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日戰爭 爆發。中國軍隊“八百壯士’,與日本侵 略軍在市區陣地上最後一次鷹戰。謝 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壯士’,堅守蘇州河四行倉庫,女童子軍楊惠敏代表各界, 泅渡過蘇州河向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獻旗致敬。這充分體現了中華兒女的英雄氣慨和民衆的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昂揚之氣。
楊惠敏早年曾於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暨中山大學體育系求學，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開戰，楊惠敏加入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同年8月13日爆發八一三鬆滬戰役，日軍全面大舉進攻上海，日冠原想以襲擊的方式迅速佔領上海地區，達成“三月亡華”的目標，卻出乎意料地與國民革命軍爆發陣地戰而成爲長期纏鬥。
10月26日爆發四行倉庫保衛戰，當時由第八十八師第524團團長謝晉元中校所率領的該團第1營死守與上海公共租界僅有一條蘇州河之隔的四行倉庫，作爲中方軍隊在撤退至上海西部郊區的過程中、對日軍的牽制。10月28日夜間，楊惠敏將一面12尺長的中華民國國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子軍服底下，冒着戰火危險，自公共租界出發成功泳渡蘇州河，並獲得謝晉元將軍的接見，將國旗送至四行倉庫。隨即，楊惠敏攜帶了一份四行倉庫守軍人員的名單，返回公共租界。當時名單上共有800個人名，因此被稱爲“八百壯士”，但事後證明這份名單是爲了戰時的保防需要而故意誇大，倉庫中實際上只有四百多名守軍。楊惠敏所送至的國旗隔天在四行倉庫屋頂升起，大大地鼓舞振奮了守軍士氣與隔岸觀戰的民衆，並獲得當時駐紮在租界內的世界各國媒體之讚揚。事後楊惠敏與謝晉元的事蹟被編寫入中華民國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中，使得他們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
國旗送到後，軍心大振，謝晉元親率軍官迎接。據楊惠敏回憶，當謝團長接旗時，他本人及周圍官兵均激動落淚。獻旗之後，謝晉元帶楊惠敏參觀倉庫，並看望受傷戰士。當看到戰士們躺在血泊中的慘況，楊惠敏大受觸動，遂向謝團長提出要一份守軍的名單，以便國民紀念。這讓謝晉元很爲難，一方面要嚴格對敵保密，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絕這位小勇士的一片丹心，於是他讓文書從原來第l營的名單中臨時抄了許多人名，做了一份假名單給了楊惠敏，此名單上的守軍數目比實際人數翻了一倍，約有800個名字，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
29日清晨，楊惠敏參加了守軍舉行的升旗儀式。當時守軍連根像樣的旗杆都沒有，就臨時找了兩根竹竿紮成旗杆，配上繩索。升旗儀式規模不大，只有約20餘人參加。升旗儀式結束後，楊惠敏卻不肯離開，表示要留在倉庫爲戰士們服務。但此時倉庫異常危險，據楊惠敏回憶，謝晉元親自開了側門，將她推了出去，並說“：我們永遠記得你，去呀，衝過去，跳下河!”因爲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蘇州河游回了對岸。楊惠敏回憶說，在跳河時，還有顆流彈從她身邊飛過。
上岸之後，楊惠敏得到了商會的接應，她馬上將名單交給了會長王曉籟，於是“八百壯士”死守倉庫的英勇事蹟便被宣揚開了。而楊惠敏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獻旗的壯舉，成爲名噪一時的傳奇人物。29日這天，她的事蹟和照片佔據了上海各大小報紙的頭條位置，《良友》畫報還把她作爲當期的封面人物。
1938年，由陽翰笙編劇、應雲衛導演的影片《八百壯士》問世，由袁牧之扮演謝晉元，著名影星陳波兒扮演楊惠敏。此時，楊惠敏更是出盡風頭，影片放映期間，她多次受邀作遊行宣傳。南京淪陷之後，楊惠敏被召往戰時首都漢口。在漢口她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受到宋美齡的召見。
作爲國民黨宣傳抗戰的“形象大使”，楊惠敏於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國紐約華沙鎮參加世界青年第二屆和平大會。在美國，楊惠敏在華僑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極大地宣傳了中國的抗戰。
會議結束後，中央財政部又電匯了500美元資助她繼續旅行，以宣揚國威。楊惠敏此後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餘國的邀請，約兩年內，巡迴發表演說達300餘次。“英雄之旅”之後，楊惠敏回到了重慶，又被國民黨多位要員接見，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甚至還安排楊惠敏在相關部門掛名，每月坐領乾薪500元。不久，宋美齡又一次召見了楊惠敏，勉勵她好好讀書，並交待教育部安排。
