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唐太宗與頡利可汗是不是真的有過便橋訂盟?是不是號稱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有過訂立屈辱盟約的遭遇?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唐太宗即位之初與頡利可汗訂盟便橋不僅歷史上確有此事，而且要比電視劇《貞觀長歌》中的情節更加驚心動魄、曲折複雜。
唐高祖早有向突厥稱臣納貢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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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橋，即西渭橋，是唐朝時期渭河三橋之一，位於長安城西北、咸陽東南。此是進出長安的重要通道。唐太宗於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九日登基即位，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頡利可汗即率大軍兵臨便橋。突厥當時是北方強蕃，大軍兵臨城外，顯然來者不善，唐朝京師長安的安全面臨嚴峻考驗。對於這一突發緊急事件的態勢與處置，《資治通鑑》有這樣的記載：頡利可汗兵臨便橋當天，派心腹大將執失思力作爲使者入見“以觀虛實”。結果，執失思力遭到唐太宗的嚴詞苛責，被囚禁在門下省。隨後，唐太宗親自帶領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出長安城徑直到渭水之濱，“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當天，頡利前來“請和”，唐太宗下詔許之並隨即還宮。乙酉(三十日)，唐太宗又親往長安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結果，突厥引兵撤退。
按照《資治通鑑》的這一記載，雙方在較量對峙過程中，唐太宗痛斥頡利可汗及其來使以及頡利請和甚至“乞降”，儼然是唐太宗處於強勢地位。但是，從唐太宗個人的話語中，又不能不令人對雙方最後於便橋斬白馬而盟的過程產生諸多疑問。試看，當執失思力來告其可汗率大軍兵臨城下時，唐太宗這樣斥責他：“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唐太宗率六騎與頡利隔水而語時也是“責以負約”(《資治通鑑》、《舊唐書·太宗本紀》)。這顯然是說，在便橋結盟以前，雙方早就有了需要恪守的盟約。那麼，這一盟約是什麼呢?
根據前輩史學家陳寅恪、牛致功等人的研究，早在唐高祖李淵太原起兵的時候，爲了穩定後方，全力進軍長安、完成建唐大業，就和突厥締結了盟約。這一盟約的真實內容是李淵向突厥“稱臣”。隋末大亂，突厥崛起並日益強大，北方衆多割據者如隴西薛舉、馬邑劉武周、朔方樑師都、河西李軌、北平高開道等都向突厥“北面稱臣”，接受突厥的封號。此外，尚有劉季真、李(郭)子和、劉黑闥、宋金剛、苑君璋、張長遜等攀附突厥，引爲奧援，與之使者往來，關係密切。李淵起兵時，經過反覆權衡，清楚地意識到“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世”，所以也最終向其稱臣。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全歸可汗所有”，也就是滿足突厥的物質需求。李淵寫給突厥的信函中，爲了表達對突厥的尊重，不僅使用下級對上級的文書格式“啓”而不用“書”，而且表達了對突厥不吝千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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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他對突厥“自爲手啓，卑辭厚禮”乃至後來的“屈禮優容”、忍辱負重，都是因爲雙方已有盟約。到武德八年(625年)，由於全國局勢的好轉，李淵才理直氣壯地說了一句“以往我因天下未定，對其優厚，現今仍舊不能按照盟約各相安守，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的話。大唐建立之初與突厥訂立的盟約，雖然是向其稱臣，但李淵並不是甘願做突厥的附庸，而是爲謀求邊疆安定。當然，這要向突厥奉獻大量的金銀玉帛。事實上，唐朝建立之初，突厥幾乎年年進犯邊境，基本上也是爲了掠奪財物。突厥之物慾如願以償，也就往往會退兵。正是在雙方關係的這一態勢下，唐太宗纔會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的話。
既然雙方早有了這樣的盟約關係，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對突厥大軍壓境，同樣以“贈遺金帛”之方式求得突厥退兵，緩解京師軍事壓力，就沒有什麼難以理解了。
唐太宗爲何膽敢率六騎與頡利渭水議和
唐太宗爲了退突厥兵，除了賠款結盟就沒有想過使用武力嗎?看來不能簡單地這樣說。雙方議和以前“諸將爭請戰”，只是唐太宗沒有答應。唐朝人甚至還有一種說法，唐太宗在突厥大軍壓境之時，怒不可遏，想要與之決戰，是大將李靖建議他拿出城中全部庫府儲蓄向突厥求和(《通鑑考異》)。顯然，當時朝廷內部確實存在主戰的勢力，唐太宗自己也下令長孫無忌、李靖等在突厥的後路埋伏作爲策應。儘管戰端一起，未必像唐太宗所說“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但說明唐太宗還是作了應戰準備的。那麼，爲什麼沒有開戰而是結盟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話說就是：“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唐太宗擔心在這樣的形勢下倉促應戰，不僅損失更加慘重，而且還給以後處置突厥問題增加困難。這說明，唐太宗即位之初，經濟實力和政治局勢都無法確保他與突厥開戰，也就是說，剛剛即位的唐太宗認爲此時此刻他不具備開戰的資本。
那麼，爲什麼能夠達成和約呢?
