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10月，一個42歲的法國人，帶着7部相機和大量玻璃乾片(1885年才問世)、歷時11個月後終於抵達了當時的雲南府城--昆明，開始了他對這個城市鉅細無遺的注視。在此後的將近5年時間裏，他閱盡了這裏的山川湖泊、城鎮鄉村、街道建築、寺廟道觀，也包括上至總督巡撫下至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發生在這裏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將目光所及的一切儘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裏。他當時可能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百年後將成爲亞洲最早、最完整地記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概貌的紀實性圖片;在他於1904年面對“變得如此熟悉”的景象無限傷感地說“永別了，雲南府”時，可能也不會料到，在他進入中國生活長達10年之後，中國也將進入他整個的後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懷。
這個法國人就是奧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蘇雅)。
身着龍袍的方蘇雅(1900年)
曾有人懷疑方蘇雅穿的只是一件戲袍，但這確實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現存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展覽)，樣式與中國的很接近。從普通照片的角度來說這不算一個好創意，因爲儘管方蘇雅一向認爲他的鬍子能“增添威嚴”，但在這張照片裏增添的卻是喜劇性，用他的方式來說，也許是“如果在馬戲團裏出現準會獲得瘋狂的喝彩”。
奧古斯特·弗朗索瓦，1857年8月20日出生於法國洛林地區一個呢絨商的殷實家庭。15歲中學畢業時，父母死於肺病和傷寒而成爲孤兒。中學畢業，他參軍入伍。由於所在部隊政變失敗，改學法律。
1880年，被省長比胡收爲義子。同年把他引薦到外交部工作。
1893年，任法國外交部長私人祕書。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在龍州時，他認識了一名姓蘇的中國朋友(蘇元春)，姓蘇的中國朋友按發音給他取了箇中文名字“方蘇雅”。他從此沿用此名，還刻了一方印。
1899年12月15日，方蘇雅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他喜歡攝影、遊歷、考察，曾遊歷貴州的安順、貴陽等地，並涉足險峻難行的茶馬古道，還由昆明經楚雄，從元謀沿金沙江而上，進入大小涼山，穿瀘定橋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處，拍攝了沿途見聞，當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馬馱茶葉、馬幫等照片，寫了大批日記。他遊歷時，準備了12只籮筐來運玻璃底片，還要用油紙粘上牛血來包裝，以防雨淋溼。旅途中，他總是隨身帶着地理工具，如六分儀、圓規、氣壓計、指南針。遇上崎嶇的道路，他認真作文字記錄，並在紙上畫路線圖。他認爲畫圖、繪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礙，且還相得益彰。方蘇雅喜歡中國的街道，認爲那是中國人生活的舞臺，穿着乾淨、打着太陽傘的官員，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骯髒的乞丐等都出現在這裏，有時還在那裏進行審判，在公共場所執行死刑、檢閱軍隊和招摹民兵。這些，方蘇雅都進行了分類拍攝。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國領事府)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衆包圍中脫險。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當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方蘇雅以自衛爲名，攜四十餘馱軍械至昆明，被南關厘金局扣壓。方蘇雅親率數十人以武力威脅將槍彈搶回。昆明民衆義慎填膺，包圍領事府，搗毀了部分天主教堂。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蘇雅和32名法國人在雲貴總督丁振鐸的保護下全數撤離。撤離途中，他的車隊被襲擊，裝在箱子中的日記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蕩然無存。所幸的是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作爲一個殖民外交家，方蘇雅是法國殖民外交政策的積極推行者，他所到之處與中國地方高級官吏交往很深，尤與廣西提督、抗法將領蘇元春交往甚密，結爲兄弟，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麼在昆明教案中方蘇雅輕易得到了清軍的護衛，從家撤離。這從一個局部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徵。
