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六十二歲即位的晉文公憑藉着多年的政治經驗和多年的流亡生涯，即位後就先燒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首先是安定人心，晉惠公的舊臣呂省和郄芮害怕遭到晉文公的報復，就想謀殺他。他們計劃放火燒他的宮室。寺人披聽到了他們的陰謀，想預告晉文公，但是文公拒絕讓他覲見，因爲他有曾經兩次刺殺文公的案底在。寺人披並不認爲自己有罪，他說，當年他要刺殺文公，完全是奉命行事，忠於主上。並提醒他，過去齊桓公沒有記恨管仲的一箭之仇。晉文公聽了，便寬恕了他。寺人披就揭露了呂省和郄芮的陰謀。
這樣，呂省和郄芮得知機事不官，就只好逃走，不久就被秦穆公俘獲並毫不留情地殺死了。
至此，晉文公下了一道命令，說惠公、懷公時的亂黨頭子全已清除，其餘概不追究。但原來支持過惠公、懷公的大臣們還是不敢相信，外面謠言很盛。文公正爲此事發愁，那個曾經挾帶他行李逃跑的管家來見他了。文公當然很生氣，見面就罵。但管家卻說：“像我這樣的人來見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現在外面謠言四起，說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車伕，在街上走幾圈，大家看到像我這樣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諒，那就不會擔心了。”重耳覺得有道理，照他的話去做，果然平息了謠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燒的第二把火是大封功臣。他從狄國接回季隗，從齊國接回齊姜，從秦國接回文贏(即懷嬴，因爲她原是晉懷公即公子圉之妻，故稱懷嬴;後改嫁重耳，做了晉文公之妻，故稱文嬴)，跟他逃難的那幫大臣各表功績，論功封賞。“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封爵。”賞賜的標準則是“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
百餘年後，晉國賢大夫叔向與上卿韓起談起文公流亡十九年卻能成功奪位的傳奇故事時，曾經做過一番精闢的論述。
叔向說：“我先君文公……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郄、狐、先以爲內主。”意思是說，晉文公的成功，首先有賴趙衰、狐偃、魏犨、賈佗這般親信隨從的悉力輔佐，流亡在外又得到了齊、宋、秦、楚等國的幫助，更關鍵的是在國內還有欒、郄、狐、先等大家族作爲內應。
這些人都是功臣啊。
其中文公的舅舅狐偃、連襟趙衰、以及魏武子(魏犨)三人的功勞最大，史學家公認。《史記》把先軫也稱爲“五賢士”之一，此人後來成爲晉楚大戰中晉軍的三軍元帥，聲名顯赫。但是，典籍中都沒有先軫伴隨文公出亡後的記載。只有“欒、郄、狐、先以爲內主”的說法，《水經注》引《古本竹書紀年》還說：“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狐毛與先軫御秦……退舍(三十里)。”可見，狐氏家族(不算狐偃)和先氏家族實際可能是晉文公在晉國內部的內應，秦穆公率軍送文公回國時，先軫還率軍阻擊秦軍，結果卻不戰先退三十里，加入了文公陣營。狐毛雖有隨文公出亡的記錄，但史書卻也沒有提起他在文公身邊有過什麼言行，反倒也有率軍御秦的說法。史載上的矛盾，很可能是史家弄錯了。
史載，這些功臣們一個個爭先表述自己的功勞，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賞他。
