩次大敗吳國，此後吳國再無力進行北伐，魏吳對峙前線進入到很長一段時間的和平狀態。
《晉書》：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
對北方少數民族，曹魏相繼平定烏桓、鮮卑、高句麗等少數民族勢力。到了司馬氏當權時期，司馬昭於公元254年討伐新平羌人，加強了對羌人的打擊。一系列的對外舉措，直到滅蜀之戰前夕，魏國對外掃除威脅勢力，對內保持安定局面，爲曹魏伐蜀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經濟方面。蜀漢經濟在持續衰退，而曹魏政權歷經十幾年的穩定統治，“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使曹魏逐步從漢末天下大亂中恢復過來。緊接着司馬氏執政時期，逐步改善了曹魏自身驕奢、邢繁役重的弊病，使國家財政有了明顯增強。再加上施行多年的屯田制，使得曹魏政權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軍事，都形成了對蜀國的碾壓態勢。
魏蜀實力此消彼長，滅蜀之戰一觸即發
公元263年，曹魏勵精圖治裝備多年，最終決定發動滅蜀之戰。此時執掌曹魏政權的司馬昭，吸取了曹真、司馬懿、曹爽等人伐蜀失敗的教訓，結合此時魏蜀實力差距巨大的現狀，制定了極爲正確的戰略方針。
司馬昭基於三點出發，認定此時伐蜀勝算極大。其一此時魏國六年未經戰事，多年來的休養生息，已經做好了充分的物質準備;其二蜀國國力空虛，全國上下士兵不足十萬餘人，趁其疲敝方可給予致命一擊;其三蜀國朝政黑暗，唯一對曹魏有威脅的姜維蜀漢朝堂排擠，被迫屯兵沓中，難以對曹魏入侵做出及時應對。
爲了保證伐蜀成功，曹魏一方面“徵四方之兵十八萬”，確保對蜀國兵力的碾壓態勢;同時命令唐諮製作大船進攻吳國，意圖聲東擊西迷惑蜀國。但此時曹魏內部以鄧艾爲首的一批將領，卻極力反對伐蜀，最終被師纂所說服。在臨出征前，司馬昭甚至斬殺反對伐蜀的強硬派鄧敦，使得曹魏上下統一了伐蜀的決心。
曹魏做好一切戰爭的準備時，此時的蜀漢朝堂上下卻依舊混亂不堪。唯有姜維敏銳的覺察到了魏軍的戰略意圖，並上表後主劉禪加強陽安關和陰平的防衛。但黃皓卻爲了一己私利排擠姜維，利用占卜的卦象迷惑劉禪，使其不相信曹魏不會入侵蜀國，延誤了最後的戰爭準備時機。
漢中之戰：魏蜀間的初次碰撞
按照司馬昭戰略計策，伐蜀的十八萬大軍分三路進軍。東路大軍由鍾會率領李輔、胡烈等人，十餘萬主力出駱谷攻取漢中;西路軍以鄧艾爲首，率領王欣、牽弘三萬兵力進攻沓中，牽制姜維大軍防止其回援漢中;中路軍由諸葛緒率領三萬兵力前往武街，切斷姜維後路。
蜀國這邊，由於姜維改變漢中防禦策略，由諸葛亮時期的“外圍據守”改爲“斂兵聚谷”策略。因而鍾會得以順利進入漢中腹地，隨後派遣李輔、荀愷各帥一萬餘人，圍困蔣斌於漢城、王含於樂城，自己率領大軍主攻陽平關。陽平關守將因不滿蜀漢對其待遇，遂獻城投降，增援陽平關的張翼、董厥此時尚在漢壽，這樣導致了陽平關的陷落。
隨即而來的陽平關失守，令漢中喪失了益州屏障的作用。姜維聞訊立即退守劍閣，途中在疆川口碰上了追擊而來的楊頎，並以趙廣戰死的慘重代價擺脫了楊頎追擊。隨後又聲東擊西，成功繞過了諸葛緒的堵截。最終聯同趕到劍閣的張翼、廖化合軍堅守劍閣。
姜維的成功退守劍閣，使得魏軍原定伐蜀計劃破產。姜維借劍閣天險嚴密防守，魏國一時難以攻克，同時又面臨着糧運困難的窘境，魏蜀雙方一時陷入到了僵持狀態。
壓力來到了魏軍這裏，爲打破僵局，鄧艾提出了一條計策。即出奇兵饒過劍閣，偷渡陰平直達蜀漢腹心，獲得了鍾會的支持。鄧艾隨即率領奇兵出發，歷經艱險偷渡陰平直擊江油。江油太守馬邈誤以爲劍閣失守，做出失誤判斷竟出城投降。鄧艾遂於江油整頓，隨後繼續進軍，蜀漢政權此時危在旦夕。
蜀漢最後的戰略調整，仍是問題重重
此時鄧艾攻破江油的消息傳到了蜀國朝堂，令蜀國上下爲之一震。劉禪如夢中驚醒一般，立即作出戰略調整：一方面派遣諸葛瞻率軍前往涪城抵抗鄧艾;另一方面令鎮守巴東的閻宇前來支援，同時向吳國求援。從戰略角度看，蜀漢的這次應對決策並無太大問題，但如要仔細分析，其中還是存在很多巨大隱患的。