1903年，昆明教案終以允許英法合辦公司開發礦產、向法方賠款白銀十二萬兩告終。
1904年滇越鐵路破土動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鐵路全長850公里，其中在雲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國政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鐵路修建權，以獲大量的礦產資源。”方蘇雅正是帶着這樣的使命來到雲南。滇越鐵路修建期間，大約有6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滿回國後，他與妻子馬爾芒女士到了鄉間，在一座名叫“小中國”的庭院裏隱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沒有兒女，留給夫人的是裝在一個紫檀木箱裏一批他收藏的中國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在他回國後本應上交法國政府，但由於與政府的積怨和對中國的感情，他把這些絕版照片隱藏了下來，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個世紀。1985年，年事已高的馬爾芒女士將這些遺物分成四類，分別贈送給四個國家博物館。但是遵照丈夫的遺囑，她沒有把已製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鐘的紀錄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製作出的照片開始了在歐洲的巡迴展出，並引起轟動。根據部分照片、書信整理的畫冊《領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曉俊、羅慶昌得知此事。兩人還傾其所有，幾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將其帶回祖國。
“龜城”百年老地圖
One-century-old map of tortoise- shaped Kunming city
這是方蘇雅於1900年手繪的雲南府城郭略圖(不包括中慶城和拓東城)。雖不很精確，但把握住了整體形狀(靈龜)和內部構成，用阿拉伯數字詳細標註了主要建築和方位物，並留下地名和照片。其考察之細緻令人驚歎。
盤龍江畔的昆明城牆(1899年)
The city wall on the bank of the Panlong River
遠處的金馬山影表明這是昆明小東門一帶的城牆，這裏地勢較低且緊依盤龍江--歷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條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據老昆明回憶，它漲水時“坐在城牆上就能洗腳”。於是治理它就成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要課目。受它的影響，古昆明城池的形狀建得並不方正。
昆明北城門(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於明代，城上之樓叫望京樓，京就是指帝都北京。從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樓(包括內城門)雖然朝北，城郭的門卻朝東，代表的是龜掉(擺)尾之形。此外，當時的北門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墳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輿家的設計不僅將城牆造得格外堅實以抵擋鬼氣，還在城樓上塑有道教神像驅兇避邪。
百年前熙攘的一條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圖中的白塔(現已毀)位於雲南府城東2裏處，是當時拓東路上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圖右的建築是古真武祠，爲舊“漢營”，相傳是諸葛孔明南征時屯軍之所，唐代建拓東城，因此祠內有諸葛亮石刻像。從照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主要街道的路況和兩旁的集市貿易情景，是極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風情圖。方蘇雅選擇塔洞內有人、路中有牛車的時機拍照，是爲了留下尺寸上的參照。這也是他慣常的做法之一。