介之推心情鬱悶，又不願意表功，只好對着母親發牢騷說：“晉獻公有九個兒子，現在就剩下主公一個還在世。惠公、懷公沒有親人，國內外都厭棄他們。上天沒有斷絕晉國的後嗣，一定會有繼承爵位的君主。主持晉國祭祀的人，不是主公還能是誰?主公是上天立的，而那幾個人還都以爲是自己的功勞，這不是荒謬嗎?盜竊別人的錢財的人被叫做小偷，何況這些竊取上天功勞當作自己的功勞的人呢?下面的人現在在讚美他們的罪過，上面的人在獎勵他們的欺詐，上下相互欺騙，我難以和他們相處了。”
於是他帶着母親隱居山林。晉文公得知以後，派人四處尋找，但還是沒有找到，只得以綿上之田虛封介子推。民間還流傳着文公爲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燒山，介子推寧肯燒死也不願出面，結果與母親雙雙被焚的傳說。據說“寒食節”就是因爲悼念介子推。不過這種放火燒山的說法僅僅是民間傳說，史無所出。
後人皆以介之推賢，而說重耳忘恩。其實非也，縱觀介之推之功，僅僅夠得上那種“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最多能夠受次次賞。想當年重耳流浪在外，立這種功勞的又何止一人，介之推怎麼好意思當衆提他這點功勞?重耳記不起來也是自然。再說，用自己的肉給主子吃，這種人，我覺得還是敬而遠之爲好。這可能是重耳有意不提他的功勞的原因。
《呂氏春秋》說，介子推不肯受賞，出走前曾賦詩一首懸於宮門之上，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詩中將君主比作龍，五賢士比作五蛇，並以“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以鳴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說也不足爲信。介子推曾對其母說：“身欲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隱山林，那有何必作詩懸於宮門來爲自己鳴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記》中，這首詩就變成了“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也就是他的隨從所爲。介子推只怕僅僅是一個因爲封賞不公而退隱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時的一個普通隨從。如果史載介之推對母親所發的牢騷確有其事，那麼，這更加只能證明介之推根本不瞭解晉文公。他認爲，重耳得以繼位是上天的功勞，與五賢士無關，五賢士表功就是貪天之功，這顯然是不符合實情的。
相比起顛頡而言，介之推還算是幸運的。
顛頡應違反軍紀而被晉文公處決。
顛頡之死經過是這樣的：晉文公後來率軍攻滅了曹國，由於文公流亡時曾路過曹國，而且在曹國碰了丁子，所以破曹之後對曹人進行了報復。上到國君，下到兵卒，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惟獨對一個名叫僖負羈的曹國大夫善待有佳，命令全軍官兵誰都不許騷擾僖負羈及其家倦，理由是當年過曹時，曹國上下只有僖負羈對晉文公很好，還送了食盒和一塊玉璧給文公。顛頡和魏犨(魏武子)不滿，他倆都曾追隨晉文公流浪，可卻只得到了他二、三等的賞賜。魏犨倒還受賜繼承了魏氏家族的大宗，可顛頡於史冊中卻找不到顯赫的出生記錄，想是待遇不佳。二人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僖負羈的家給燒了。晉文公大怒，決定處死二人以正軍法，但最後處死的卻只有顛頡一人。並將顛頡的首級傳於三軍，三軍上下悚然。
那麼，文公爲什麼獨獨只殺顛頡一人呢?
