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每天都要處理很多業務，比如教撫百姓、徵收錢糧、司法刑獄等常規工作，又比如水利、漕運、剿匪等非常規工作，哪一件不要求其具備相應的業務能力?但是，我們看到古代官員似乎都是全能王，抓教育、管財政、負責軍事，甚至把吏、禮、兵、刑、民、工六個部門的職務做個遍，令人歎爲觀止。可是，他們真的樣樣精通嗎?
古代並沒有針對行政或者做官的專門教育，有的只是儒家理論教育。所以讀書人初入官場，對於實際工作內容，完全是一竅不通，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導辦公。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在實踐中則表現爲對皇權的絕對尊崇。而皇帝考慮問題的首要出發點是維護自己的尊嚴，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他評價官員的首要標準是忠誠，而不是業務能力。寧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異心的人才，是專制帝王用人的不二準則。這樣，帝王用人和官員辦公就找到了一個共同點：政治第一，業務第二。於是，“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誰還真正重視業務工作?
如果官員都重政治輕業務，那麼，業務成績(政績)不好怎麼辦?這就涉及業務考覈了。
既然皇帝用人的標準是政治第一業務第二，那麼考覈起來自然是先講政治，再看政績了。如此，對皇帝忠心耿耿、對維護體制穩定有用的官員，定然能穩坐泰山乃至平步青雲。“德才兼備”，“德”爲先，“才”只是錦上添的花。這裏，“德”的標準就操縱在皇帝手中了。
《清稗瑣綴》記載，光緒、宣統年間，國事紛擾，京官們卻渾渾噩噩、頹廢得很，每天早晨到所在的衙門報個到，不到中午就回來了，稱之爲“上衙門”，至於有多少時間在衙門、都幹了些什麼，自己都無所謂，也沒有別人在乎。他們在乎的只是上司的喜好、衙門職位的空缺和黨同伐異的權力爭鬥。這些官員絕大多數年年考覈合格，部分人還考覈優異，該享受的待遇一樣都不落下，該升遷的照樣升遷。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會有幾個官員去紮紮實實地幹業務，追求政績呢?
既然業務考覈形同虛設，那麼業務上真出了必須解決的問題，怎麼辦?
古代官員的應對措施很簡單：依樣畫葫蘆。所謂的葫蘆，第一是指“故事”—慣例、傳統和前任們的做法，第二則是權力上端的心思、好惡和言行。虛應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質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決問題，只希望把問題早點糊弄過去。
如果出現亟待解決的突發問題，既沒先例可循，又沒有上司意見，官員該怎麼辦?有下屬、幕僚們出謀劃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師爺和錢糧師爺處理政務，有的還有書啓師爺處理文牘，此外還有數量可觀的書吏、門子、隨從，可以囊括方方面面的政務。到後來，官員連負責領域的制度條文、慣例乃至上司的意見和命令都懶得記了，統統推給幕僚，遇到難題隨時“徵詢”“顧問”，把幕僚的意見當作決策，下達執行即可。
到這時，真正維持各個衙門運轉的，不再是滿腹八股文章、幾年一任“周遊”各個職位的官員老爺們，而是幾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門工作的胥吏差役們，以致出現“本朝與胥吏共天下”的局面。
反過來說，古代官員真的沒有必要去認真刻苦地鑽研具體政務，因爲當官這個活實在太簡單了。不過，市場有市場的力量，社會有社會的邏輯，官府只要不橫徵暴斂，不妄加干涉，經濟就會自然發展，社會也會自然進步。要相信市場和社會“自發”的力量，政府公權力並非時時處處都是不可或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官員的庸碌無爲，有時未嘗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