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深秀，山西聞喜縣儀張村人。生於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歲成秀才，21歲中舉，榜列第三名經魁。1871年22歲，入京參加辛未(同治十年)科會試，未中。在京拜師求教，鑽研漢學，力主今文經，尤喜《公羊傳》。
1877——1878年(光緒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晉數省，出現了亢旱，尤以山西爲最。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文中雲：“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衆，大侵奇災，古所未見。”
山西發生如此嚴重的災荒，居於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紛紛捐獻銀兩，賑濟家鄉父老鄉親。也有許多人請假返回晉省，或探視家人，或加入賑災的行列，以儘自已的一份責任。1878年春，楊深秀毅然拋棄科舉考試，請假回鄉，團結官紳，興利除弊，組織賑災，此外還續修了《聞喜縣誌》。
當時聞喜縣令是陝西鳳翔的陳作哲。他熱烈歡迎楊深秀返鄉。楊深秀以舉人的身份，滿腹的學問，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員外郎的官職，受到官紳和鄉民的特別尊重，成爲在他們之中具有影響和號召力的領袖人物。
聞喜縣此次大棱中之賑災，歷時兩年，據光緒版的《聞喜縣誌》載：災民達至41500餘人。官紳前後捐銀，共21900兩。散放銀米23次。在官紳兩方的努力下，賑災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共救存15810戶，138730人。
災後，楊深秀、潘夢鳳、李潤之等在籍紳士，又共議減少鄉民的驛費負擔。
縣令陳作哲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建議。根據全省善後總局刊發的宮保曾公均減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計每糧銀一兩，只出錢200文即可。又議新規30餘條。蒙省府州各憲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緒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舉正直明事紳耆照新章辦理。是年夏收，“麥大熟，畝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愛。民間所生小兒，較往歲且多數倍。至是荒政而蕆事矣”。
1879年(光緒五年)晉撫曾國荃飭令重修《山西通志》，責令各縣先修縣誌。縣令陳作哲委託楊深秀主筆。半年之後，新縣誌終於修成。楊深秀此次續修《聞喜縣誌》，新創了《志》、《志補》、《志續》三種體例，共12卷。又於地形圖作一大改革，“廢黜八景，分列四圖，限以棋局文，參以羅經向”，每格縱橫爲10裏，較爲準確。
《志斟》是一種新體例，以舊志“沿革”爲例，於原文加以按語，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內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參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國、建置割並，隸屬山水雜地名，各欄簡言填之，“綱目發之，縱橫表之”，十分醒目。
《志補》，爲舊志所無，純爲新增。如《金石考》，在本縣範圍，分設朝代時期，臚列文物，言明出處，證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無，也是一種新創體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師》、《安陽》二志作參考。又如《星度考》亦舊志所無，以科學算法及實測代星野，又表列節氣時刻，皆十分新穎、準確。
《志續》則補充遺漏或續寫前志所無之人物傳記等。新增人物之傳記，亦簡而明。
“作志有三難：一日體例欲精則難;二日考據欲核則難，三日文章欲潔則難。”楊深秀於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難，續成縣誌，“其考據精確，文章雅練不具論，至其體例皆取諸前輩大師”。書成，呈於省憲，獲得好評，是諸縣誌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來山西主政。下車伊始，即大刀闊斧地革弊興利。楊深秀藉此契機，聯合地方紳士，向縣令朱光綬建議，爲振興大侵之後聞喜縣孱弱的文風，應永遠免除一項許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攤派。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這確屬一項弊政。這一建議，得到縣令朱光綬的全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禮”弊政。河東道臺江人鏡指示將楊深秀等人的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勒之於石。身上的公堂禮重負得以永遠免除，士子們無不拍手稱快。大侵之後，孱弱的文風得以迅速恢復、振興。勒石立碑之時，楊深秀應官紳所請，又專寫了一篇《以裏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短文，刻於正面。該文開始，先用一句話點出主旨：“古之爲政者，爲民興利而已。”一語道出古今人民的心聲，做官爲政的標準。該碑立於文廟牌樓前右側。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制文物。
曾國荃倡議重修《山西通志》，得到欽差閻敬銘的支持，特聘王軒主持山西通志局，後又加聘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
楊深秀於1880年應聘赴省城。當時，福建閩縣人王仁堪任山西學政。王仁堪特聘楊深秀爲太原府崇修書院山長。崇修書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館西小院，籌建於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開學。生童來自晉中各縣縣學優等生。
