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雖然回到英國，仍然自得於“帝師”的身份。每逢年節，他在門口升起滿洲國旗，穿上大清國一品服飾，在這座拍清宮戲絕佳的外景地呼朋喚友。
“我就喜歡你們看我不爽又無可奈何的樣子。”大清國第一外教莊士敦說。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據李慎之回憶，錢鍾書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曾被一位教授溫和地指出其論文“引據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錢鍾書深受刺激，由此重視博聞強記。這個指導教授正是溥儀的私人英語教師、蘇格蘭人莊士敦。據此說法，溥儀和錢鍾書應該師出同門，只是兩人學術做派小有分歧：大師兄躲在紫禁城裏不想出來，城外的師弟也沒想進去。
如果沒有1924年馮玉祥“北京政變”圍城逼宮，溥儀遠走滿洲，莊士敦黯然回國，也就沒有這段文壇佳話了。不過，據就職於倫敦東方學院的趙毅衡先生考辯，這段杏壇軼事是不存在的：其一，莊士敦就職於倫敦東方學院，而錢鍾書就讀於牛津，莊先生不可能越俎代庖跨校指導。其二，錢鍾書1935年9月到1937年6月在牛津，而從1935年下半年開始，莊士敦一直在亞洲遊歷。兩人要見面的話，只能在1937年。那時溥儀做了滿洲皇帝，國內學者罵聲一片。竭力維護溥儀的莊士敦開始討厭中國知識分子，不會對還是學生的錢鍾書青眼相加。其三，莊士敦不可能和風細雨地指導錢鍾書。他對皇上是老師，善慈致細;對平民則是駕校教師，非打即罵。
1931年，莊士敦應聘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於莊士敦而言，需要學院給予的薪金和教授身份;學院則希望除教學之外，以莊先生在中國積攢的名望和人脈，構建中英文化交流的橋樑。然而，請來的卻是一個只收錢不出貨的報廢售貨機。授課時，莊老師脾氣臭得像王致和，一言不合就開罵：“我怎麼教，他都沒有進步，這浪費了他的時間，也浪費了我的時間，更浪費了他爸的錢。”
後來他索性課堂也不去了，將工作轉包出去。他私下僱聘的代課教師，正是與他競崗失敗的前傳教士愛德華茲女士。莊士敦認爲學院就是他的養老院，爲了給學院造成這種認識，他竟然模仿癡呆老人無故走失。布里斯托大學歷史系教授Bickers講了一段軼事：“莊士敦經常莫名其妙地在大學裏消失，某次學期中突然消失，久久不歸。校方擔心他的安全，只能在《泰晤士報》刊登尋人廣告，才把他找回來。”
當個人認可的社會角色(即角色期待)發生改變，就會出現輕重不等的不適應。莊士敦回國後種種怪誕行爲即是典型。捲入中國現代進程重大政治文化事件，見慣大人物、大場面、大事件的莊士敦，屈尊於東方學院，勢必出現強烈的情緒波動和行爲衝突。這種被命名爲“老幹部離退休綜合徵”的心理障礙，只能靠自己主動適應角色改變，調整角色行爲，強行自我格式化。然而，莊先生選擇的是一意孤行：“你們，圖樣圖森破。”
終於，1935年發生了“學院政變”，被激怒的同事要將其逐出學院。不過，莊士敦運氣好，他的《紫禁城的黃昏》正好出版，風頭一時無兩。結果不但政變未遂，還續簽了三年合約。續約後莊士敦立即請假半年，說滿洲國大皇帝溥儀先生邀請他去長春敘舊，還說學校要找他不用登報，寫信即可，地址寫“滿洲新京皇宮大內長官轉”。學院擔心信件轉交的穩妥性，他說東方古國有句名言叫“是中國人就轉”，肯定能收到。
在長春與溥儀見面的同時，莊士敦還會晤了日本宣傳機構官員，促成了《紫禁城的黃昏》日文版發行。日文版中的“龍歸故里”一章，莊士敦將溥儀與日本軍方的私密聊天記錄大白於天下。這個無心之舉導致十年後在東京法庭上溥儀差點被判絞刑，急得辯解：“此人胡寫書，急着賣幾個錢。”
無論中英，在坑學生領域，莊老師做到了有教無類，一視同仁。然而，《紫禁城的黃昏》帶給莊士敦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他從稿費中拿出1600英鎊，買了位於蘇格蘭西部克雷格尼希湖上面積110萬平方米的“皇家之島”。他將中式風格裝飾的別墅房間命名爲“帝室”“威海衛室”“竹室”，陳列溥儀送給他的古玩、書畫、瓷器等，牆上則掛着溥儀賞賜的官服。每逢年節，他在門口升起滿洲國旗，穿上大清國一品服飾，在這座拍清宮戲絕佳的外景地呼朋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