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4月30日，英國商人安納斯脫61美查在上海創辦了一份名叫《申報》的報紙。美查是想用辦報紙賺點錢，來彌補做生意的損失，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辦成了中國第一份現代意義的報紙。
在這以後，特別是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各種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報紙的發達，催生了一種叫“記者”的職業出現。雖然現在記者總被笑稱“妓者”，可在民國時期，記者不但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豪邁，還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風骨。在面對生殺予奪的權貴軍閥時，不少記者更是以其鐵骨錚錚、毫不退縮的硬漢姿態出場，在新聞史上寫下極具光彩的一筆。
黃遠生與袁世凱的攻防戰
第一個應該被提到的民國記者必須是黃遠生。算起來，他從事新聞行業總共才3年多時間。用現在的眼光看，在新聞行業幹3年，基本上還是處於摸爬滾打階段的“新兵”。可就在這3年時間內，黃遠生創造了多項“第一”：他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他第一個使用“通訊”這種新聞題材並將之打造成中國新聞界的品牌，同時，他又是中國近現代新文學的首倡者之一……最後，他是中國第一位被暗殺的獨立記者。
黃遠生幹過很多牛逼事，其中最讓人念念不忘的當屬與袁世凱的“攻防戰”。
雖然從業只有短短3年時間，但靠着大量新聞通訊和時政評論，黃遠生在新聞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正在籌備稱帝的袁世凱所垂涎不已的。因此，袁世凱不顧黃遠生曾經尖銳地批評過自己，也要想方設法把他籠絡到旗下。此爲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少了一位勁敵，二是多了一位旗手，三是獲得禮賢下士的雅名。大約是1915年秋天，袁世凱下達聘令，“聘請”黃遠生擔任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這份報紙是袁世凱的御用報紙。
對於袁世凱這種近於“霸王硬上弓”的“聘請”，黃遠生雖然很反感，卻也不敢明言拒絕。誰想袁世凱得寸進尺，派人對黃遠生說，如果他寫文章鼓吹帝制，必將得到10萬元的潤筆費和部長職位。
錢和權，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東西。此時的黃遠生是何種心態，我們已經無從仔細揣摩。不過，在這之後，黃遠生的確寫出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對於帝制之意”的文章。
袁世凱不滿意，派人逼迫黃遠生重寫。這就把黃激怒了。9月3日，他離開北京來到上海，在途中寫出《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啓事》，明確表示反對帝制，與袁世凱公開決裂。到上海後，他又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連續9天刊登啓事，宣佈解除《亞細亞報》總撰述一職。
10月24日，黃遠生爲了躲避袁世凱及其黨羽的糾纏，遠走美國。不幸的是，作爲一名遠離黨派之爭的獨立記者，黃遠生不但抨擊袁世凱，而且也曾經多次批評國民黨，因此，這兩派都不待見他。當黃遠生來到舊金山後，由於當地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改組後的名稱)並不知道黃遠生與袁世凱決裂的消息，誤以爲是後者派他來美國鼓吹帝制，就派出刺客暗殺了黃遠生。
這一年，黃遠生年僅30歲。
順便說一下，該案到70多年後才水落石出。原來，是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打死了黃遠生。有證據顯示，林森有可能受到了孫中山的號令。
邵飄萍：槍斃也不要張作霖30萬元封口費
邵飄萍與黃遠生有頗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對新聞有着創造性的貢獻：後者創造了通訊這種體裁，後者把新聞採訪當成一門學科搬進了北京大學教室;他們都對同時期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進行過報道;他們都是無黨無派的獨立記者，沒有特殊的權力作爲後臺;他們對當權者的新聞監督都不留情面，十分尖銳;不幸的是，他們都死於非命，而且遇害時都相當年輕。黃遠生年僅30歲，邵飄萍也只有40歲。
邵飄萍非常擅長做採訪。當時擔任民國教育總長的湯爾和十分佩服邵飄萍的採訪技巧。他說邵飄萍的厲害就在於“使言者無所遁飾”，即採訪對象無法迴避和搪塞。湯認爲中國報業史上，真正能被稱爲是記者的只有兩人，一爲黃遠生，一爲邵飄萍。