用唐太宗的話說就是“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唐太宗還敏銳地注意到雙方在談判之時，只有頡利可汗獨在渭水之西，同他前來的部衆達官皆暗中與自己接觸。顯然突厥軍中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未必有決心開戰。唐朝一方沒有實力打，突厥一方沒有真心打，使用武力就顯得多此一舉了。這裏的問題是，唐太宗憑什麼能夠準確洞悉突厥上下志在“惟賄是求”?何以能夠在戰和兩端清楚地把握此番依靠結盟就可罷兵?仔細考察此事因果，頡利大軍兵臨便橋之日，所派心腹執失思力作爲使者入見唐太宗一節最爲重要。據《執失善光墓誌銘》透露，執失思力此番入見，並不是《資治通鑑》中所說“以觀虛實”，而是“入朝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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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失思力獻策的詳情沒有記載，但是唐太宗“嘉其誠節，取其謀效”，說明是接受了執失思力的建議。雖然舊史中記載唐太宗對執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將執失思力囚於門下省一事卻可圈可點。須知門下省是宰相官衙，並沒有禁囚場所，門下內省在宮城之內，位於太極殿側之左延明門外，門下外省在皇城之中衆多官衙的最北端，側鄰又有禁衛軍官衙，因此，這裏是安全的場所。此時門下省長官(侍中)是唐太宗剛剛提升的自己的親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隨唐太宗在便橋會見頡利可汗的六騎之一。我猜測，把執失思力“囚”於門下省，正是對肩負重大和祕密使命的執失思力的保護措施。
從便橋訂盟到生擒頡利可汗，事情接下來的進展就順理成章了。
由於執失思力的特殊使命和傳遞消息，使唐太宗得以有信心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前往便橋，先與頡利可汗隔渭水相望，又“獨與頡利臨水交言”(《舊唐書·突厥傳上》)。唐太宗要與頡利獨自交談時，宰相認爲太過輕敵，“扣馬固諫”，試圖勸阻。此時的唐太宗卻信心十足，他說：“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舉。”(《資治通鑑》)顯然，唐太宗“獨留與頡利語”，無疑是爲解決軍事危機、解除長安面臨的戰爭威脅祕密地討價還價。同樣是由於之前有執失思力的溝通，唐太宗清楚“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所以“卷甲韜戈，以金帛”，即以金帛換取突厥的退兵。唐太宗當天還宮，說明唐太宗和頡利可汗之間達成共識。最後，在八月三十日斬白馬盟於便橋以及頡利退兵，都是雙方盟議之後的結果。曾經專門研究過這一問題的牛致功先生就認爲：“在突厥大軍進逼渭水便橋時，太宗親自出馬，與頡利相會於陣前，雙方同意，議和罷兵。然後，頡利可汗遣使到唐帳中商談具體條件。談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還宮。”(《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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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這不僅是唐太宗以金帛換取平安向突厥屈服的一次訂盟，而且唐太宗是便橋訂盟的直接決策者和籌劃知情人。便橋訂盟事出有因，又確實情非得已。應該看到，唐太宗獻金訂盟、以盟求和，確實阻止了頡利可能的“放兵大掠”，使京師免遭浩劫。從後來的情況看，唐太宗也承認頡利可汗“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資治通鑑》)。但是，此舉恐並非出於唐太宗的本意，如同當年高祖李淵稱臣突厥使唐太宗“痛心疾首”一樣，便橋訂盟的屈辱也必然使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貞觀政要》)。果然，唐太宗奮發圖強，勵精圖治;內修政治，外撫四域，到貞觀四年(630年)就一舉生擒頡利可汗。唐太宗心繫民生，體恤百姓，對各族民衆“愛之如一”，得到各少數民族的共同擁戴，並被尊稱爲“天可汗”，真正享受到一代英主的無限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