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反腐，現代人常會把“制度建設”四字放在嘴邊。有人撰文，爲了讓文章更有說服力，又喜歡拿古代的事來做例證，動輒說中國傳統社會只講人治，所以，在反腐問題上，“制度建設”云云彷彿是一個極度稀缺的東西。
其實，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當然。
設計出一種監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員在監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春秋戰國時期的“御史”一職已兼有監察的職責，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爲專門的中央監察機構，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臺)，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刺史，並開先河，制定了監察法規《監御史九條》和《刺史六條》。此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日益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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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古代的監察之權來自於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從於鞏固皇權這一中心的。這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萬變不離其宗的一個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點，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個性，傳統王朝中最具“特點”和“個性”的，當屬朱元璋時代的監察官吏制度，像以下一些就是值得說說的：
設登聞鼓。“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這個鼓是專門鼓勵百姓擊鼓告狀的，爲了防止走過場，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裏負責，凡民間有冤情，而地方官員又不受理的，當事人可以擊登聞鼓，由御史帶着上奏。
設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級並不高，但權力很大，相當於欽差大臣，專門負責在各個地方巡視，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稟報，小事，則可以徑行處理。
設置特務機關。“檢校”、“錦衣衛”都是直接聽命於皇帝的特務人員，任何官員都在其偵聽、窺伺範圍之內，等於皇帝的超級耳目。特務機關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圖謀叛亂，但掌握其貪污不法的劣跡也會自然包含在內。
而在朱元璋創立的各項監察制度中，最有研究價值最耐人尋味的，當屬“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國傳統社會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稱是一個重大的制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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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載於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種刑法《大誥》中。這一制度的出臺，是因爲朱元璋在此之前，他頒佈的“嚴禁官吏下鄉”的命令沒有得到很好執行，所以，他下令，對“違旨下鄉，動擾於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壓良善的貪墨之吏，允許民間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領青壯年將其綁縛，押到京城去向皇權討個說法，辨清是非曲直，而且誰也不準截訪和阻擋，否則“其家族誅”。
官吏下鄉常常擾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許官吏下鄉，這樣一條法令當然是荒唐的。官員是否擾民，關鍵不在於是否下鄉，他不下鄉，難道就不會擾民害民了嗎?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對此就有激烈的抨擊，他說，官員不下鄉，則其對轄區內的地理形勢和風土人情必然懵懂無知，如何行政?不許官吏下鄉，那些喜歡偷懶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樂得以此爲藉口優哉遊哉，而想做事的官員卻被活生生束縛了手腳，簡直是因噎廢食!
沈家本的批評合情合理，如此一來，隨“嚴禁官吏下鄉”命令而來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難免會受到一些非議。首先，這一制度的無政府主義色彩非常濃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個人的主觀臆想基礎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對百姓來說，可操作性並不強，而且顯而易見，其風險是非常大的。雖然《大誥》中沒有明確，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證不實的話，對這些大膽的百姓如何處理，但考慮到歷代對所謂“誣告”懲處極爲嚴厲的常規，可以想像，任何一個百姓，在遵照聖旨拿獲害民官吏，綁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爲誰都明白，所謂“害民”與否，這個界定相當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間常常是各有各的標準，如果皇帝派人查證，雙方各執一詞怎麼辦?在官員權威對民間權利處於壓倒性優勢的條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說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無可忍，準備拿獲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須好好掂量一下，畢竟這是一件關係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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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是緣於上面一些因素，即使朱元璋下令不許截訪，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並未結出很好的果實。按照史籍記載，朱元璋的命令頒佈後，真正撞到了槍口上，被“刁民”拿獲的官吏不過區區兩三例而已。如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恣肆爲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壯拿獲赴京”，李添奇被斬趾，又有河北某縣主簿汪鐸等人“設計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名綁縛赴京”，汪鐸被處死。可以看出，就是這區區兩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罷了，由此也可證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並未能夠普遍而有效地實行。
如果缺乏相應的配套制度，單靠個人的拍拍腦袋就出臺政策，哪怕這個人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哪怕這個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難達初衷幾乎是一定的。不過，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衆力量來監督和懲治貪官污吏，畢竟是前無古人的嘗試，只要想想傳統社會官威積重難返的現實，那麼就不應該低估這一制度中蘊含着的深長的意義。只是這點制度突破的星火，限於歷史的主客觀條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勢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