汪洋中的一條街(1903年，昆明)
A street in an ocean of water
圖中被盤龍江所患的街道即報國寺街。盤龍江地勢低平，縱貫南北，是穿越昆明市內的最大河流，歷史上就多次因河道壅淤，汛期潰堤成災，造成大小東門外的田畝和繡衣街、報國寺街一片汪洋。尤以清同治辛未年(公元1871年)大水最爲嚴重，城內城外毀屋上千棟，據說水一直漫到報國寺大殿上三世佛的蓮座，有八、九尺深。水患原因當然是排洪道不暢，但民間傳說金牛寺的金牛事前叫幾聲，水就漲幾尺。現金牛街的金牛寺已不存，但金牛還在，只是不再鳴叫。
悠悠滇池出水口(1900年，昆明)
Exit of the Dianchi Lake
圖中有兩座橋，雖然留存至今，但橋名均已不可考。圖左的九孔橋現被稱爲老橋，圖右之橋則被稱爲新橋，兩橋之間爲中灘。匯入滇池的大小河流有20多條，泄水口卻僅此一處。滇池水從龍王廟流經此處(即海口)後向西北折入螳螂川，經富民、祿勸，匯入金沙江。如今海口雖在，照片中的景象卻已是滄海桑田。
桅滿篆塘(1900年，昆明)
Masts in the Zhuantang lake
清代昆明的兩條主要糧草道, 拓東古道和大觀河道。由於當時昆明城內的橋樑拱高普遍較低，圖中運糧船上高高的桅杆在過橋時都必須放下，十分不便。因此吳三桂在滇時於小西門外挖修了這個“篆塘”，並在塘上蓋了糧倉，運到此地的糧食即可迅速入倉，而這一帶也因此被命名爲“倉儲裏”。當時大小篷船、雙單綵船和小拔船等各種船隻雲集於此，成爲昆明最繁忙的水運碼頭。如圖這樣的景象一直持續到本世紀20年代前後，據統計，當時全部木船有700多隻，仍以帆船數最多，佔總數70%-80%。其中漁船多散在於河濱農村，遊船則集中於篆塘。
洗馬河中的馱馬(1900年，昆明)
馬背上的貨物可能是木炭或慄炭。方蘇雅拍照多以人爲主體，極少拍攝單純的風景。在這張照片中，馬伕的缺席雖然奇怪，但令畫面更爲純淨、優美。 洗馬河是翠湖通往滇池的第一段河道(今翠湖西路)。明初雲南鎮守國公沐英據漢代周亞夫屯軍細柳營，治軍嚴明的故事，在翠湖西岸建立“柳營”，他生平愛馬，在營中飼養駿馬良駒近千匹。每當天氣晴和，士兵或在河邊洗馬，或在柳下放牧，加之河畔有一以槳染小布、紗帕出名的染布巷，巷內居民常到河邊浣紗。人歡馬嘶，自是一番熱鬧景象。
人馬濟濟金汁河(1900年，昆明)
People and horses on the banks of the Jinzhi River
圖中的金汁河埂道位於城外東郊蘇家村，從圖中看來，當時應是一熱鬧集市，人流、轎車、馬匹和房屋均很密集，河埂很高。滇池水網縱橫昆明，金汁河是一條主要的灌溉河，同時也與銀汁河、盤龍江共同承擔昆明市區的排水功能，至今仍是昆明市內主要河流，污染嚴重。
沃野中的河渠(1899年，昆明郊外)
River in the fertile land
圖爲一馬幫正行進在昆明郊外滇池附近的一座石拱橋上，四周是肥饒的良田。石拱橋下爲主水道，圖右下側則是一灌溉水渠。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加上歷代統治者的治理，使整個昆明壩子的灌溉、防洪體系日益發達，不愧爲魚米之鄉。
行進在大觀河上(1900年，昆明)
Sailing in the Daguan River
近景中的一個網兜表明這是艘漁船，它在通過遠處的小橋後剛把桅杆和風帆升起，方蘇雅就在船上攝下這張照片。就經濟意義而言，篆塘河(後改大觀河)一度是整個滇中水運的大動脈。自元代開鑿後，一直是昆明西南方各縣和省城之間的重要交通線，以供運省會糧食爲主要任務，因而在明代就被稱爲運糧河。吳三桂時期爲廣集糧草，從大觀樓的近華浦開挖一條人工河，以便將滇池沿岸的晉寧、昆陽、呈貢等地糧草由之運到昆明，從此皆稱爲大觀河。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軍入滇征討吳世璠叛亂，包圍昆明。最初忽略滇池沿岸的大米依然經此水道進入城中，吳世璠得以支撐半年。後來被隨軍入滇的布政使王繼文查知，封鎖了滇池。吳世璠糧食來源斷絕，很快土崩瓦解。大觀河此後一直是昆明水運中的主河，至方蘇雅時代水運中的唯一運輸工具就是圖中這樣的木船。直到1913年，纔有第一艘輪船下水試航。此後船越來越大而魚越來越小，終至絕跡。如今的大觀河已徹底淪爲昆明的排污溝，未經處理的工業和生活污水成爲它的主要組成部分，治理已殊爲不易。
消逝的昆明古城
這是關於拓東城和拓東路最早，也是僅存的一張全景照片。從圖中可看出，路北的建築密集成羣，路南則相對凋零，原因是當時滇池水時常肆虐路南。此張照片系方蘇雅從橫跨路中的狀元樓上所拍，當時的街道建築和人流情況因之而一覽無餘。百年滄桑，現僅存真慶觀的殘巖斷壁和街名白塔路、拓東路。高樓聳立中的真慶觀你還能留多久?
