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秦惠文王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秦惠文王是自秦孝公以來，又一位對秦國霸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對外的最大功績是兼併巴蜀、破壞合縱、削弱楚國;對內，其一是迅速穩定了“後秦孝公時代”的秦國政局，其二則是繼續保持了商鞅變法，避免步入楚國吳起變法那種“人亡而政熄”的局面。
而除掉商鞅，則是秦惠文王穩定政局、穩固王權的核心舉措，雖然有“卸磨殺驢”的嫌疑，但對秦國、對他自己而言，確實是很必要的動作。
變法對秦國是好事，但對其他人並不一定
中國古代的改革不少，但徹底成功者寥寥可數;而且變革的推動者往往還沒有好下場，運氣好的被打成平民，點子背的直接身首異處、全家遭殃，曾經幫明朝續命的張居正甚至還被從棺材裏挖出來鞭屍。
而商鞅(公孫鞅)則比較特殊。他的變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讓秦國一舉具備了左右戰國發展進程、改變中國古代歷史走向的力量，甚至還爲後世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模板。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爲：商鞅變法是古代最成功、爲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改革。
但是，有利於秦國的，並不意味着符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個人與政權的訴求，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一致的。商鞅變法得罪的，可不僅僅是被割走大量利益的貴族階層。
先說秦惠文王本人。姑且不說當初商鞅懲罰他老師的行爲，畢竟事實證明這個動作對促進變法的落實起到了關鍵作用，秦惠文王作爲受益者，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所謂功高震主，商鞅在前任君主手下所立的功勞越大，對新一任君主的威脅也就越強。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這已經不是私仇的問題，而是對君王權威赤裸裸的現實威脅。一般來說面對這種情況，頭腦清醒的功臣往往會急流勇退(比如後世的張良)，但被封爲商君、享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商鞅並捨不得眼前的權勢和富貴，活生生讓自己成爲了新任秦王的眼中釘、肉中刺。
商鞅變法對秦國傳統貴族的損害在此無需贅述，即使是從“農戰”政策中收益、改變了自己境地的普通老百姓，對商鞅也並非完全感恩戴德。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故吾教令，民之慾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
以上是《商君書》中的公孫鞅本人的言論，他的變法，就是要以嚴刑峻法，逼迫老百姓從事他們不願意乾的種地、打仗這兩件事，至於其他的諸如遊學、經商、投機倒把、殺人越貨、坑蒙拐騙、爲貴族當門客等相對輕鬆的門路，一律杜絕。
但是，人人生而追求相對安逸的生活，這是本性使然;商鞅要在短期內實現這麼大的改變，那只有一個辦法：殺戮。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哭號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後來秦國人不是非常適應這種制度、以至於“鄉邑大治，家給人足”了嗎?但這說到底都是被逼無奈，想象一下秦人的一生：成爲男丁後，就要登記在冊，閒時種地、戰時從軍，平時流汗、打仗丟命;而我們要知道，秦軍時常獲勝，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戰損，長平一戰就“損失殆半”;就算曆經九死一生，成功獲得了爵位，但如果下次表現不好，或者平日裏有了過錯，之前的功勞很容易被一筆勾銷，畢竟變法的原則是“輕賞重罰”。 (而女子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裏去，平時要織布，在戰時甚至要承擔運輸任務)
因此，商鞅變法確實讓秦國變強大了，也讓一部分人因功勞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但對大部分人而言，在變法之下，一生中的軌跡也就被徹底固定了：種地打仗，不死不休。
因此，商鞅得罪的並不僅僅是貴族階層，而是上至新君、下至百姓的秦國各階層。當秦孝公死後，商鞅也就完成了他的最大任務，不可避免的步入命中註定的絕境。
誰是變法的關鍵人物?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
作爲孤身來到秦國的外人，商鞅爲啥可以掌握生殺大權，不僅可以對老百姓舉起屠刀，甚至能削掉秦孝公親哥哥、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
這都來自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發佈求賢令：
“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從公元前359年開始變法，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在秦國可謂一人一下、萬人之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踐行他的法家治國理念，人擋殺人、佛擋殺佛;而商鞅本人，則是一個從魏國來到秦國的外國人，這是典型的“猛龍過江”。而這背後的最大推手，則是經常被我們忽視的秦孝公。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檣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軾的上述言論，雖然有失偏頗，但也點出了秦國變法中秦孝公的關鍵作用。正是得益於他的強勢掌控力，商鞅這位外來戶才能呼風喚雨、如願以償。
但新上位的年輕秦惠文王暫時並沒有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史書中稱權貴們乘機攻擊商鞅，但事實上，也許他們攻擊的是秦政呢?畢竟恢復到以前的貴族政治，讓他們躺着享受特權，纔是最理想狀態。如果他們趁機煽動老百姓，秦惠文王的位置也許就岌岌可危了，畢竟在秦孝公之前，秦國發生過多起國君被殺、被逐的案例。
因此，殺掉商鞅這位“權臣”，既可發泄貴族、百姓心中的怨氣，又能樹立起自己的威信、“騰籠換鳥”扶植自己的，對秦惠文王而言百利而無一害;況且，秦國變法的訣竅就在於法，只要法規和秦王在，變法就能推進，商鞅已經失去了他的最大價值，淪爲了最佳的替罪羊。
總之，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並不是由於私仇，而是政治家權衡利弊後做出的政治考量。當然，筆者這樣說，只是就事論事，並不是爲這種“卸磨殺驢”的行爲唱讚歌;封建體系下的數千年中，這種事件不斷上演，不能不說是人性與權力的悲哀。
不過，商鞅活着時已享受頂級榮華富貴，死後其法令仍然繼續保存，相對於其他同行而言，他的價值已經得到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