開始時，教育部安排楊惠敏到中央大學旁聽，可好景不長，據楊惠敏自己說是因爲她“太好動”，受不了這個第一學府的嚴規，所以後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於歌樂山的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就讀。但在這裏，楊惠敏也不安靜，後因參加學生運動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氣之下又想離開。一位美國僑胞幫楊惠敏辦好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手續與獎學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學的機會。
但是去美旅途遙遠，爲了湊路費，楊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財政部長孔祥熙向他申請政府資助。在戰時財政異常緊張的情況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張3000美元的支票給她，可見楊惠敏當時在國民黨內受關照的程度!拿到支票後，楊惠敏決定啓程前往香港，從那裏轉道去美國。出發前她又去拜見了宋美齡，向她辭行，宋美齡出於對青年人的愛護，還囑咐她“凡事應三思而行”。
就在楊惠敏在香港準備轉往美國之時，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留學計劃落空。楊惠敏只好化裝成小商販，夾在難民之中轉回大陸。她經廣東惠州赴曲江，在曲江縣得到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的收容。該委員會在曲江設有難民接待站，主任爲陳志皋。受命營救在港同胞。
陳志皋問楊能否接受祕密接運困滯香港的各界愛國人士回內地的任務。此時的楊惠敏充滿幻想，一心想投身驚險生活，再創輝煌，不加考慮地就答應了，隨後，按照陳志皋提供的名單，楊惠敏往返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營救在港人員，先後被她接回的要員有40餘人，如東吳大學教授吳經熊全家與國府主席林森的親屬等人。
在營救過程中，楊惠敏與一位軍統局香港站通訊員趙樂天認識並結伴同行。趙樂天當時一面爲軍統服務，一面在“跑單幫”，即可能是利用職務之便，在香港到曲江這條線路上做藥品等物資走私生意。趙樂天很快發現了楊惠敏的利用價值，又貪圖其青春年少，所以對她大獻殷勤，逐漸贏得了楊惠敏的芳心並與其同居。可以說，這一段時間楊惠敏被趙樂天利用，並被拉上了歧途。據楊自己回憶，她在轉運人員期間曾替趙樂天託運過兩批西藥回內地。
1942年，楊惠敏順利完成了三批愛國人士的援救工作，賑濟委員會對她進行了嘉獎，並擬對她進行妥善安排。據黃慕蘭(曾爲中共中央特科成員，從事黨的祕密戰線工作，後奉命脫黨，以民主人士身份爲中共工作，參與了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在自傳中回憶“，到1942年10月間，陳志皋怕楊惠敏在香港活動時間久了，難免會有暴露被捕的危險，就打電報祕密通知她即速回來，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隊去接替她。可楊惠敏卻抱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態度，堅持要在香港冒險繼續工作。”
楊惠敏1939年去重慶，因她獻旗有功，被教育部保送到樂山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就讀，後因參加學生運動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氣之下去了香港。其時她年僅18歲，充滿幻想，一心想投身驚險生活，再創輝煌。軍統香港站通訊員趙樂天一是貪圖她青春年少，二是發現她有愛虛榮的弱點，乃大獻殷勤，贏得她的芳心與之同居，拉着她邁上了歧途，成爲軍統外圍人員。
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楊惠敏及趙樂天奉命護送難胞。著名電影演員胡蝶潛離香港前，將歷年所置衣物、首飾和各種紀念品裝箱30餘口，委託楊惠敏帶往重慶。不料一個月後楊惠敏突從湖南來信，稱託運的行李均在廣東東江遇匪遭劫，胡蝶聞訊猶如五雷轟頂，整日以淚洗面，一病多日。
胡蝶與原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及青幫頭子杜月笙有交往，她到重慶後先借住在楊虎家，不免哭訴丟失行李之事，楊便請戴笠幫忙。戴笠早就對胡蝶垂涎已久，苦無門路，一聽說是她的事滿口應允，並將胡蝶夫婦接到自己的中山四路公館居住。胡蝶憂鬱成疾，又是他自告奮勇多方關照，承擔所有醫療費，並立即派人去湖南株洲，將楊惠敏、趙樂天一併拘捕，以飛機押解來渝。
