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關注各地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並且爲了穩定政治，每隔一兩年，要到全國各地出巡，檢查沿途地方的治理情況。從公元1751年到公元1784年，他曾經先後六次巡遊江南。後兩次南巡時，他已是七十開外的人了。
乾隆帝每次南巡，都把視察水利工程作爲一項重要內容。他在巡視淮河閘堰時，發現原有的土堤不安全，就下令添築魚鱗石岸，還親自畫出圖樣。有位地方官在奏摺裏提出的方案同他不謀而合，乾隆帝很高興，立即把他升了官。南巡要途經山東、江蘇、浙江三省，乾隆帝多次減除這三地的賦稅。他還參觀農田和織造機房，鼓勵農桑。這些做法，都體現了乾隆帝重視發展農業的一貫方針。
南巡所經之處，有岳飛、韓世忠、方孝孺、于謙等歷代先賢的陵墓和祠堂，乾隆帝總要特派官員前去致祭，他本人還出席了對大禹陵、周公廟、孔廟及明太祖陵的祭奠。江南地區讀書人很多，乾隆帝就宣佈增加所到地方的官學生名額，還破格賞賜六百多人進士及第的資格。對於沿途居住的退休老臣，乾隆帝給予特別的優待和禮遇，每次來迎駕，都要升一級官爵。乾隆帝用這些辦法，拉攏漢族讀書做官的人，籠絡人心。
然而，南巡又存在很大的弊端。乾隆帝每下江南的前一年，都要派出官員勘察路線，修橋鋪路，蓋建行宮。御道要求平直，不允許曲曲彎彎，操辦的地方官吏就乘機勒索沿途的百姓，稍不服從，就拆房子，平祖墳，還借整肅盜匪的名義把無辜的平民投進監牢。老百姓都敢怒而不敢言。
出巡的排場更是奢華得驚人。隨行的王公大臣、侍衛官員有兩千多人，水路上動用大船一千多艘，陸路上徵用乘馬六千匹、馬車四百輛、駱駝八百頭，徵調縴夫三千六百人、服役的民伕一萬人。從北京到杭州，興建了行宮三十所，沒有行宮的地方，就搭起黃布城和蒙古包氈房。凡是御駕經過的道路要灑水除塵，沿途三十里以內，地方官員一律穿上官服迎架，所有的紳士、讀書人、老年百姓都要到現場排隊跪拜。乾隆帝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顯示“盛世”的氣象。
地方官員和富商爲了討好皇上，挖空了心思。
他們在河道里安排龍舟燈舫，在岸上搭建綵棚，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中皇家隊伍要路過的地方，店鋪、民屋全都油漆一新。在鎮江城外用紅綠綢緞裝飾成一枚巨大的桃子，十多裏外就能望見，乾隆帝的御舟一到，突然煙火大發，巨桃開裂，桃子裏出現一個劇場，有好幾百名演員演戲。乾隆帝在揚州大虹園停留時，誇讚說：“這裏風景不錯，很像北京南海的‘瓊島春蔭’，就只少一座喇嘛塔。”
揚州官員聽見了，暗地買通太監取得圖樣，立即興工，一夜之間就添造出一座喇嘛白塔。這些操辦的官員、富商，都得到了乾隆帝的褒獎。
有個侍郎尹令一從江南迴來，上奏說：“陛下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帝就怒氣衝衝反問他：“你說民間疾苦，你具有指出什麼人疾苦?說怨聲載道，具體指出什麼人有怨言?”
還有個大學士程景伊，反對乾隆帝巡遊湖州。乾隆帝說：“朕去湖州不是遊玩，是去看那裏種桑養蠶。”程景伊沉痛地說：“皇上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沒有蠶桑了。老百姓元氣一傷，幾代都恢復不了呢!”
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爲直言而受到了處分。這一來，朝廷上下鋪張奢靡、獻媚取寵的風氣就越來越滋長了。
乾隆帝在位期間，清朝的國力曾達到高峯。當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國庫有七千萬兩以上的白銀儲備。然而到了乾隆末年，庫存只剩下了二百萬兩，這正是同乾隆帝的揮霍浪費分不開的。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造成了吏治的日益敗壞，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清王朝開始走上了由盛轉衰的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