此外，楊深秀還擔任過省城令德堂書院的協講。
令德堂書院創建於1883年(光緒九年)。於通省擇諸生之高才者人內深造。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同爲全省士子之最高學府，其原址爲太原府署後之寶賢堂(今山西省實驗中學)，經張之洞奏準籌建，正式開辦於1884年5月(光緒十年四月)。晉陽書院山長王軒，被特聘爲令德堂書院之總校主講(山長)，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均被聘爲分校兼協講。楊深秀於兩書院中“講《尚書》，主今文家言，極高談雄辯之概，諸生課餘請業，竟委窮源循循無倦”。
19世紀80年代的山西已開始改變閉塞的風氣。張之洞於創立令德堂書院的同時，還下令購入南省出版的各種書籍。英人李提摩太以傳教、賑災爲名，進入山西，張之洞聘他爲顧問，設洋務局，展開建設。雖由於各種原因收效甚微，但總算開了風氣，所有這些都爲書院教學聯繫實際創造了一定條件。楊深秀於講經中，以春秋公羊學啓迪學生，“勿迷溺於時文”。時文即八股文。勿迷溺於此者，即要從八股文中走出來，學習改制立法。有這些都使學生受到一定影響。太原之劉友風，榆次之劉奮熙皆其高材生。劉奮熙以進士人仕後，兩袖清風，常以聖賢自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爲己任。劉友風“雖習舉子業，而究非專以舉子業爲心”，後編纂成《晉祠志》。二人皆有其師之遺風。
在光緒《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楊深秀也付出了辛勞，有重大貢獻。
修志的整個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總纂爲王軒，分纂爲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王軒日與楊篤、楊深秀諸人討論通志之體例，定爲六門。即：圖、譜、考略、記、錄等。6門又各詳分爲36類。此次修志在山西歷史上是空前的。楊深秀擔任《星度譜》2卷與《古蹟考》8卷之分纂任務。
楊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譜》利用了當時天文、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創見。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較高科學水平，也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古蹟考》載於《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內容是從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兩漢魏晉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國都及城邑之考證。旁及宮室、祠字，陵墓及寺觀等。《古蹟考》又爲《沿革譜》之姊妹篇。讀過王軒所纂之《沿革譜》，山西之古今沿革，瞭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簡明扼要。再讀過楊深秀《古蹟考》，山西各處古蹟名區，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層樓而覽無數之勝景。
1886年(光緒十二年)冬，楊深秀離並返京，到刑部銷假。1889年春，參加了會試，被取中貢士。接着參加殿試，被置於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楊深秀深爲“甲午之恥”而憤恨而深思，“無由申”之。
1897年山東發生了德國強佔膠東半島的嚴重事件，楊深秀被實授爲山西道監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極言改革。疏雲：
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爲加強了聯繫，參加領導了保國會和戊戌維新變法運動。變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請定國是，明賞罰，指出：夫古今爲政，未有東西未定，遊移兩可者。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佈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光緒帝根據此折，終於定下決心，向全國臣民下詔宣佈變法。此後，楊深秀每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或單獨上折，或聯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建議、方法或步驟等。這些建議多爲皇帝採納，轉成上諭頒行。在百餘天中，楊深秀共上奏摺計有17件之多。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變法遭到失敗。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說服董福祥軍反正，“動以忠義，俾救主上，反正，則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從容就捕。在獄中，他高風亮節，激昂慷慨，於壁上留詩三首，以大義激勵來者。其一雲：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聖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後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楊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後，即被押到宣武門外菜市口(西鶴年堂藥店附近)殺害，時年49歲。他與一同被殺的另外五人被合稱爲“戊戌六君子”。楊深秀自擔任御史以來，始終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在歷史關頭，爲民族大義而獻身。他深信：歷史的前進步伐決不會爲清廷反動勢力所阻擋。他堅信：後繼者一定會接踵而來。中華民族崇高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