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8日，一封由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簽發的電報從已經解放但尚未改名的北平發到香港。
電報是打給中共香港工委機關的，內容是通知正在香港處理繁忙工作事務的潘漢年以及夏衍、許滌新三人立即離港趕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給他們的新任務。
潘漢年、夏衍、許滌新都是中共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
潘漢年不但擅長情報、統戰活動，而且也是從事文化和政務的行家裏手;夏衍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新聞工作者;許滌新則專攻經濟，和工商界有密切聯繫。
中央點名將三位專家型的幹部從香港召回，無疑將有更重要的使命要他們去擔負。他們匆匆結束了各自在香港的工作後，立即起程乘輪船經天津趕赴北平。
1、潘漢年其人
潘漢年，1906年出生。1925年參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
從1931年起，他服從革命鬥爭需要，轉入了對敵鬥爭的隱蔽戰線，在民主革命時期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保衛機關——中央特科情報科長、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的副部長、中共華中局情報部長、中共華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等高級職務。
他長期戰鬥在敵人統治森嚴的後方，出生入死，英勇奮鬥，屢建奇功，爲中共領導的革命大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同時還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做出過出色的貢獻。
從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在黨內外乃至國內外，都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人物。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就在解放後，在他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協助陳毅兢兢業業、全心全意爲改造舊上海和建設新上海而努力工作，並且取得了卓越成績之際。
2、中央給潘漢年的新任務
潘漢年一行於5月7日到達北平當天，就趕到弓弦衚衕李克農的住所報到。李克農當時是實際的情報戰線負責人，是潘漢年的主管。
他和潘漢年已經相知相識多年，和夏衍、許滌新也很熟，見到潘漢年等人來報到十分興奮，立即讓人來給他們合拍照片，並感慨地說：
“我們這些人大難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爺所住的北平見面了，應該拍照留念。”
李克農熱情地留他們吃飯。席間他們談笑風生，暢敘闊別之情。
飯後，李克農對他們說：
“中央調你們回來，是要你們參加即將解放的上海市的接管工作。陳毅同志已經來電催促。請你們抓緊時間做好趕赴華東前線的準備。但行前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志要分別會見你們，你們的具體工作也將由中央領導親自交代。具體時間安排，由漢年同志和中辦直接聯繫。”
5月11日晚，首先是周恩來約見潘漢年等三人。
見面時，潘漢年首先向周恩來口頭報告了三年來在香港的工作情況，重點是講了各民主黨派的活動情況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後離港進入解放區的經過等等。
周恩來聽了彙報之後，對他們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然後，就接管上海的工作對他們作了許多具體的指示。
周恩來說：
“上海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圍了，你們的任務就是趕到丹陽，向華東局報到，跟部隊進入上海。黃浦江上還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軍艦。進入上海之後，要作最困難的準備。準備美帝的軍艦開炮，準備水電都被破壞，準備各種可能發生的混亂，你們都要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是，有前敵黨委和華東局的領導，有上海地下黨的羣衆工作配合，困難是能夠克服的。”
最後，周恩來又向他們三人交代了各自的具體工作任務。
他對潘漢年說：
“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
隨後周恩來向許滌新交代的任務是要他協助曾山搞財經接管工作，並負責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向夏衍交待的任務是要他負責文化教育系統的接管工作。
5月12日晚，毛澤東在香山別墅接見潘漢年等三位。
接見時，主要聽取潘漢年關於香港工作情況的彙報。
毛澤東很注意當時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最後，潘漢年等請毛主席對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作指示。
毛澤東說：
“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
據夏衍回憶，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一直面帶笑容，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有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使我有點感到意外的是他把漢年叫做‘小開’”。
足見毛澤東對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最後接見潘漢年等三人的是劉少奇。
他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政法和經濟方面的問題。他向潘漢年詢問了上海青紅幫的一些情況。
潘漢年便將在香港已和杜月笙接觸過的情形以及黃金榮的表態向劉作了彙報，劉聽了以後表示放心。
他要潘漢年轉告陳毅和饒漱石：先不要動幫會上層人物，觀察一個時期後再說。
數日之內，中央三位主要領導人先後會見了潘漢年等三人並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足見對於他們即將赴任的工作的重視程度。
尤其是潘漢年，真有天降大任之感。他要去擔負的新任務是要協助威名遠揚的陳毅將軍去接管和治理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
而上海接管與治理工作的好壞，又在很大程度上檢驗和標誌着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後治理城市乃至治理整個國家的能力。
3、爲何選擇潘漢年?