小鎮民居(1900年 昆明附近)
Civilians residence in a small town
這是在昆明周圍至今仍常見到的街景，家畜、房屋、磚瓦、年畫和對聯，尤其是圖左的雞籠都令老昆明人熟悉的。現今消失的除了行人頭上的辮子往往就是鬱鬱蔥蔥的樹木了。
消逝的草海
這種以自然爲主題、不見人影的照片在方蘇雅的拍攝生涯中本來就極爲少見，更由於圖中的草海業已消逝而尤顯珍貴，似專爲警示後人而拍。如今照片上可見的除西山恆在以外，較明顯的存留物只有搖搖欲墜的海埂龍王廟(西山左下角白屋)，現因修建通往龍門的纜車起點站所破壞。
在迷宮般的青石板街巷
老昆明典型的青石板巷，在今蓖子坡一帶仍有可見。這種石板路中間的石塊較大也較整齊，乃是“官道”;而兩旁則以碎石鋪地且較中間爲低，一來突出尊卑有序，再者也是排水的需要。
新建的金馬碧雞坊
這是方蘇雅照片中極不自然的一張：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鏡頭，帶着驚奇和茫然的神色——因爲他們大都是被方蘇雅的衛隊用竹杆驅趕過來的，卻不知道這個爬在樓梯上的洋人究竟意欲何爲。以此照片作對比，我們不敢確信新建的金馬碧雞坊還在原址上嗎?
至今尤存的東西寺塔(1900年 昆明)
East and West Temple Pagodas which still exist
“城南雙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初史謹在詩句中描寫的這種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見到，只是東寺塔(圖右)已不是史謹看見的那座南詔舊物，位置也更偏東，出了東寺街。
個性強烈的500羅漢(1900年，昆明)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
方蘇雅拍攝這張照片時，羅漢羣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飾簇新，色澤鮮亮，衣紋優美。對照今天我們看到的500羅漢，可以發現一些羅漢已經移位變形。比較明顯的是向九天攬月的羅漢，原來的手比身長數倍，後來不知爲何變短了。
省垣第一名勝——圓通寺(1898年 昆明)
Yuantong Temple, the frist historical site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圓通勝境坊前的貧民：
Poor people in front of Yuantongshengjing arch
照片上的“圓通勝境”四字相傳爲明末黔國公沐天波所書，但並無具體史料佐證。方蘇雅攝影，很少單照景物，而這張照片中那對相互抱緊的父子與高大牌坊之間的對比，不但令畫面生動，也給整副照片賦予了更爲豐富的歷史與人文內涵。
令人詫異的護法巨龍
Surprising dragons protecting the law
照片中的兩根10米高的盤龍巨柱位於圓通寺大雄寶殿的正廳，這種代表皇帝的符號出現在寺廟中實屬罕見，對之的解釋也說法不一。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這一現象應該與由於“靖難之變”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有關。相傳建文帝到昆明後即在武定獅山正續寺出家爲僧，法名應文，不久升任該寺住持。但爲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蹤，應文大師甘作一名遊僧，行跡不定。圓通寺歷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區最大古剎，應文曾在這裏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則以一外省寺廟而建如此巨大的兩條巨龍，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海源寺百年遺影(1900年 昆明)
A photo of Haiyuan Temple taken a century ago
青山古寺，靜謐安詳，這是百年前海源寺給人的印象。據說從前殿內還有玉蘭花一大株，根粗將近一人合抱，開花時滿樹皆白，香盈殿庭;寺前還有戲臺，每年正月十五的廟會都有數千人前往遊樂。如今這一切都已盛況不在：照片中背後的青山已成爲採石場，寺內一切均破敗不堪。
劫波歷盡存金殿(1901年 昆明)
Bronze Hall built after a catastrophe
全國最大的銅殿
Bronze Hall, the biggest in China
照片中馳名海內外的昆明金殿因其堅固而熬過了戰火、地震乃至“文革”，留存至今。它比北京頤和園萬壽山的金殿保存完整，比湖北武當山金殿規模大，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純銅鑄殿。
鎮殿之寶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難想象照片中的兩個男子能使用他們手中的武器，他們的衣着表明他們都是方蘇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沒有人能佩帶左邊的七星寶劍，但傳說右邊的大關刀是吳三桂用過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吳三桂62歲時起兵反清，誓師後“上馬馳騁于軍較場者三匝，就馬上舉戈而揮者三”，舉起揮舞的，或許就是這把大刀。
總督、巡撫的排場(1902—1903年 昆明)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這是在昆明東南郊菊花村舉行的迎接雲貴總督進城儀式。籠 罩在圖片上方的這把洋布傘在當時的昆明已經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時一般男子出門，天晴戴一頂細篾帽，天雨則戴一油篾帽，撐油紙傘的已是極爲講究之人。當然，真正有排場還是圖中坐在馬上的雲貴總督和雲南巡撫，他們都是一品，從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蘇雅以法國駐雲南府領事身份獲得的官品是從二品，按規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時不得正面擡頭觀望，因而方蘇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給尊貴的雲貴總督留下一個背影。