根據《左傳》的解釋，晉文公只殺顛頡一人的理由是因爲魏犨乃勇將，捨不得殺。且不說此種說法對不對，不妨想一想，如果魏犨一同被處決，日後人們在談起晉文公的五賢士時還會否提及魏犨?顯然不會。若魏犨被殺，而再提他爲五賢士，這就意味晉文公只因賢士曾犯過縱火案這麼點不大不小的錯就殺死了與自己生死與共、同甘共苦的手足兄弟，這未免有辱君嚴。因違法而被殺的人本就不合“賢”的定義。顛頡在《僖公二十三年》還被列爲五士之一，百多年後的叔向卻絕口不提，更晚的《呂世春秋》、《史記》都不提，這反倒另人懷疑。因爲，後世將賈佗列入五賢士之一，但是賈佗直到晉文公的孫子晉靈公即位後纔有活動記載，這就越發奇怪了。即便賈佗確有隨文公出亡的事實，只怕當時也是一普通隨從，並非核心成員。由此可見，殺顛頡而不殺魏犨，是因爲一個是文公流亡時的核心成員，一個則不是，其親疏遠近決定了文公之所以一殺一舍。介之推顯然和顛頡一樣，都不在覈心成員之列。
這一次論功行賞在晉國歷史上意義重大。在晉獻公之時，國內公族被他一殺殆盡。而這一次受到文公獎勵的人從此躍居爲晉國的貴族。
重耳燒的第三把火是安定周王室。
這時的周襄王想趁着齊桓公剛死的大好機會重新樹立王室的威信，爲此做了許多事。比如寬赦當年召羣戎攻擊自己的弟弟子帶，把他從齊國請了回來，以彰顯寬厚仁義。鄭國伐滑，周襄王又出面干涉，跑來做和事佬。鄭國一旦尊奉王命，停止對小國的掠奪，那麼周襄王就能重樹天子的威信，也能讓諸侯對東周的能力刮目相看。可是周襄王的戲演砸了，鄭文公一心搞擴張，根本不由得周襄王擺佈，不但不接受東周的調停，反將兩名周使扣壓，以示對周襄王的警告。
鄭國無禮拘禁天子使臣，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了做着重樹天子威信大夢的周襄王的臉上。這記耳光打的周襄王龍顏大怒，於是他奮而興兵。樹不了仁義，只好樹武威，周襄王要採取軍事動作，以戰爭來說話。可是東周財竭民寡，力量不足，周襄王爲了湊齊一支大軍，竟然不惜借狄人之力。爲了得到狄人的大力支持，襄王與狄人聯姻，娶狄女隗氏爲王后。
沒有想到，這個隗後竟然是一個下流淫蕩的女人，嫁到東周沒多久就鬧出了紅杏出牆的緋聞。更麻煩的是，她相中的情人偏偏和當年召戎攻周的王弟子帶。王子帶本是周惠王中意的王位繼承人，但因爲齊桓公的干涉而無緣大位;周襄王即位後，他又勾結戎狄攻王;事敗之後逃往齊國，又得到了齊桓公的政治庇護;齊桓公本打算那他要脅周襄王，周襄王奮然不應，子帶只好在齊國待了十年，直至齊桓公死後才被赦免回朝。回朝後，子帶並不感覺王兄對自己的寬宏大量，依然賊心不死，與隗後私通，又與王朝內的親狄派大臣攪和在一起。周襄王大怒，廢黜了隗後。
這一來，原本想結交狄人做後援的周襄王，因廢后之事反而得罪並惹怒了狄人。
王子帶看見王兄怒廢隗後，樂不可支，以爲機會到了，馬上勾結了幾個親信，聯絡了狄人，又一次裏應外合攻擊周襄王。
狄軍大舉突襲東周，周軍措不及防，被打得大敗。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一批將帥拼死迎戰，但未能擋住狄軍的進攻，不是戰死即是被俘，首都很快就淪陷了。
狄軍攻克首都後，王子帶自立爲王，並迎娶了被王兄廢黜的隗後。周襄王本人卻早在首都失陷前就自顧自逃之夭夭了。
公元前635年，也就是文公即位的冬天，周襄王逃到了鄭國，鄭文公前不久才被周狄聯軍痛揍一頓，吃了大虧。如今自己的對手落魄來投，本可以趁機報復一下。但鄭文公沒有做這種落井下石之事。相反，理智的鄭文公更不願看到一個牢固的周狄聯盟出現在自己身旁，便摒棄前嫌安頓了周襄王，跟他一起謀畫對付子帶一夥。周襄王在鄭國主了下來，然後就向諸侯們寫信，言明自己當前的困境，請求幫助。沒想到的是，周襄王的求救信號發出後竟然沒得到多少人的迴應，諸侯只顧自己掠奪擴張，不問天子死活。有心介入此次事件的只有秦穆公和晉文公。
接到周襄王的求救，秦穆公第一個作出快速反映，派軍隊馬上出發，駐於黃河之畔準備迎納襄王。晉文公得知天子蒙塵，也不顧晉國剛剛安定下來，百廢待興，立即決定採取行動。特別是晉國大夫狐偃敏銳的意識到了問題的特殊性，向晉文公進言，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他的想法與晉文公非常一致。他迫切需要在諸侯中樹立威信，此次天賜良機，怎麼可能拱手讓給秦穆公?