5月16日潘漢年等一行離開北平前往正駐在江蘇丹陽的華東局和三野司令部報到。
當時交通條件極爲不便，5月23日他們纔到達目的地。匆匆和陳毅、饒漱石等見面之後，5月27日，他們便和接管上海的隊伍一起趕到上海開始履行新職。
潘漢年的身上一下子壓上了一系列的重擔：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祕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此外，還兼着華東局社會部、統戰部和上海市委統戰部的領導職務，本兼各職竟有七、八個之多。
好在潘漢年和他的頂頭上司陳毅的關係一向不錯，陳毅的大將風度和氣魄以及在人際關係上的坦蕩胸襟是衆所周知的。因此他對陳毅十分佩服和尊重，陳毅對潘漢年也很信任很尊重。
他們的合作在當時可以說是最佳的搭檔。陳毅高瞻遠矚，敢做敢爲，大刀闊斧;潘漢年精明幹練，謙虛謹慎，踏實嚴謹。
潘漢年雖然分管許多重要的工作，但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無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上海這樣的國際化的大城市，社會治安的問題尤其特別重要。社會的穩定，政權的鞏固，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這一切都有賴於政法公安工作的保證。
而在解放初期的歷史條件下，政法公安工作的難度又是特別突出的。
誰都知道，國民黨政府在潰敗逃跑之前已做了所謂的應變準備，大批的特務被留下潛伏着，他們一定是要搗亂破壞的。 已經逃往海島的國民黨特工機關還不斷派遣他們的人冒險進入上海來和他們原有潛伏分子裏應外合，從事冒險活動。
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惡霸盜匪之類，當然也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一定會乘機興風作浪，爲非作歹，擾亂社會。
再加上國民黨軍隊潰敗後留下的散兵遊勇乘火打劫。這一切都給上海的政法公安工作制造了巨大的難題。
然而正因爲如此，中央纔將分管此項工作的重任交給了潘漢年，而由他來分管也正是順理成章之事，因爲他在上海從事對敵鬥爭、特別是在隱蔽戰線上和敵人打交道的時間很長，上海方方面面的情況可能也是上層領導幹部中最爲熟悉的一位。
4、潘漢年的“三板斧"
分管解放初期上海的政法公安工作，潘漢年的指導思想很明確，就是嚴格執行中共在解放區實行已久並且行之有效的對敵鬥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包括“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等等。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兩手都抓：
一手抓嚴厲打擊，一手抓政策攻心、分化瓦解，以減少革命前進的阻力，有利於整個社會治安的穩定和進步。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上海解放初期的政法公安機關對各類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破壞分子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幾個戰役的集中打擊;與此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敵對勢力的舉措，諸如大張旗鼓宣傳號召登記自首，真正坦白交代者從寬，檢舉揭發有功者受獎等，如此兩手都抓，雙管齊下，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在較短的時間內，就使充滿混亂與污濁的舊上海的面貌爲之一新，社會秩序迅速得以恢復，人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安定，新生的革命政權得以初步鞏固，使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關於中共不可能治理好上海這個爛攤子的斷言破產。
第一板斧：分化瓦解敵人
潘漢年分管上海解放後的政法公安工作，實際上可以說是他解放前長期從事對敵鬥爭工作的繼續。
只是由於歷史條件已經根本改變，敵我雙方位置發生了轉換，我們已從暗處轉到明處，而敵人則相反，從而使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優勢。潘漢年在解放前的長期對敵鬥爭中，就深知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對敵實行分化瓦解的重要性。
現在中共已經取得了政權，獲得了強大的政治優勢，他自然更懂得利用敵人的矛盾，實行分化瓦解的必要。
在這方面，上海政法公安機關充分利用起義、投誠的各類原敵僞人員在解放初期的肅反對敵鬥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潘漢年的同意和支持下，上海公安機關當時成立了一個以諮詢爲主的“情報委員會”機構，選用了一批重要的起義投誠人員，讓他們提供線索，積極配合，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政府撤退時留下來的一批潛伏特務組織和其他一些分散隱蔽着的反革命分子。