赤腳儀仗隊(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離法國領事館很近的樺子坡街道上，巡撫的官隊正在通過 。雖然於迴避牌中穿行的儀仗隊給人以邏輯混亂之感，(它將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這卻都是清廷高官威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照片中尖銳斜插的彩旗杆與沉悶 的背影也使畫面充滿衝突，不過右下角的那個男孩超脫於事件之外，他們通常都是臨時叫來 充當儀仗的街童。只有他與相機鏡頭產生了對話;因爲他與攝影者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
東方美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圖中男子系當時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臉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寬大，不論在中國人還是方蘇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國俊男標本，所以留下這張模特式的胸像。但從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這名男子雖然氣質儒雅，神態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氣與力度，與方蘇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員並無本質差別。
傾城美婦人(1899年，昆明)
圖中女子是時任雲南府厘金局(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海關)局長的太太，爲當時昆明城內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擁有的一切也無不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美學：圓滿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蓮意味着“婦道”，加上寬大繁複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脫離勞動;在服飾上她鈿、環、戒齊全，金玉交輝，胸前掛着懷鏡(抑或是香包、懷錶?)，鐲子更是成雙成對地在手上堆積;左手執一帕大概是女紅作品，右手執一扇與背後詩聯則是風雅所需;磁器茶杯與水煙杆爲當時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徵，旁邊一疊經書(《素女經》之類)也是每個淑女之必備。這一切與她身後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不過這種關於限制與矯飾的精巧美學註定將因人非草木而從後代婦女身上消逝。
她爲何緊皺雙眉(1896年)
Why does she knit her brows
從衣着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着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產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箇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着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凌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着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麼主宰着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沉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祕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八卦圖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The whole family in front of the Eight Diagrams
照片中出現了五把樣式各異的扇子，一看之下彷彿是當代扇廠的仿古廣告;而與茶几背後八卦圖陰陽相對應的兩組人員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對拍照持嚴謹態度的方蘇雅當時顯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體被削去一半，而左邊卻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間。一切似乎說明這並不是一次興之所至的拍攝，儘管這個殷實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對此嚴陣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當時昆明城內道觀雖多，信道的人卻遠遠少於信佛的;圖中左邊三人應該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邊兩人則應該是正房所生之子。
“奉旨修發”匠(1900年，昆明)