這裏說一個邵飄萍採訪的小故事。1917年，時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和國務院總理的段祺瑞經常鬧矛盾，史稱“府院之爭”。爲了瞭解“府院之爭”的真相，邵飄萍決定去採訪當事人段祺瑞。這個採訪的艱鉅性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飄萍此前與段祺瑞素未謀面，沒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個“傳統”，不輕易接受記者採訪。但邵飄萍之所以敢於做出這個決定，也是有過權衡的。當時段祺瑞在“府院之爭”中佔了上風，應該是願意在報紙上發表見解。於是，邵飄萍選擇在一個深夜登門拜訪段祺瑞。果然，後者很欣然地接受了採訪，兩人暢談到次晨3點。邵飄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爭”的來龍去脈。
邵飄萍之死，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有着直接的關係。
邵飄萍對窮兵黷武的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毫無好感，一有機會就對其諷刺挖苦。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在其主編的《京報》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張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還親自寫了點評。張作霖的是：“一世之梟親離衆叛”。邵飄萍還退回張作霖的30萬元“封口費”，稱“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這可把張作霖氣得吹鬍子瞪眼。1926年，張作霖打敗馮玉祥，部下“狗肉將軍”張宗昌進入北京，發佈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邵飄萍。
在這種情況下，邵飄萍躲進位於東交民巷的蘇聯使館。張作霖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買通了一位叫張翰舉的文人，把邵飄萍騙了出來。旋即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的罪名將之“槍決”。
臨刑前，邵飄萍向圍觀人羣拱手笑說，“諸位免送!”一代報人就此飄零。
林白水：“罵”出來的盛名
前面說到“狗肉將軍”張宗昌，這個外號是著名記者林白水給送的。
完整的版本是，林白水曾經在報紙上把張宗昌諷刺爲魚肉百姓的“狗肉將軍”、遇上敵人就跑的“長腿將軍”。一來二去，“狗肉將軍”的名號就傳遍天下，以至於作家林語堂都寫過一篇文章《狗肉將軍回憶記》，該文收在1940年出版的《愛情與諷刺》一書中。
其實，張宗昌是不吃狗肉的。
在民國時期，林白水以“善罵”出名，而且，他罵過的官員下場都不妙：輕者被削去官職，重者鋃鐺入獄。
1917年，中國曾經發生一起津浦鐵路管理局租車舞弊的醜聞，導致局長王家儉受到調離崗位的處分。這還不能完事，最後，交通部長許世英也受到租車案的牽連，頂了個“用人失察”帽子被迫辭職。王家儉則遭到逮捕入獄。這件事情，就是林白水捅出來的。
當時的財政總長是留美博士陳錦濤。有一次，這位財政總長收受了五萬塊錢的賄賂，被林白水知道了，當即就發表到報紙上。陳錦濤很有自知之明，馬上到國務會議上坦白此事，“自請查辦”，並辭了職。可他還是沒有逃脫懲處，被地方廳抓捕，經法院審判，判了徒刑。後來蒙總統黎元洪特赦，才放了出來。
與記者生涯比，林白水的“罵史”更悠久。
1904年，慈禧太后籌辦70大壽，到處徵集賀聯。林白水便寫了一副對聯：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臺海，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裏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
1923年，林白水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趕豬運動》。文中，林白水將國會議員斥爲“豬仔”，將國會稱爲“豬仔國會”，還給衆議院院長吳景濂取了一個綽號，叫“吳大頭”。
總之，林白水的一生，是馳聘“罵”場的一生。不管是正襟危坐的各色政客，還是生殺予奪的各路軍閥，都被林白水罵得狗血噴頭，暗無天日。不過，林白水成名於“罵”，也最終栽倒於“罵”。
1926年4月，奉系軍閥張宗昌率軍入京。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編的《社會日報》上罵了張宗昌的手下潘復。怎麼罵的呢?林白水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腎囊”。怕別人不懂，林白水還在文中做了解釋：因其終日系在某軍閥之胯下，亦步亦趨，不離晷刻，有累於腎囊之累贅，終日懸於腿間也……
潘復是綠林好漢出身，行事沒有那麼多規矩，第二天就派北京憲兵司令王琦抓捕了林白水。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將林白水押至北京天橋南大道，槍斃。
此時，離邵飄萍被殺僅僅100天。人們便感言：萍水相逢百日間。
當然，作爲一名在新聞史上掛名的記者，林白水的本事絕不僅僅是“擅罵”。事實上，作爲中國第一位留學日本專門修習新聞的人，林白水這輩子辦了十多種報紙，影響都很大，如《公言報》、《新社會報》、《警鐘日報》等;而且開創性地使用白話文辦報，甚至一度使用“白話道人”爲筆名。1904年3月，陳獨秀以白話文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就深受林白水《杭州白話報》的影響。
