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駐日美軍曾經默許日本設置“軍妓院”(類似慰安所)、強徵婦女作爲“軍妓”(類似慰安婦)供駐日美軍發泄性慾。1945年8月18日，日本代表在菲律賓商談投降條件之後，日本政府下令茨城縣警察配合設立軍妓院，作爲駐日美軍的“娛樂”。軍妓，指跟隨軍隊提供服務的女性性工作者。廣義的軍妓包括自願和非自願(性奴隸)的情況，但有時候特指自願隨軍的情況。例如，當今對二戰時期被日軍強迫賣淫的外國婦女多稱爲慰安婦，而將自願報名的日本婦女稱爲“軍妓”。
慰安婦制度的產生，與日本傳統文化及其國民思想觀念關係極深。“一·二八事變”後，日本政府招募了一批本土女性充當慰安婦，送往上海。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軍進駐日本。日本內閣決議，參照日本在戰爭中建立的慰安婦制度，爲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以此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
在大規模戰爭中，除殺人外，還常伴隨有強姦等性暴行。在歐洲戰場上，德國及其附庸國軍隊，在戰爭中也曾大肆強姦和虐殺過婦女。但因擔心“對‘劣等民族’的婦女大規模的強姦與性暴行會混亂‘日爾曼民族的血統’，從而降低‘種族優越性’”，納粹軍隊限制其官兵胡亂地與其他民族的婦女發生性關係，命令不許強姦。
日軍中的日籍慰安婦
雖然德軍未能完全執行這一禁令，但其性暴行往往發生在集中營內，規模相對要小些。與之相比，像日本這樣，由政府大規模組織、拐騙、強迫本國及他國婦女，爲其軍隊提供性服務並將之殘忍虐殺的國家，十分少見。
歷史上，爲了解決士兵的生理需要，一些國家曾設立軍妓制度。但這與日軍爲了滿足其士兵‘強大的性需要’而建立成體系的慰安婦制度並不一樣。日本是迄今爲止惟一爲了滿足軍隊性需要而建立慰安婦制度的國家。就連其法西斯盟國德國和意大利，也沒有這種制度。
慰安婦制度的產生，與日本傳統文化及其國民思想觀念關係極深。在侵華戰爭早期，日本就從其本土就徵集了不少日本女子充當慰安婦。在這些日籍慰安婦中，有響應國家政策的應招妓女;有家境貧困，迫於生計被父母販賣的女孩;也有在軍國主義宣傳下，爲了“愛國理想”自願成爲慰安婦的單純無知少女。
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軍進駐日本。當時日本社會擔憂其本國婦女將遭凌辱。日本內閣緊急決議，參照日本在戰爭中建立的慰安婦制度，爲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希望以此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
日本慰安婦制度從何而來
就現有研究來看，日本慰安婦制度的確立，一般可追溯至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變”。事變發生後不久，一部分駐滬日本軍事人員就建立了海軍ianjo(即慰安所)，爲其成員提供娛樂設施，慰安所從那時起便開始持續運作。
後來隨着大批侵華日軍抵達上海，日本上海派遣軍參謀副長岡村寧次和高級參謀岡部直三郎呈請司令官白川義則批准，日本陸軍在上海設置慰安所，並在長崎縣徵募慰安婦。同年4月，第一批慰安婦抵達上海。
然而，日本慰安婦制度的形成，其實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探究慰安婦制度的來源，就不得不提及日本近代公娼制度以及日本人的性觀念等問題。
其實，早在明治維新時，標榜文明開化的明治政府就曾公佈過解放藝妓娼妓令，要求廢除傳統遊廓制度。作爲其配套措施，明治政府又公佈了“貸座敷(掛牌營業所的名稱) 渡世規則”和“娼妓渡世規則”，將一些出於本人自願的娼妓集中在“貸座敷”之中，並由此建立了一套接受健康檢查、領取營業執照、交納稅金的完整制度。這些制度奠定了近代意義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
日軍中的日籍慰安婦
這種公娼制度，其實是國家權力對公娼賣淫的公認和許可。妓女需要向警察提出從業申請，領取營業執照，並上交納稅金。妓院經營者則通過“預支金”的方式，對這些妓女進行人身約束。所謂“預支金”，是公娼和藝妓在進入青樓時，由妓院經營者向其家人預付的一筆錢，但這些錢需要她們日後通過賣淫的方式來分期償還。
宣揚文明開化的日本，實則縱容着近代公娼制度所掩蓋的人身買賣關係。後來，在大規模戰爭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氾濫及強化軍隊管理等“內在”需要，成了軍隊與公娼制度“聯姻”的巨大推力，也爲日後慰安婦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可以說，日本國內的公娼制度是慰安婦制度產生的重要前提。
此外，日本人的性觀念相對而言可謂“放縱”。一位曾親身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軍人郭歧曾談到說:“我真不瞭解日本人爲什麼都是色情狂!他們見了女人，就像公馬、公驢見了異性一樣，挺然，撓然，躍躍欲試，不管老幼好醜，羣來發泄獸慾。”