'Shaving the head under the imperial decree'?
中國傳統認爲，骨肉膚髮，受之於父母，因而不得故意傷 害。由於嚴格實施確實有困難，有時只得變通。比如可以“修發”，但不能“剪髮”，區別在於用刀不用剪，而且還要打着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發”。從照片來看，這個“美髮師”的行頭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當中最因陋就簡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門旁一塊遮陽避雨的空地作營業場所，其標誌性的東西則是紅銅臉盆和掛在鐵鏈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兩根登子也是當時修發者必備：矮登供人坐，高凳則用於顧客扶撲身體時所用。按說這種沒有鋪面 的修發匠還應在擔頭上插一面“奉旨修發”的小紅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廢除。
“沒有金鋼鑽，不攬磁器活”(1899年，昆明)
Mending a bowl
這張照片方蘇雅共照了兩次，而且在構圖上只有微小的變化——把碗從最前面移到了現在的位置，目的應該是擴大人物在圖中所佔比例。這種重複拍攝爲方蘇雅的照片中所僅見，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畫面構成的嚴格要求，即在紀實的基礎上追求美感。他的地位與身份在當時情況下也幫助了他實施這一理想化追求。今天的年輕人可能難以理解補碗這一職業，但在磁器並不普及的當時這是常見的。所謂“金鋼鑽”其實是用堅硬的高碳鋼製成，用它在磁器上鑽坑(不是穿孔)後用小銅釘鉚住，不影響磁面。
背慄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慄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舊時很多地方都有專賣店。圖中這兄弟倆即以送碳、燒碳爲業。他們是方蘇雅照片中最健壯的中國人之一，這可以從他們富有雕塑感的體型以及背上高壘的慄碳上看出。方蘇雅比較感興趣的可能是他們揹筐下的支撐柱，今天的我們則更爲照片所呈現出的純樸之美及力量感而動容。
鞭豬的人(1900年，昆明)
'Whipping the pig'
往昔昆明人婚嫁，將過妝日稱作'鞭豬',甚是奇特。原因是這一天男家必須趕一對活豬活羊到女家，而豬總是怠於行動，所以只得用鞭棍驅趕。照片中的男子獨自在廢石上“鞭豬”，很難說他在爲迎妝日做練習，而且如此瘦小的豬也是要遭譏誚的;倘若既不圈養也不放養而是如此“牽養”豬，也很奇怪。方蘇雅拍照一般事出有因，非常理智。爲何拍攝這張照片，卻不得而知。
全副武裝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這個更夫在同行中堪稱衣着華麗、裝備齊全，而且工作範圍也小——僅限於法國駐昆明領事署內。他的工作用具除裝蠟燭的燈籠，中空的木魚以及木幫子以外，還有一把作爲武器的小刀，理論上用於對付盜賊。方蘇雅戲稱他爲夜間吵醒人的人，實際上則是代表法國人與中國生活方式接軌的一種象徵性嘗試。
揉茶者(1896年，紅河)
Making tea in a traditional way
這種傳統的工藝方式今天已少有保留。圖中的磨式工具是用木製或 篾制的，當時用於碾谷糖或揉茶。這種純天然方式加工出的茶末與鋼鐵機器的產品有多大差別，完全取決於人們的生活哲學和宣傳程度。圖中的操作者沒有這些考慮，他完全協調地投身於簡單的勞動之中。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茶葉曾作爲東方高度文明的產物流入西方，最後一個法國人最先用相機拍下了它的製作過程。
三人轎伕(1896年，紅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從照片中看不出中間轎伕起什麼作用，也許他只是個替補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兩人的負擔。無論如何這是個辛苦的職業，而轎中的人往往也並不舒服：如果爬坡，兩腳就會懸空，身軀後仰不敢動彈;下坡時則要用力用膝蓋和手撐着轎子的隔牆，以免從門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婦女都要緊閉門窗，不能沿途觀賞。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折磨，而方蘇雅則認爲這“像是爲適應在洶涌波濤中航行而做的健身運動。”
手持梭標的小哨兵(1899年，昆明附近)
A little sentry with a spear
據說昆明城在咸豐前的嘉、道兩個朝代，城裏城外人口將近30萬，足以稱一時之盛。但泰極則否，至咸豐六年後，回民起義及“太平天國”起義兵火連年，加上一次大地震和一次大水災，昆明城頓時蕭條。方蘇雅時代仍能看到一些爭鬥戒備的痕跡，如圖中這個“還沒有槍高”的小哨兵，以及他們旁邊的界碑和背後牆上已經殘破經年的“風調雨順”四字。方蘇雅從他的殖民立場認爲，先是起義，後是鎮壓，都給這片土地帶來可怕的破壞，只是因爲居民們的努力和韌性，生命才得以延續。
洗馬河畔漿洗人(1903年，昆明)
Washers on the bank of the Xima River
昆明風俗從來敦厚純樸，在穿着上有句俗語叫“漿青洗白”，意思是說身上雖是布衣布褲，總要洗得乾乾淨淨，白的要洗得一白如雪，青藍紅綠的要照着色道來漿上些顏料，不求奢華，但要乾淨清爽。圖中這些人漿洗的地點就在洪化府外。洪化府大門正對着今天的洪化橋街口，當時洪化橋還在街上，爲一拱橋，橋洞內在春冬季節都沒有水。但每到初夏，翠湖之水源源漫出，形成河流，也就是照片中的這條洗馬河。由於當時這一帶洗染行業發達，至今仍有“染布巷”名字留存。照片清晰地反映出當時的漿洗情景：成疊的衣物，正在踩衣的人，以及水桶和染缸。當時染布用的都是植物染料，加上右邊那個正被把尿的小孩，都不足以給這條流經市區的河流帶來多大的環境污染。它在流進大觀河後一頭扎進浩渺的滇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