秦穆公雖然動作更快，無奈秦的疆域只達河西，鞭長莫及，無法跨越晉國的勢力範圍，而晉國得地利之便，搶在秦穆公之前，發兵迎到了周襄王。公元前635，即晉文公二年，晉軍南下平定周王子帶之亂，子帶被殺，狄人敗退，護送周襄王回京城。周亂遂告平息，周襄王重歸首都復位。
爲了感謝晉文公的恩惠，周王把河內、陽樊等地區賞賜給了晉國。因此，文公名利雙收，不僅得到了天子賞賜的土地，而且在諸侯中樹立了威信，提高了晉國的地位。
三把火燒完，晉國一時間人才濟濟，君明臣和，上下同心，出現一幅嶄新的政治局面，晉文公開始了他的霸業之旅。
他首先擴大軍隊的編制，把晉軍分成五個軍，趙衰擔任新上軍的司令，胥嬰擔任新下軍的司令。獎勵軍功，首開以法制軍的先例。西周時期的軍事制度是“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軍隊在數量上是比較有限的。“師”爲軍隊的最高建制單位。軍事行動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範圍上較爲狹小，戰爭的勝利主要靠戰車的陣地會戰來取得，當一方的戰車兵被擊潰以後，真正的戰鬥就結束了。所以在較短的時間之內即可決定戰爭雙方的勝負歸屬。進入春秋後，“軍”級建制開始出現。隨着社會生產力等一系列社會條件的迅速發展，各國軍隊數量急劇增大。戰爭規模也越來越大，戰爭的方式從春秋中期起有了大的變化。晉國的軍隊編制正是適應這一時代潮流的。
繼而晉文公把目標瞄準了強大的楚國，要與楚國決一雌雄。爲了這個目標，晉文公先爭取宋國加盟，然後再攻打楚國的盟國曹國，爭取齊國、衛國、魯國，孤立楚國。在這次戰略性的進攻中，晉文公對當年曾經施惠於他的人都慷慨報答，對曾經羞辱過他的人也毫不客氣，這就是所謂的“救患報施”。
公元前633年(周襄王二十年)，宋國都城商丘被楚軍包圍。宋國向晉國告急，晉文公高度重視，他說：“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就是說，這一仗非打不可，打得贏打不贏，晉國都坐贏不輸。於是在作了充分的戰前動員之後，公元前632年初，晉文公率兵救宋，雙方在衛國的城濮擺開陣勢對壘。
雄心勃勃的楚國也想借此機會挫敗晉國而成就霸業，楚、晉之間的大戰一觸即發。當時，楚軍在大將子玉的統率之下，氣勢很盛，但是楚國對晉國的力量估計不足，楚成王太小氣晉文公了，只派了西廣、東宮和若敖氏三個部隊前來會戰。
而晉國除了高度重視之外，還聯合了秦、齊、宋等北方聯軍，同時晉文公又暗中與被楚打敗過的曹、衛約好，以幫助他們復國爲條件，換來了曹衛的加盟，同時也激怒了楚國大將子玉。
晉文公爲報答當年楚國在他流亡國外時的禮遇和款待，下令軍隊於戰前退避三舍(九十里)，兌現了他的諾言。本來，根據當時的慣例，一方是國君親臨戰場，另一方是以臣子作統帥的話，一旦國君退避，爲人臣者是不能追趕的。但楚國子玉一方面怒火攻心，一方面又立功心切，對晉軍的後退窮追不捨，這一舉動反過來激發起了晉國的士氣。晉軍後退又可疲憊楚軍，避開楚軍的銳氣。因此，晉文公“退避三舍”實際上反倒成了以退爲進的策略，實在是一箭雙鵰的高明之舉。楚軍以爲晉軍後退是懼戰的表現，一直追到城濮才駐紮下來。結果兩軍在城濮(今山東濮縣南)展開決戰。
晉軍主力有軍車700乘，每車按25人計算，總計約五萬二千餘人，由於晉國實行軍功制度，故而將士效命，同甘共苦，士氣旺盛;而楚軍主力主要是若敖氏，他們心高氣傲，個個驕橫。這樣對比之下，誰勝誰敗一目瞭然。《史記楚世家》記載，戰一役，晉軍縱火焚燒楚軍，“火數日不息”，不用說大敗楚軍。城濮一戰，晉國一戰而定輸贏。事後，晉國還向周天子獻俘。
楚軍失敗後，子玉畏罪自殺。晉文公聽到這一消息後，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說：“沒有人再能阻礙我了!”這次著名的城濮之戰，徹底阻止了楚國的向北攻略，此後，在晉楚爭霸的近百年間，楚國雖然幾度想打開進入中原的門戶，都未能如願。同時在北方，形成了以晉國爲核心的一個穩定的軍事集團。戰後的五月，晉文公廣發英雄貼，召集齊、魯、蔡、陳、鄭、莒以及周天子，舉行會盟。晉文公主持踐土之盟，成爲繼齊桓公之後的又一中原霸主。
公元前628年冬天，晉文公逝世，他兒子晉襄公即位。世上子不類父者多矣，那麼這位晉襄公能否承繼用父的雄風，保持其中原霸主之位呢?這是一個疑問。