長期以來，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都處在主導地位。特別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不斷擴張，男性，尤其是軍人，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了更高的特權地位。“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嫖娼、豢養情人，成爲日本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視爲權力和榮耀的一種象徵。
如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風流韻事不斷，可謂公認的“色男”。“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爲枕而眠”是他的樂趣所在，他交往的大部分女性皆是藝妓。又如曾竭力推行侵華政策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最後也是死在妓女懷裏。
在日本軍人之中，甚至還流傳着一些關於性行爲的迷信說法。日本老兵水野靖夫曾說:“上級號召士兵們首先要去‘養精蓄銳'。沒有接觸過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謂的‘養精蓄銳'，就是要去體驗女人。”韓國研究慰安婦問題的的尹貞玉也指出:“日本軍人認爲，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會交好運，不會受傷。”
日本女子爲何要去做慰安婦
在日本傳統的“家”觀念中，兒女是家長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因此，很多窮人會選擇賣掉自己的孩子以維持生計。在歷史上，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十分盛行。由於交不起年貢，一些日本家庭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同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類似，日本販賣子女的主要對象也是女兒。很多女孩被賣掉後便會淪爲娼妓，其家庭生計基本就依靠這些淪爲妓女的女孩維持。但是，這些被賣掉的女孩，不僅不會被人看不起，甚至還會受到讚揚。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曾以“孝心奇特”爲由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據《日本女性史·近世》記載，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被賣掉的女孩並不會因此心生怨恨，因爲，她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爲了家的利益，爲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
戰時日本，失業率頗高，且有“男性優先就業”的做法，大量男子參戰，失去依靠的女性很多處於被餓死的邊緣。爲了生存，這些家庭的女兒常被賣爲妓女。在被稱爲慰安婦招募中心的長崎，有許多家庭貧困的karayuki-san(在海外妓院工作的日本娼妓)，此前就已經被她們的父母賣作妓女並送往亞太各地。
日軍中的日籍慰安婦
日本政府對貧窮欠債的農村家庭做出允諾，只要把女孩的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但是，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
天羽美智子是一名曾公開講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充當“慰安婦”經歷的日本女性。1938年，17歲的天羽被嗜賭的父親賣到橫濱一家妓院抵債。後來，她又被轉賣到臺灣，充當日軍“慰安婦”。
1984年，天羽美智子曾寫信給一位開設避難所的牧師武津文夫(音譯)，信中提到：“部隊到哪裏，哪裏就有‘慰安所’……他們排長隊……我們感到死亡般的痛苦。好多次我都想殺了他們，我幾乎要瘋了……如果你死了，屍體就被拋棄在叢林中。我親眼目睹了這些，這是女性的地獄。”
在國內召募妓女充當隨軍慰安婦，是戰爭初期日軍的既定政策。那時候，妓女是早期慰安婦的主要來源之一。起初，日本軍方直接或委派代理人，以金錢爲誘餌招募慰安婦。應招者大多是妓女、陪酒女等，她們希望能借此掙大錢。
軍隊也會給應招的妓女每人一筆預支金。此外，伙食是由軍隊免費供給，也不需要什麼其他費用。第一批隨軍慰安婦們，最遲幾個月就能還清借支，變成自由之身。可是，她們當中的許多人，並不想停止這種營生。
在當時的日本，到處都是揮舞着太陽旗，飄蕩着“勝利歸來，勇敢戰鬥”的歌聲，以及婦女歡送士兵出征的畫面。軍國主義政府的宣傳和洗腦結果很成功，這種觀念甚至深入到娼妓心中。一些應募的慰安婦表示，像自己這樣的身子，在賺錢的同時還能爲士兵們做事、爲國家盡力，何樂而不爲呢?