其一，蜀漢以諸葛瞻爲主帥，雖說可以憑藉其諸葛家族的背景，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可絲毫沒有軍事經驗的諸葛瞻，統帥軍隊的能力是很值得懷疑的。其二，諸葛瞻率領的軍隊多爲臨時招募和成都附近城池原有守備軍，而巴東的增援尚在路上，南中的霍戈軍由於沒有劉禪命令沒有前來增援。因此諸葛瞻率領的軍隊雖然人數衆多，但相比起精銳的鄧艾軍，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綿竹之戰：“天府之國”隕落於此
隨後諸葛瞻率領蜀國大軍前往涪城抵禦鄧艾，但缺乏軍事經驗的他，從戰役一開始就犯了許多致命錯誤。其首先拒絕了黃崇據守涪城的建議，並企圖利用人數優勢，在涪城附近與敵速戰速決。但貌似有些高估自身實力的諸葛瞻，瞬間被殘酷的戰局擊破了所有幻想。
鄧艾由江油關進入成都平原，並迅速擊敗諸葛瞻的前鋒部隊。這一殘酷事實，令諸葛瞻意識到自己的軍隊在野戰中也許根本無法戰勝鄧艾。隨即立即放棄涪城，退往一百里外的綿竹關堅守等待支援。鄧艾帥軍緊隨而至，兩軍再次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此時深入敵後的鄧艾如坐鍼氈，立刻採用激將法，企圖引誘諸葛瞻出城與之決戰。
而諸葛瞻面對鄧艾的羞辱，犯下了第二個致命錯誤：率領蜀軍出城。綿陽決戰就此爆發，有着“破釜沉舟”氣勢的魏軍，面對不容失敗的蜀軍，兩軍都有着強烈的戰鬥意志，因而這場戰鬥的慘烈我們根本無法想象。雖然在戰鬥開始階段，魏軍一度戰鬥失利。意識到危險的鄧艾，一度表現出想要要斬殺先鋒官師纂和其子鄧忠。而蜀軍在諸葛瞻等人的激勵下，更是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意志。
雙方重整再戰，最終的結局蜀軍難敵魏軍衝擊。其中包括諸葛瞻、諸葛尚在內的蜀國將領幾乎全軍覆沒，以近乎悲壯的結局結束了自己的最後一戰，綿陽關宣佈告破!鄧艾軍長驅直入到達成都城下，劉禪未做抵抗宣佈出城投降，延續43年的蜀漢政權最終隕落。
兵臨城下的抉擇，劉禪爲何輕易選擇投降
綿竹關的失守，導致成都直接暴露在魏軍面前。但此時的蜀漢尚未到達無可救藥的地步，其中其三大主力：劍閣姜維、巴東閻宇和南中霍戈主力軍依舊保存完整建制。且巴東蜀軍正在回援的路上，吳國也在極力攻打魏國。而鍾會的十幾萬大軍，仍被姜維擋在劍閣關外，鄧艾雖取得綿竹關的勝利，但自身損失卻十分慘重。此時的劉禪只需利用成都堅固的城池防禦，等待回援的蜀軍，鄧艾自會不戰而自潰，爲何會選擇輕易投降呢?
其實對於蜀漢政權的滅亡來說，並非只是簡單的軍事潰敗，更是蜀漢上下抵抗意志的崩潰。劉禪妄圖依靠諸葛瞻的家族背景凝聚人心，但隨着綿陽關的失敗，蜀國上下陷入到了最黑暗的時刻。上至朝堂百官，下至尋常百姓，人們寄希望於諸葛亮的後人能夠帶領蜀國走出逆境，但隨着諸葛瞻的戰死，這一希望最終化爲了泡影。
而這也導致了蜀漢朝堂上下，徹底失去繼續抵抗下去的信心。唯有劉禪的兒子劉諶主張堅守成都，戰鬥到最後一刻，但昏庸的劉禪顯然不會接受這種玉石俱焚的守城計劃。因而在這種背景下，劉禪反覆權衡，最終選擇譙周投降鄧艾的建議也就不難理解了。
蜀國滅亡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其國力的逐漸衰弱，曹魏實力的逐漸增強，爲其滅亡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大多數人看來，蜀漢的滅亡歸咎於蜀漢晚期黃皓禍亂朝政，以及姜維數次北伐過分耗費了蜀漢國力，這些因素固然對蜀漢的覆滅產生了一些影響，但並非是其滅亡的決定作用。
我認爲蜀國的滅亡取決於其自身的衰落，並且這個衰落是全方面的，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和人才等多個方面。其中軍事的衰落，導致蜀漢各個地區防備捉襟見肘。人才的缺失，使得戰爭後期面臨無人可用的窘境。政治的昏暗，引起了蜀國戰爭後期一系列的決策錯誤，最終葬送了其幾十年的基業，不得不令人感嘆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