但自初審起，楊惠敏就哭鬧不已，矢口否認偷盜胡蝶行李，並細說被劫經過，聲稱連她自己的衣物亦同時遭劫。因童子軍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創辦的，他很庇護楊惠敏，軍統不敢亂整她。提審趙樂天則毫不留情，刑訊之下他認罪畫押，卻又交待不出行李下落。戴笠大發雷霆，下令將楊、趙兩人關進看守所，說是找不回東西就長期監禁。他又乘機去恐嚇胡蝶說，現在楊惠敏已向戴季陶告狀，住在城內不安全，將胡蝶騙到“中美合作所”內的楊家山去住，最終將胡蝶霸佔。
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遷來重慶出版的《南京晚報》不知從何處聽到風聲，首先發表了題爲《胡蝶衣物遭劫楊惠敏涉嫌被捕》的消息。該報採訪部李主任還緊盯不放，追蹤採訪，獲知楊惠敏關在石灰市，又予報道，重慶全城爲之轟動，不少讀者爲她打抱不平。
此時戴笠一方面派人去給《南京晚報》打招呼，極盡威脅之能事，迫使該報沉默，不敢再發任何消息。另一方面他派人將楊惠敏祕密押往貴州息烽集中營囚禁，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前夕，社會上淡忘此事，他乃將楊惠敏提回重慶關在渣滓洞監獄。他還藉口防止串供，將趙樂天一直關在重慶未送貴州。
楊惠敏到底是不是盜竊犯呢?顯然她是冤枉的。
別人的話也許靠不住，惟據當年因違犯“紀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軍統重慶特區西郊工運小組長王仁德在1985年寫的材料說：“楊惠敏在渣滓洞經常沉默寡言，仰天長嘆，悲憤不已，十分憔悴。”“對於她的遭遇，在軍統內部，特別是在‘東南特訓班’、‘中美所特訓班’的江浙籍學員中曾激起不滿。故軍統廁所內，不斷髮現‘羊羔下獄，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請問青天’一類鳴不平句。局本部督察室主任廖華平既查不出書寫者，也不敢向戴笠呈報，只有偷偷派人用刀刮掉。但不久又出現‘人間不平事，沒有今天多’和‘不平則鳴’等話語。”
同時被囚禁在渣滓洞男牢的趙樂天，放風時也對王仁德訴苦說：“香港淪陷後局勢異常混亂，我們本想輕裝出逃，哪知胡蝶再三央求楊惠敏帶東西，我們不得已方答應。你想，幾十口皮箱在亂世中豈能掩人耳目?土匪豈能放過?連我們自己的東西也賠進去了，我們去找誰申訴?”
王仁德問趙樂天道：“那你受審期間爲何承認?”
“唉呀，”趙樂天嘆氣說：“戴老闆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我若不認賬哪能活到今天呢?況且一經定案，從此無人複審，我也就沒有翻供的機會了。”
楊惠敏此時雖與趙樂天同監關押，卻照舊難以聚首，可謂咫尺天涯。1946年春節，經王仁德說情，渣滓洞看守所長濮齊偉同意讓他們一道排演京劇，分隔多年的楊、趙兩人始初次面晤。楊惠敏感傷地說：“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幾次想自殺，只是死不瞑目。”一句話說得趙樂天流下淚來。
同年3月，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繼任者毛人鳳爲籠絡屬下人心，下令開釋楊、趙。而執行任務的特務並未講清原因，只說要將他們“轉移”。楊、趙擔心被“密裁”，死活不肯走，表示情願死在渣滓洞。來人不由分說，將他們銬着推進吉普車，旋即押進飛機，送到江蘇鎮江老家就地釋放，這時他們才得知魔頭戴笠已經摔死。劫後餘生同住幾日，薄情的趙樂天出走上海，拋棄了楊惠敏。
後據軍統司法處人員透露：楊惠敏一案早在1943年即已查明，斷定東西失盜並非她和趙樂天所爲。司法處簽呈戴笠，請予無罪釋放，他卻故意壓着不置可否。戴笠死後司法處再度提出處理意見，經毛人鳳首肯始獲解脫。如果戴笠未摔死，這樁冤案的結局如何，那就很難預料了。
楊惠敏在戰後跟隨着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與臺大體育系教授朱重明結婚，育有二子朱復圭與朱復轟。
她曾任職於臺北女師專(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金甌商職(今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與文化大學等學校。除此之外她也長年積極參與、宣傳童子軍活動及婦女救國運動。
楊惠敏1946年獲釋後，楊惠敏曾在江蘇鎮江老家與趙樂天同住了幾日，但後來據楊惠敏從家鄉寄給一位監友的信中透露，幾日後趙樂天出走上海，最終拋棄了楊惠敏。1949年，大陸解放，楊惠敏去了臺灣，定居臺北，已人近中年。在臺灣，她繼續受到國民黨高層照顧，而且曾經再獲蔣夫人召見。經介紹，她與年過花甲喪偶的臺灣大學體育系教授朱重明結合。
1967年楊惠敏出版了回憶錄《八百壯士與我》一書。1975年，中國電影公司開拍了影片《八百壯士》，內容大量採用了楊惠敏的回憶，由林青霞扮演楊惠敏。此片正式首映時，年邁的楊惠敏還親臨現場，以示對這段歷史的紀念。
1977年10月28日，楊惠敏在臺北不幸遇車禍，雖經搶救，保住了性命，但從此左半身不能動彈，連吃飯也困難。1980年2月，病牀上的楊惠敏又突發腦溢血中風，神志模糊，從此再沒有清醒過來，到1992年3月9日去世。
據其子回憶，楊惠敏至臺灣後絕口不提往事。直到上課時老師提醒，方知課文中的女童軍即爲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