日本慰安婦在華領取工資報酬的單據。
但在早期，這種募集還屬軍事機密。所以，應招的女人往往是悄悄聚攏而來。根據當時規定，陸軍可以運輸士兵、軍馬、軍犬、軍鴿等，卻並沒有婦女這一項，因爲這是“軍規”，不能破壞。最後，這些女人被當成物資運輸，既非武器、又非彈藥，更不是糧秣的物資。這些日籍慰安婦起初主要爲日本軍官服務，後來由於部隊需求，也增加了爲士兵服務的項目。
當時，日本是男權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歷史悠久。日本男人爲了主人可以犧牲自己，士兵爲了天皇可以義無反顧地剖腹自盡，日本女人則可以爲了男人奉獻身體。男人爲了國家犧牲，女人爲了戰士獻身，似乎都十分正常的事情。
如今，人們可能很難相信，竟然有女人會“自覺、自願去做慰安婦”。但在軍國主義戰時機制的鼓吹下，日本國內確實有很多婦女出於自願，參與並組建了慰安婦團。一些被所謂“愛國主義”麻痹了頭腦的女人，爲了“國家、“理想”奔向了戰場。
被譽爲“軍國之妻”的中村英子和她的女兒就是其中一例。中村英子的丈夫中村岡次原本是第11軍106師團的中佐，於華北戰場陣亡。爲給丈夫報仇，中村英子主動向軍部要求，母女一起，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獻身聖戰”。
日軍中的日籍慰安婦
因爲是“軍國之妻”，中村英子受到優待，爲軍官服務。最初，她還興奮地呼叫:“爲了天皇陛下，來吧。”後來,她連睜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了。當她的女兒被折騰得幾番昏死醒過來之後，質問道：“什麼‘軍國之妻’、‘軍國之母’,天皇會讓他的女兒、母親、妻子、姐妹們也來這樣慰安嗎?”
1933年，“皇漢醫學中山研究所長”中山忠直曾這樣寫道：娘子軍決不是在賣淫——她們在戰鬥的緊急關頭，穿越炮火捨命爲戰士們奉獻兵糧，對負傷的士兵而言，就是如妻子一般的護士。這哪兒是賣淫啊?我不得不盡情高喊，你們與兵士纏綿的性放縱，你們前來軍隊，是真正的義勇娘子軍，是真正的性慾奉公。下一次戰爭，一定要募集娘子軍——一定要動員不良少女送往戰場。一邊教育她們對國家的愛，一邊讓她們的性慾轉換爲對國家的愛。
除前述兩種情形外，在日籍慰安婦中，也一部分女性是因犯了所謂“過失罪”，而被懲罰去充當慰安婦。一位名叫武滕絹代的女子，因爲沒有能完成監視中國情報人員的任務，而被送上軍需船;另一位名叫池田幸子的護士，則是因爲在醫院反抗一名傷愈日軍軍官的強姦行爲，而被認爲不適合做護士工作，被迫轉行當了慰安婦。
日本向被侵略地強徵慰安婦
後來，隨着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日本軍隊對慰安婦的需求日趨強烈，原有慰安婦數量已跟不上需求。日軍開始將眼光投射到朝鮮，中國，東南亞等被侵略、殖民的國家。從軍事基地的鄰近地區掠奪慰安婦的行爲開始大行其道。
據文獻記載，僅在日本本國及朝鮮，就有將近20萬名女性淪爲慰安婦。在這20萬名女性之中，日本籍約佔20%，朝鮮籍約佔80%。
1933年，國際聯盟曾進一步補充制定《關於禁止買賣成年婦女賣淫的國際條約》。根據該條約，日本軍隊在國內徵募女性赴海外慰安，至少在法律層面上，開始面臨一個壁壘。未滿21歲的賣淫女性，將難以納入徵募名單。此外，隨着國際社會強烈反對進行婦女人身買賣，日本當局的壓力也面臨一定的輿論壓力。
因此，日本政府將注意力轉移到被侵略地和殖民地。日軍軍需大臣手令中曾明確寫道:“慰安婦屬軍佑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從長遠運輸費用和開銷考慮建議，今後可迅速在統治區和佔領區祕密徵招慰安婦。”
日軍中的日籍慰安婦
起初，大部分朝鮮慰安婦是因聽信了“招收部隊服裝廠、軍需廠、護士”等謊話而被徵召來的。被徵召的女青年，原本大多隻是懷着外出掙錢工作的想法。到後來，朝鮮總督府所接到的軍方任務就變成名副其實的直接抓人。