由於林白水寫的文章通俗易懂，行文詼諧，很受讀者歡迎，當時的各大報紙紛紛轉載，“諸報無不以刊白水之文爲榮”。
張高峯：令蔣介石龍顏大怒的戰地記者
《大公報》是迄今爲止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1049年以前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大公報》走出了很多知名記者，如範長江、徐盈、子岡、呂德潤、高集、黎秀石、朱啓平等，張高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張高峯的成名作，是那篇描寫河南大饑荒的《豫災實錄》。
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這一年12月，張高峯被《大公報》派到河南任戰地記者。
從四川到河南要途徑陝西。張高峯在陝西靠近河南一帶，看到到處都是流浪的災民在沿街乞討。到了河南的地盤後，更是觸目驚心：這裏已經不是乞討了，隨處可見餓死在路旁的災民。有時候前面一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醒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1942年，河南遭遇了“水、旱、蝗、湯”四災，餓死了數百萬人。“水、旱、蝗”災好理解，什麼是“湯”災呢?“湯”災，是指國民黨統治河南的湯恩伯擾民之災。發生災難之後，湯恩伯的部隊不但不積極救災，反而趁火打劫，在災民的頭上雪上加霜。
如果僅僅是天災倒也罷了，張高峯在洛陽、豫西、豫東、淮陽等地調查發現，雖然河南發生巨大的災情，當地國民政府卻封鎖消息，不使之外露，也不向在重慶的中央政府報告。在此種情況下，蔣介石固執地認爲民間傳言河南“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是謠言，他根本就不信河南發生了災荒，因此，下令“河南的徵實徵購不得緩免”。這就導致了河南民衆在遭遇巨大天災的同時，遭遇了更加無情的“人禍”。
1943年1月17日，張高峯懷着義憤填膺的心情，把在河南葉縣採訪所得寫成通訊稿《飢餓的河南》，發到重慶《大公報》。編輯王芸生把題目改爲《豫災實錄》，發表於2月1日《大公報》。第二天，王芸生根據《豫災實錄》寫了一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一通訊一社評，經《大公報》刊發後，在重慶乃至於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蔣介石看到後勃然大怒，認爲該報道“危言聳聽，有礙抗戰”，當天就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這邊，湯恩伯氣急敗壞地以編造虛構的罪名將張高峯逮捕，並將他關押了半年，到1943年8月份才釋放。
彭子岡：新聞戰線上的“女劍客”
擷得鮮花蜜尚甜，
北城靜臥女中賢。
一支塞外江南筆，
無語情傷五六緣。
這首詩中的“女中賢”，寫的就是彭子岡。作爲民國時期屈指可數的幾位女記者之一，彭子岡以大量鮮活生動、有棱有角的通訊，成爲當時新聞戰線上的一名“女劍客”。
彭子岡是“文青”出身，中學時代就得到葉聖陶的賞識。1936年，她進入上海《婦女生活》雜誌社，擔任助理編輯，從此便與新聞事業有了21年的不解之緣。
作爲記者，彭子岡有着鮮明的個人特性。當她在重慶《大公報》做記者時，有一次要趕出去做採訪。因爲路途遠，時間緊，她跟同路的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公展商量，搭他的便車。潘公展開始滿口答應，後來卻爽約先走了。彭子岡當即就發飆了，“這樣當面承諾轉眼就不算數，盡說狂話，那以後他要向我們記者發表談話時，我們也當他‘狂話’報道好了。”
潘公展何等人物?他可是當時的重慶新聞文化界的“一霸”。《大公報》的總編輯見了他都得謙讓三分，恐怕也只有彭子岡，纔敢這樣不留情面地數落他。
後來，潘公展找了一個機會，爲這件事向彭子岡道了歉。
曾經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是一位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他有一個外號，叫“哈哈孔”，形容其行事左右逢源，不走極端。這個外號，據稱與彭子岡有關。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整個國家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難。這一年秋天，孔祥熙在一次集會上談起了營養運動。他饒有興致地說，“不用擔心中國糧食不足，只是人們吃得太多太浪費了，建議大家多吃糙米，那是含有維他命ABC多種營養的食品……”
就在孔祥熙說得正起勁的時候，彭子岡站起來打斷他的話，說，“這幾年，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老百姓節衣縮食，都是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孔院長，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聞界同仁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寬體胖，臉色紅潤，深得養生之道，可否請你繼續談一下養生之道?”