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爲公安部門的偵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已經被批准協助上海肅反工作的胡均鶴，爲了表示立功贖罪，向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僞兩統人員表”，供我公安部門肅反時參考使用。這“兩統”即國民黨的中統和軍統。
類似胡均鶴這樣的一批人員，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肅反工作中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他們不僅協助公安機關清理、登記了一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提供線索協助我公安機關偵破了一些敵特潛伏組織和地下電臺。
例如，在解放前夕起義的原敵特人員歷培明，解放後，由他直接提供的敵特潛伏組織和電臺的線索就有26處之多，爲當時的肅反工作做了積極貢獻。
有的投誠的特務分子，還在公安機關有力領導下，直接參與破獲過一些重大的案件。例如著名的刺殺陳毅一案，就是在一個自首投誠的敵特分子的積極配合下，才被及時破獲的。
第二板斧：逆用臺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系統留下了大批的潛伏電臺，這是誰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很多人想象不到，在這些潛伏的電臺中，有一些早就被我方所掌握，起着一種特殊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逆用臺”。
在這些電臺的工作人員中，有的是中共早就打進去的祕密情報人員，有的是在被我方破獲之後迅速爭取過來爲我所用的。
正是通過這些電臺的往返電訊，使我公安機關能夠及時截取不少情報，並掌握了敵方的許多動向，包括敵人向其潛伏組織所下達的指示，進行聯絡的任務，等等。
不言而喻的是，爲了取得敵方的信任，我有關部門也必須編造一些既有一定價值，又不致造成多少危害的情報資料，不時地向敵方提供。這也可以說是必須付出的一點代價。
潘漢年是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專家。他很重視這些“逆用臺”的作用。
在他擔任上海市領導並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後，就指示原上海的情報系統負責人把過去已經掌握的“逆用臺”繼續很好地掌握起來，以充分發揮其作用。
他在一個短時間內，還曾直接指導過一個由地下黨員祕密控制的“逆用臺”，以瞭解和掌握一些重大的敵情。這些“逆用臺”所獲得的情報資料，對於我公安機關掌握敵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和敵人作鬥爭，確實起到了重要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板斧：情報、統戰戰線工作藝術
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間，潘漢年還處理過一件和昔日情報工作有關的事情，並且顯示出他在這方面的一貫膽識與魄力：
原國民黨軍統重要頭目之一鄧葆光在接收漢奸資產時保存一批價值連城的文史古籍，這批寶貴財富在解放前夕被鄧運到了香港。
爲了使這批寶貴財富歸還到人民手中，潘漢年發揮了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雙重藝術，大膽地通過鄧的女友吳嫣的特殊活動，最終把這批文物古籍連同鄧葆光先生本人一起動員從香港轉到了北京。
他親自出面宴請被人稱爲交際花的吳嫣女士時，許多人很不理解，但當最後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時，人們纔不得不佩服潘漢年的遠見與高明。
潘漢年分管公安政法工作、指導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特別是他親自掌握過個別由中共祕密黨員控制的“逆用臺”，以及處理過一些與情報工作有關的人和事，都可以說是他自1931年以來所從事的情報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種延續。
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中共工作重心的轉移，潘漢年所擔負的領導工作任務也逐漸起了變化。大抵從1952年起，他就更多地把精力轉移到了經濟恢復和建設方面。
特別是在他協助陳毅主持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隨後又擔任了財經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並分管市政建設工作以後，就幾乎完全脫離了公安政法以及與之相關的情報工作。
也就是說，他由此而爲自已長達20年的情報生涯劃上最後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