此外，還有中國女子被迫充當慰安婦。在中朝日三國慰安婦中，中國籍慰安婦等級最低，遭遇也最慘。日軍認爲：“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會撫慰那些因戰敗而產生沮喪情緒的士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慰安婦的身上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據戰後日軍戰俘交代，日軍官兵蔑稱“慰安婦”爲“P”，即英文單詞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個字母。其中，日本“P”，供日軍將校級軍官使用，平均比例爲1∶10;朝鮮“P”，供日軍下級軍官使用，平均比例爲1∶40;中國“P”，供最低層官兵使用，平均比例爲1∶80。
日籍慰安婦的最後歸宿
在慰安婦的慰安生涯之中，很多人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過。大部分人都患上了嚴重的性病，很多人因被“使用過度”而成了廢人，或丟了性命。
戰爭結束之際，日軍節節敗退，倖存下來的慰安婦們白天充當護士、彈藥運輸隊、戰士，晚上還要繼續慰安歸來的士兵。更有一部分日籍慰安婦，拿着分發的武器，直接隨同殘餘的士兵上戰場殺敵。隨着戰況越加惡化，一部分慰安婦被要求集體自殺。
在日本，士兵死後，可以被授予榮譽，得到撫卹金;但是慰安婦死後，卻什麼都沒有，甚至還要被歧視和唾棄。日籍慰安婦被遣送回國後，受到了同胞和政府的歧視。
至於那些客死異鄉的日籍慰安婦，就更沒有人想起她們。在日本靖國神社內，供奉着約57000餘名日本女性，其中並不包括日本慰安婦。
戰後，日本政府一度對這些曾經“性慾奉公”的日籍慰安婦置若罔聞，不予理睬。然而，在美軍佔領日本後，日本重興慰安所，再次招募慰安婦，將她們當作討好美軍的禮物，部分日本女人也再次淪爲慰安婦。
1938年——1939年華東地區慰安婦數目統計
1945年，美軍進駐日本。當時日本社會極其擔憂本國婦女將遭到暴行凌辱。針對這種恐慌心理，日本內閣緊急討論對策。結論是：參照日本在戰爭中建立的慰安婦制度，也爲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以此來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
在當時，建立這種設施，預算要花費五千萬日元。對戰敗的日本來說，這算是一筆巨大的開支。但是，時任大藏省財稅局長池田勇人，很快就批准了這筆錢。他認爲，“用這筆錢換取日本女性的貞節和血統的延續，可說是十分划算了。”
日本人平岡敬一曾採訪過一個在小町園慰安所慰安過美軍的女子“瑪麗”。她說：“沒日沒夜，美國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隊等着，女人們在屋子裏形同監禁，根本沒有拒絕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小町園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數能夠做到三個月，隨後就補充來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犧牲者不斷地出現。”
一般而言，美國兵享受性服務的價錢，差不多是每人100日元，這相當於當時日本人平均月工資的兩倍之多。根據合同，慰安婦只能得到其中很少一部分，其餘大部分都落入右翼財閥腰包。國粹同盟的重要幹部岡田太三郎、原赤誠會重要幹部菱谷敏夫等人，都藉此機會大發橫財。
塵埃落定後，那些曾經淪爲慰安婦的女子，大多隱姓埋名了卻餘生。日本方面銷燬了大量檔案,慰安婦問題由此也更加難以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