孔祥熙立即愣住了，他沒辦法回答，只能是打起了哈哈，“哈哈，哈哈，散會。”
“哈哈孔”從此成爲孔祥熙的外號。
龔德柏：雙槍鎮住國軍名將
民國記者多奇葩，龔德柏更是奇葩中的奇葩。
龔德柏是湖南人，少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在日本期間，他就幹起了記者的活兒，並潛心研究日本問題。1921年，他翻譯了兩本日本書籍《菊之根兮》和《蹇蹇錄》。龔德柏在序言中大膽預測，“中日必有一戰”。這時，與日軍佔領中國東三省還有10年。由此可見龔德柏驚人的預測能力。
龔德柏之成名，卻是因爲他的口無遮攔，什麼都敢說，以至於人稱“龔大炮”。順便說一下，孫中山也被人稱爲“孫大炮”。兩者在敢於說話方面，還真是可以“惺惺惜惺惺”。
當時，先後被暗殺的邵飄萍和史量纔在新聞界很受推崇，人們普遍認爲他們是爲了捍衛言論自由而死。但龔德柏不這麼想。他公開發表文章，說邵飄萍拿盧布，史量纔拿日元——這兩種行爲，都是當時非常犯大忌的事情。
不過，這與後來龔德柏罵孫科，還真是小巫見大巫。
1948年，國民政府曾經搞了一次“總統”選舉。程潛與孫科是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程潛是湖南人，與龔德柏是老鄉。老鄉當然要幫老鄉了。怎麼幫?罵。
那時候，龔德柏正好主持《救國日報》，掌握了輿論機器。於是他利用這種報人身份，在報上發表文章，指責孫科貪污受賄。這當然是莫須有的指控。大家知道，孫科是孫中山的後人，還是有點雅量，對於龔德柏的文章自然一笑置之。
可是龔德柏卻得寸進尺，在報紙上以百姓來信的方式說孫科玩女人，用黃片來招待外賓，還曾經因此事被孫中山打罵。這可不不得了了。兩位國軍名將：張發奎和薛嶽，當即率領60國大代表去砸報館。
張發奎和薛嶽是何許人也?前者是北伐戰爭時期大名鼎鼎的“鐵軍”創始人(葉挺是其部下)，官也做得很大，一路從集團軍總司令、兵團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方面軍司令官，一直做到到陸軍總司令。後者在抗戰期間有“戰神”之譽，發明的“天爐戰法”，消滅了大量日軍，美國總統杜魯門給他頒發了一塊自由勳章。
到了報館，國大代表們見人打人，見物砸物。報館裏的人也毫不含糊，舉起板凳椅子反抗。這時，張發奎和薛嶽準備上樓活捉龔德柏，卻突然被後者用雙槍指住——兩人頓時傻眼了。身經百戰的名將，就這樣被一名書生鎮住了。最後只能是罵罵咧咧幾句，打道回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